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才郭嘉之三国重生-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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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嘉在曹操集团中的重要地位是无人可以替代的，甚至可以将曹操的戎马生涯按郭嘉之死分为前后两部分。生前郭嘉帮助曹操统一了北方：在曹操先后剿灭吕布、袁绍及其余部的战斗中，郭嘉居功至伟。郭嘉死后，曹操除在西北与马腾、韩遂等草寇型军阀的战争中取得一些战绩外，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境地。208年赤壁之战后，更留下一个天下三分的无奈结局。对此曹操本人亦深有体会，不然他不会在赤壁战败后的退却路上，发出这样一声孤猿泣血般的哀叹：“郭奉孝（郭嘉）在，不使孤至此。”
惜哉奉孝！痛哉奉孝！哀哉奉孝！
人物评说
一、择明主而事。
郭嘉从小胸怀大志，在二十岁时就已经敏锐的感觉到天下即将大乱，于是隐居以待时日，另一方面偷偷的和有才识之人保持交往。郭嘉最初出隐，是和田丰等北上依附当时势力最强大的袁绍。袁绍对郭嘉等人极为敬重，更是厚礼待之。但是数十日一过，郭嘉便看出袁绍优柔寡断，用人不善，非成大事之人，遂只有一人的毅然而去。恰逢曹操招贤纳士之时，荀彧，程昱共举郭嘉！曹操招见郭嘉，问计袁绍。郭嘉说出了着名的“十胜十败”之说，并献计乘袁绍攻击公孙瓒之时一举攻克吕布。这能使曹军扩大实力，又可以避免以后袁曹决战时，吕布从侧翼威胁曹军。曹操听完感叹道：“使孤成大事者，必此人也。”郭嘉对曹操的才能抱负更是留下了深刻印象。当他离开曹操营帐后，大喜过望的说；“真吾主也。”从此，郭嘉便当上了曹操参谋军事之官——军师祭酒。为曹操的四方征战出谋献策，忠心效力。
二、计吕刘而破。
二月，曹操便采纳郭嘉之谋出兵吕布。曹军先破彭城，再败吕布，最后大军围困下邳。而吕布却坚守下邳不出。曹操久攻不下，便思退军。郭嘉劝说曹操继续攻城，分析道；“吕布虽勇而无谋，现在其三战皆败，锐气已衰，三军将为首，将衰则军衰。陈宫有谋却反应迟钝。现在正应该乘吕布锐气未复，陈宫计谋未定之时，进军急攻，必能彻底打垮吕布。”曹操依计而行，一面攻城，一面决沂、泗之水灌淹下邳，同年十二月果然就攻克下邳，擒杀吕布，陈宫。建安四年，曹操派刘备去攻击进犯的袁术。郭嘉一听说就大吃一惊阻止道：“决不能让刘备率军而出，出则必反。”曹操后悔不已。刘备果然马上就杀了徐州刺史车胄，聚沛反曹。曹军两面受敌。曹操想迅速挥兵灭刘而向袁。众将却无一不怕袁绍乘机从背后攻来。曹操沉咛不决，又是郭嘉分析道：“袁绍向来优柔寡断，必不能迅速做出反应。刘备刚叛不久，众心未归，立足未稳，迅速进攻，其必败无疑。然后回师对付袁绍，这是改变决战前夕腹背受敌的最好机会，决不能失去。”曹操终于坚定信心，从官渡回师击刘，一战而破并“获其妻子”，擒其大将关羽，夺会了下邳。情况正如郭嘉所料，袁绍果然还没有作出反应，刘备以被击败。
三、离间二袁。
官渡之战后其二子，连战连捷。将领无不主张趁势彻底扫荡二袁。而郭嘉却力排众议，独建奇策。为曹操分析了二袁兄弟之见的矛盾，如果攻之则力合，缓之则必哄。建议曹操回军装做南向攻击刘表之势，“以待其变”。果然二袁为争夺地盘而大打出手。曹操乘机回军北攻各个击破。二袁一死一逃。因为郭嘉的妙计，这一仗赢的既轻松又顺利并大获全胜。
这时袁尚逃入乌恒，曹军将领都认为不值得为了袁尚而远攻乌恒，致使许昌空虚，为刘备偷袭。在众议一致的反对声中，郭嘉再次独具慧眼，精辟的分析了平乌恒之役的可行性和重大意义。郭嘉首先说出了征乌恒对巩固曹军刚攻占的黄河以北地区具有重大的意义。更说出了刘表，刘备之间的矛盾，指出刘表必不回让刘备偷袭许都。曹操从其言而迅速率军出征。郭嘉又进言兵贵神速，加以轻装前进，以奇攻之。果然曹军逼近到离乌恒君长所居柳城一百多里处，才被发现，结果张辽突阵，一战斩乌恒君长。袁尚又逃奔入辽东，辽东太守公孙康献其首级而降。曹操根据郭嘉的计策终于彻底平定北方，统一整个黄河流域！
四、君臣相知。
曹操几乎每次出征，郭嘉都是随从参谋军机，行军时以曹操是并肩而行，议事时也是和曹操同席而坐。每逢军国大事议论纷纷时，郭嘉的计策总是正确的，并且他的策略从无失算，真正达到了算无遗策。郭嘉向不遵守礼法，而以其超群的智谋被曹操重用，也只有曹操这种雄才大略，才敢于使用郭嘉这类藐视礼法的人。并把小己二十多岁的郭嘉引为“知己”。更是对年轻的郭嘉寄予了无限的希望，打算在平定天下之后，把身后的治国大事托付给郭嘉。当郭嘉因为病重卧床时，曹操不断派人探视，“问疾者交错。”当郭嘉病逝时，曹操亲至灵堂，悲痛万分。更有诗一般的精练的语言道出了自己的无限哀伤和惋惜：“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本传《傅子》）后更表奏朝廷说：“军祭酒郭嘉，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不幸短命，事业未终。追思嘉勋，实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户，并前千户。”
