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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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世宁，西洋人。康熙中入直，高宗尤赏异。凡名马、珍禽、琪花、异草，辄命图之，无不奕奕如生。设『色』奇丽，非秉贞等所及。
根据美国历史学家大卫·蒙格罗的研究，自1552年至1800年，共有920名天主教耶稣会士的传教士到中国传教。
到中国传教的欧洲传教士，不仅将很多中国典籍带回欧洲，还带将多名中国人带去欧洲，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沈福宗和黄嘉略。
沈福宗是南京人。1681年，24岁的他追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couplet），从澳门出发前去欧洲，先后游历了荷兰、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国。他在欧洲皈依了天主教。根据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阿普尔顿（williamw。appleton）发表在《远东季刊》的一篇文章，在英国停留的两年时间里，沈福宗与英国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thomashyde）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还受到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jamesii）的召见。通过带去欧洲的儒家典籍如四书五经，以及他本人的言传身教，促进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沈福宗在欧洲游历了9年之久，在1691年的归国旅程中，他在非洲国家莫桑比克附近病逝，年仅34岁。
黄嘉略去欧洲时间比沈福宗略迟。他是福建人，父亲亦是一名天主教徒。1702年，23岁的黄嘉略跟随法国传教士梁宏仁（artusdelionne）前往法国。他最大的成就是在另一名法国人的协助下写成第一部《汉法字典》。
进入公元19世纪之后，来中国传教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日益增多，其中不少传教士对西方人认识中国产生很大影响，比如来自苏格兰的马礼逊，来自英国的戴德生、海班明与李提摩太，来自美国的裨治文与林乐知，以及来自德国的郭实腊等等。
在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前，传教士们的活动范围一般局限于香港、澳门及广州一带，在那之后，随着中国门户渐开，他们的足迹先是沿着海岸线由南至北行进，而后又由东至西，向中国的内陆突破。但也有传教士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前突破『政府』限制，冒险去了除广州之外的中国大陆的其他地方，比如德国传教士郭实腊。
在1831年至1833年间，郭实腊曾多次沿中国海岸线旅行，造访过厦门、宁波、上海等地，并将其旅行经历集结成册。在《南京条约》确定五口通商之后，这本册子对西方人发掘并掌握中国沿海的商机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作为对清朝『政府』封锁内陆政策的回应，1844年，郭实腊还建立了一所培训“本土传教士”的学校，4年内培训了50名中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很多历史著作中，他除了被称为传教士和汉学家，还被称为鸦片贩和间谍。
郭实腊提供的有关中国的信息让西方人充分认识到，清朝『政府』是“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者”（astrongprotectionist），而且，这种政策“导致了高昂的食品价格以及大量的走私”。平心而论，这个论断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人的入侵提供了正义『性』的理由。
除了效法清初之前来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们，通过将西方经典著作翻译成中文，将中国的经典著作翻译成西文，以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之外，他们有了三种新的发挥影响力的途径：开学校、办报刊和充当媒体的撰稿人。
比如，1818年，马礼逊在澳门创办了英华学院（anglo…chinesecollege）；1879年，施约瑟在上海创办圣约翰书院。再比如，1832年，马礼逊和裨治文共同创办了前文提到过的《中国丛报》；1868年，林乐知创办了《教会新报》，后来改名为《万国公报》。李提摩太则担任过广学会的总干事，出任过天津的《中国时报》的主笔。
传教士们对晚清社会现实的记录，是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的重要素材。当然，他们的记录通常也不乏谬误。比如1852年9月23日的《伦敦早报》引述郭实腊提供的信息说：“道光——乾隆侧室所生之子——以损害帝国合法继承人的方式登上天朝宝座（thecelestialthrone）。”
事实上，仅前半句话已有两处明显错漏：其一，道光皇帝的母亲喜塔腊氏——淑睿皇后——不但是嫡皇后，而且是清朝唯一生下皇帝的嫡皇后；其二，道光皇帝的父亲并非乾隆，而是嘉庆。只不过他不是长子，而是次子。
《伦敦早报》的这篇文章评论说，道光帝登上皇位的方式，与西西里国王曼弗雷德的方式相似。
曼弗雷德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亲生儿子，但他的母亲兰西亚并非腓特烈二世的合法妻子。神圣罗马帝国是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帝国，一度与罗马教会合作无间，极盛时期疆域包括近代的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捷克斯洛伐克、法国东部、荷兰和瑞士。
在11世纪至13世纪期间，因在争夺主教任命权一事上与罗马教皇发生激烈斗争，帝国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在帮助神圣罗马帝国对抗罗马教皇的过程中，曼弗雷德于1254年当上了西西里的摄政王。4年之后，利用年仅6岁的西西里国王康拉德去世的谣言，曼弗雷德直接加冕为西西里国王。
然而，道光皇帝登上宝座的过程，与曼弗雷德完全不同。如果《清史稿》的记载属实，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1799年5月14日），嘉庆帝“遵建储家法”，将次子旻宁（即未来道光帝）立为太子，并将建储诏书“缄藏鐍匣”。既然道光本就是帝国的合法继承人，他登上皇帝宝座实属顺理成章的事情，根本谈不上所谓的损害“帝国的合法继承人”的利益。
至于在中国的西方外交官，他们主要通过出版日记、书信和著作的方式，或者通过接受采访的形式，或者通过直接给媒体撰稿的方式，将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告诉西方人。他们对自己外交经历的记录——无论准确与否，以及他们对时局的判断——无论正确与否，都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中国。
前面提到的马嘎尔尼无疑是西方外交官中最重量级的人物之一。在他之后，另一位英国外交家阿默斯特勋爵于1816年访问中国，并再次体会到英国与中国在宫廷礼仪方面的冲突。
1818年4月25日出版的《悉尼公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阿默斯特勋爵中国行记》的文章。根据文章的记录，1816年2月9日，阿默斯特勋爵及其扈从乘坐“阿尔切斯特号”轮船离开朴茨茅斯港前往中国。作为英国的的特命大使，他的使命与马嘎尔尼相同，使英国与中国建立一种更令人满意的商贸关系。
他们一路经过马德拉岛、南非里约热内卢、非洲好望角、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诸港，在7月初的时候，终于触及中国的海岸线。而后，他们沿海北上，8月9日安全抵达渤海湾。然后，在清朝官员的引导下，阿默斯特一行前往北京。这篇文章写道：
清朝官员们在一路上用尽了一切办法，以让勋爵遵守满族人的叩头礼仪，但遭到了勋爵的抵制。他的理由与马嘎尔尼勋爵相同。勋爵表现出的尊重，在各个方面都与他的君主的尊严、国家的荣誉相符……1795年，荷兰人遵守了叩头礼仪。出于明显的理由，中国人十分渴望英国大使也遵守这个礼仪。为了让阿默斯特勋爵就范，威胁、谄媚、谎话连篇，清朝官员把各种招数都用了，但都是徒劳。
阿默斯特的这次出使再次以失败告终。
除了出使中国或者常驻中国的西方外交官，清朝官员，清朝派驻欧美国家的外交官员，以及与清朝有交往的其他国家的官员，比如日本或朝鲜的官员，都是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比如，我们将在后文看到，在甲午战争之后，美国记者就采访了当时的日本驻美大使慎一郎。
在中国的官员中，与西方媒体打交道比较多的是恭亲王奕䜣和李鸿章。这与他们二人的职务有关：奕䜣曾主管总理衙门——相当于清朝的外交部；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还曾担任过北洋通商大臣。我们可以在西方媒体对他们的报道中，看到晚清的改革努力、政治现实以及王朝末日的无奈。
中国的学者或革命家，以及研究中国的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是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的渠道。前者比如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等，后者比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第一位汉学教授卫三畏，以及东京『政府』大学（thegovernmentuniversityoftokyo）的教授罗克福德（clarkofrockfordiii）等。
在美国唐人街谋生的中国商人和苦力，也是西方媒体观察中国的渠道。从他们的反应中，我们能深切体会到政治与民生之间的关系。
19世纪初，清国脆弱的南方海疆不断遭到海盗、葡萄牙人和英国人的挑战。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清国地方官及海军『露』出了可怕的破绽。
第6章 海王星事件（）