总结
郭嘉是曹操最喜爱也是最得力的谋士，其深具通晓事理，足智多谋的资质。应该说，曹操之所以用兵如神，“仿佛孙吴”。其中因为有郭嘉为其运筹帷幄，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用曹操的话来说。便是：“平定天下，谋功为高！”
历史评价
陈寿《三国志》：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才策谋略，世之奇士，虽清治德业，殊於荀攸，而筹画所料，是其伦也。
曹操：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唯奉孝为能知孤意。哀哉奉孝！惜哉奉孝！痛哉奉孝！
**：才识超群，足智多谋，出谋划策，功绩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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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三国时期的兵制（）
东汉末的集兵方式
西汉以征兵制为主要集兵制度。年满二十三岁的成年男子，要充当两年常备兵。一年为卫戍京师的卫士，或是屯戍边地的戍卒；一年为郡国地方兵，叫做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士（水军），接受军事训练，每年秋季定期检阅，称“都试”。刘秀建立东汉，值大乱之余，深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后汉书·光武纪》）；让百姓休养生息，事关皇朗统治的巩固。而且西汉末利用“都试”控制郡国地方兵起事者不乏其人，刘秀对此存有很大戒心。因此，削弱地方武备成了刘秀的一项既定政策。建武六年（30），“诏罢郡国都尉，并职太守”（《文献通考》卷150，兵二）。次年，又以“国有众军，并多精勇”为名，诏“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后汉书·光武纪》）。“自是无复都试之役”（《续汉书·百官志》），“都试”也取消了。终东汉之世，虽然征兵之制并未明令废止，不少地区往往复量地方兵和都尉官，但秦汉以来民间讲武的传统制度业已废弛，征兵之制渐趋衰落。
东汉征兵之制寖衰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应劲《汉官》：“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兴雷震，烟蒸电激，一切取办，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雀捕鹰鶁，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旅不振。”封建国家镇压力量的削弱，刺激了豪强地主私家武装的发展，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豪强地主在自己田庄中“缮五兵，习战射”（《四民月令》），从自己控制下的依附农民中挑选精壮，组织部曲私兵。豪强地主的部曲私兵既有补充封建国家镇压力量的职能，同时又使东汉社会酝酿着的分裂割据倾向加速发展。
汉制，“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续汉书·礼仪志》）。只有切实掌握“民数”，方能“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徐干《中论·民数》）。东汉末天下大乱，“四民流移，托身他乡，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三国志·魏志·陶谦传》注引《吴书》）。百姓流徙，居无定所，户口无法稽核，实行规范化的征兵制失去了依据。