海王星（theneptune）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一艘商船的名字。1807年2月24日，在广州，这艘商船上的一群水手与中国人起了冲突，结果一名中国人死于某位英国水手的棍棒之下，由此引发了一场外交危机。
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这起事件鲜被提及，但是，因为事件的特殊『性』，它可能成为我们探视晚清史的一扇窗口。
最早披『露』这起事件的，是一位居住在广州的美国人。在1807年的3月4日、3月6日、4月18日以及8月20日，他连续写了4封书信记载这起事件的进展。后来，这些书信中的大部分内容被刊登在美国的一家报纸上。再后来，刊登在美国报纸上的相关内容，以及通过别的渠道披『露』出来的内容，又刊登在欧洲国家及其殖民地创办的报刊上。因为信息渠道并不统一，又不断被转载，再加上编辑处理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的主观因素，久而久之，西方媒体及其他出版物对这起事件的细节的记载出现差别。
本书援引的书信内容，刊登在1808年5月15日出版的《悉尼公报》的第2版，以及1899年2月5日出版的《纽约时报》的第17版。
1807年3月4日的书信写道：“英国东印度公司卷入了大麻烦。在这家公司设在广州的工厂面前发生的一场不幸的争执中，他们的‘海王星号’轮船上的某位船员杀死了一个中国人。”
3月6日的书信写道：“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担心英国人与中国人的冲突加剧，因为一个中国人意外地死于一位英国水手的棒击之下。”
这两封信都没有说明英国人与中国人发生争执的原因。如果说那位中国人是否死于意外属于法律问题，那么，导致发生争执的原因则无疑是属于历史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贝尔根在1902年出版的《中国故事》一书中略有提及。书载，导致发生这起不幸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水手在广州遭到了一伙中国人戏弄，随后发生了一场混战”。
英国牛津大学在1926年出版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纪事：1635…1834》一书的记录则有所不同：
在发生争执的前一天，“伊利侯爵号”（themarquisofely）的水手被诱上了中国人的船，他们的随身财物被抢劫，并被剥光了抛入河中或岸上。乘务长将在河中的一些水手救起。有一名水手失踪，再也没见着。次日，所有船上的自由人（thelibertymen）都处于愤怒的情绪之中。“海王星号”上的水手们与当地乡民打了起来……
无论导致争执的直接原因是英国水手遭到中国人的嘲弄，还是中国人对英国水手进行抢劫并加以羞辱，只要西方报刊的记录与事实没有相差太远，那么，至少还有两个问题值得追问——
英国水手与中国人之间为什么会存在仇恨？这种仇恨是在怎样一种环境下被激化，从而导致这场争执的发生？
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之后，广州是唯一可与外国人通商的口岸。因为具有了垄断对外贸易的地位，广州的发展蒸蒸日上。与此同时，欧美各国的商人游客也纷至沓来，使它成为一座国际『性』都市。
根据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彼得·珀杜的研究，在18世纪60年代，抵达广州的外国商船平均每年只有20艘，到了19世纪40年代已经增长到300艘，每艘船载100人到150人不等，因此，在1760年至1840年期间，每年抵达广州的外国人的数量，从两三千人增加到三四万人。
若仅从人口数量上看，外国人只占广州人口——1800年已达80万——的极少部分，但是，因为语言、文化、『性』情、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太大，外国人极易与广州当地人或来自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发生矛盾。
在《中国的故事》一书中，19世纪的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贝尔根对英国人与中国人的关系有过一番描述：
尽管英国人在广州与中国人做生意，但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友爱或者友谊。中国商人不了解英国人做生意的方式，英国人也不想了解中国人的方式。英国东印度公司只关心挣钱，而且并非总是公平交易……中国人对待外国人则依据这样的信条：“这些洋夷就像野兽，不能用与统治文明的中国人一样的法则去统治他们。如果有人想用伟大的理『性』原则去控制他们，除了导致混『乱』，将别无效果。古代的帝王很清楚这一点，因而用暴政去统治夷人，因此，用暴政统治洋夷是正确的、最好的方式。”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水手的心理状况。在那个时代，远洋贸易船只往往要在海上航行数月之久。比如前文提到的例子，英国特使阿默斯特勋爵乘船从英国的朴茨茅斯港到中国的渤海湾用了整整半年的时间。在海上漂流的几个月中，水手们的活动范围十分狭小，而且必须无日无夜地工作，必须忍受很差的食物，比如压缩饼干就盐腌牛肉和猪肉。因此，一旦抵达目的地，水手们被长期压抑的情绪会往往集中爆发，他们常常会彼此之间，或者与当地人发生争吵，难以控制。
在这样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