秦汉时，郡县以下设乡、亭、里，具置乡官，“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续汉书·百官志》）。赖此健全的基层政权机构，政府方能顺利稽核户口，征发赋役。东汉末朝廷权力有名无实，豪强割据势力“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叙》）。基层政权机构解体，坞壁林立。坞壁是战乱中豪强地主控制下的民众结宗自保的一种经济军事结合体，具有相当的独立性，“阻兵守界”；不接受军阀割据政权所遣长吏；庇护壁民逃避征役，乃至军阀割据政权“发召一人，遂不可得”（《三国志·吴志·太史慈传》注引《江表传》）。军阀政权要削平境内林立的坞壁，重建听命于政府的基层政权机构，绝非易事，而没有一个健全的基层政权系统，就无法推行汉代那种规范化的征兵制度，因此，各军阀集团在激烈的角逐中，面对风云变幻，盛衰莫测的局势，莫不以眼前得失为转移，无暇顾及长远，从权采用募合、料简、收降等不规范的方式集兵。11《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董）卓。”《三国志·程昱传》：“昱收山泽亡命，得精兵数千人，乃引军与太祖会黎阳，讨袁谭、袁尚。”《三国志·董卓传》：“卓又吏吕布杀执金吾丁原，并其众，故京部兵权唯在卓。”《三国志·吴志·孙破虏讨逆传》：“（孙）坚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许人，与（朱）儁并力奋击，所向无前。”同传注引《江表传》：“（孙）策复就攻，大破（刘）■。。。策收得■兵二千卞人，船千艘，遂前进夏口攻黄祖。”《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时先主自有兵千寺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驹，又略得饥民数千人。”
世兵制度的形成
曹、孙、刘三个集团在创业的复杂斗争中，不得不和其他军阀集团一样，从权采用收降、募合、料简等办法补充自己的军队。魏、吴、蜀三国初具立国规模，鼎立局势日趋稳定之后，势必要建立规范化的集兵制度。由于三方政治、经济、军事及自然地理条件各有差异，采用的集兵制度也各不相同。蜀汉沿两汉之制，以征兵为主要集兵方式，辅之以募兵：魏、吴则以世兵制为主要集兵制度，以征、募制为辅。
世兵制度的含义，一是兵民分离（兵、民户籍各别），一是兵家终生为兵、父死子继、兄终弟及（非皇帝特准，不得改变其身份），形成一个以当兵为世业的职业兵阶层。
汉末三国的世兵制度，以曹魏士家制度最为典型。《三国志·魏志·辛毗传）：“文帝践阼。。帝欲迁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士家的子女称“士息”（《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士女’（《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士家有独立的户籍，须皇帝诏准，方能改变身份。《三国志·魏志·少帝纪》载帝褒扬合肥新城死节之士刘整、郑像诏：“今追赐整、像爵关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袭爵，如部曲将死事料。”除士名，即从士家的专门户籍上除名。又《晋书·王尼传》称士家子王尼“初为护军府军士，胡毋辅之与琅邪王澄、北地傅畅、中山刘舆、颍川荀邃、河东裴遐迭属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阳令曹掳请解之。掳等以制旨所及，不敢”。晋承魏制，足证曹魏士家解除士家身份须皇帝制诏。
曹魏士家制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曹操在经济崩溃，战乱不息的历史环境中创立基业，深知要巩固政权，并能支持长期统一战争，必须效法“秦人以急农兼天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足食足兵，二者不可偏废。承平时期，自耕农经济比较健全，小农户是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是实行征兵制的依凭；汉末大乱之后，自耕农经济调弊，小农户急待休养生息，无力负重。如果照搬汉代征兵制，继续以小农户为主体组织国家军队，势必对自耕农经济的恢复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危及曹氏统治的根本。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曹氏统治集团既要保障稳定可靠的兵源，又要保障稳定可靠的粮源，就不能不因时制宜，在人口编制上采取一些特殊措施。
春秋时，齐管仲治国，士、农、工、商均“群革而州处”，以便子承父业，“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国语·齐语》）。从而形成一种稳定的阶级秩序，达到安定社会，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的目的。管子治国取得了成功，成就了桓公的霸业。汉末三国的政治局势与春秋大国争霸的形势十分相似；加之大乱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