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梁家国五部曲-第2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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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中庸在《京城晚报》时的一个同事经常在私下里议论时局，还偷听重庆方面的广播，有一次和陆中庸一起喝茶时还劝他不要为日本人做事，国民政府早晚还会打回来，到那时戴个汉奸帽子实在是不值得。陆中庸考虑很久，最后决定行使一下“新民会”会员的职责，他向日本宪兵队举报了这件事，这位同事当即被捕。陆中庸本以为此事就算过去了，谁知日本宪兵队竟通知他去审讯室和那位同事对质，因为他拒不承认自己的反日言论。当陆中庸在审讯室里见到这位老同事的时候，他被吓得差点儿昏过去。老同事的双腿已经被老虎凳压断，他浑身是血，面目血肉模糊不可辨认，一个光着膀子的日本宪兵正在专心致志地用老虎钳把他的牙一颗一颗地拔下来……这件事对陆中庸刺激极深，平心而论，他和那个同事无冤无仇，甚至还是朋友，他只是想讨好日本人，并不想要老同事的命，谁知后果竟如此严重。陆中庸本是个胆小的人，内心里从来没想过和杀人的事沾边儿，他算是明白了，日本人干事就是这么认真，谁哪怕是口头上反对他们而并无实际行动，也敢要了人的命。后来陆中庸听说这位同事被宪兵队枪毙了，他当天就发起了高烧，在床上整整躺了一个星期。
如果说陆中庸以前为日本人做事是出于投机，那么通过这件事，陆中庸算是明白了，他不可能反抗日本人，他为日本人做事是出于恐惧，日本人太横了，惹不起啊。
陆中庸知道有很多人恨他，把他叫作汉奸，他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什么叫汉奸？都说吴三桂是个大汉奸，那林则徐算不算？一个汉人却做了满人的大官，怎么没人说他是汉奸？甚至还被说成是民族英雄。照陆中庸看，这两人的区别在于时间上，吴三桂投清早了些，老百姓的脑子还没转过弯来，他自然要多担些骂名，要是晚个几十年，吴三桂兴许就是国之栋梁。清朝入主中原，汉人一开始当然不大习惯，自然要折腾一下，喊喊反清复明的口号，一旦天下大势已定，汉族文人还不是争先恐后地应科举，入仕做官，见了满人皇帝也照样诚惶诚恐地三叩九拜，山呼万岁。世上的事儿就是这样，人嘴两张皮，当然是怎么说怎么有理，陆中庸才不怕别人的闲言碎语，如今既然是日本人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那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闹不好也像清朝入中原似的，二三百年就下来了，中日成了一家人，到那时还有汉奸一说吗？中国的老百姓啊，说到底就是眼皮子浅。再者说了，也不能排除有些人是出于嫉妒，“新民会”就这么好入？是个人就能参加？非也，日本人也要看看你的身份，是不是有头有脸儿，是不是栋梁之材。像什么拉洋车的、扛大个儿的、贩夫走卒、街头的乞丐、窑子里的“大茶壶”，想入“新民会”？门儿也没有，日本人可丢不起这个面子。
“广义轩”茶馆是陆中庸常来的地方，茶馆的楚掌柜知道陆中庸是《新民日报》的总编，日本人的红人儿，是个惹不起的主儿，于是一心想巴结他，便把靠窗户的那张桌子定为陆总编的专座儿，不管有多少客人，只要陆总编不在，那座儿永远空着。
陆中庸这两天正为写一篇文章而苦恼，听说在日本的北海道最近挖掘出一座古墓，出土了几个中国南宋时期的蛐蛐儿罐儿，上面还有彩绘的春宫图。陆中庸灵感忽至，打算写一篇关于中日两国友谊的文章，题目也起好了，叫作《逝去的战争》，听起来很刺激，其实他所说的战争是指远在唐宋时期中国诗人和日本和尚之间的蟋蟀之战，陆中庸以此来论证中日两国的友谊交往源远流长。
陆总编最近脑子不大好使，总像是一盆儿糨子，才写了几行字就卡壳了，怎么也理不出头绪来，正在抓耳搔腮，忽然听见身后有人问：“对不起，敢问这位可是陆中庸先生？”
陆中庸转过身来，见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中等个子，穿着一身做工考究、剪裁得体的藏青色三件套西装，系银灰色领带，头戴蓝色呢制礼帽，此人看打扮就是个有身份的人，陆中庸连忙站起来，双手抱拳道：“在下陆中庸，先生是……”
那男人自我介绍：“鄙人徐东平，在南京政府财政部供职，此次来北平是因为公事。”
陆中庸打量着对方：“南京财政部，您是汪先生的人？”
“在汪先生手下混碗饭吃，惭愧了。”化名为徐东平的徐金戈恭敬地鞠了个躬。
“哪里，哪里，徐先生过谦了，汪兆铭先生是当今伟人，是中国的一面旗帜，没有汪先生的努力，就没有今天中日亲善的局面，鄙人对汪先生是仰慕已久啊。”
徐金戈做了个手势道：“陆先生请坐，恕我冒昧，刚才我听到茶房称您为陆总编，便猜到您就是大名鼎鼎的陆中庸先生，我经常读您的文章，和您神交已久，很佩服先生的学问和文采，希望和您交个朋友，所以就忍不住贸然打扰了。”
陆中庸听得心里很是受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徐先生，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嘛，如有用得着陆某的地方，徐先生尽管吩咐。”
徐金戈招呼茶房撤去陆中庸的旧茶，换上最昂贵的武夷山“大红袍”，陆中庸道：“真不好意思，让徐先生破费了，改日我请您去‘全聚德’吃烤鸭。”
徐金戈说：“如今这年月，能享受一天是一天，以后怕是享受不到好日子了。”
“徐先生这话是怎么讲？似乎对时局很悲观呀。”
“陆先生，您难道不为时局担忧？别忘了，您和我这碗饭都是日本人给的，日本人要是不行了，我们也就完了。您听说了吗？俄国人已经逼近柏林了，如果不发生奇迹，希特勒先生恐怕是回天乏力。太平洋方面的战事也很糟糕，美国人的轰炸机已经直接轰炸东京了，据您看，日本人还能支撑多久？”
陆中庸淡淡一笑道：“此言差矣，徐先生大可不必悲观，您只看到了事物的一个方面，因此对时局的估计难免悲观，其实不然，对于中国来讲，眼下时局恰如在下的名字，中庸……”
“哦，愿闻其详。”
“事情是明摆着的，此次世界大战无非是两大阵营，同盟国对轴心国，这么说吧，不管欧洲和太平洋打得有多热闹，不管将来哪个阵营获胜，咱中国都是战胜国。您想想，重庆的蒋先生是同盟国一边的，而南京的汪先生则是轴心国一边的，他们两人都代表中国，都是政府，谁打赢了都是中国赢了，割地赔款的事断不会发生，胜者王侯败者寇，蒋汪两位先生各押各的宝，各下各的注，输了赢了是他们个人的事，可中国还是中国。汪先生的‘曲线救国’确是高招儿，蒋先生的‘抗战不到最后一刻，决不轻言牺牲’也是大有深意，就像大街上两个人打架，一个瘦小枯干，一个五大三粗，旁边还围着一群看热闹的。那瘦小枯干的主儿只要咬住牙坚持个两三回合，最好还被打得鼻青脸肿，这时就会有人看不下去了，您放心，好打抱不平的主儿什么时候都有，一旦有人挺身而出，得嘞，您就用不着打了，自然有人替您出气，关键是头几回合您得撑住，不然就没下面的戏了。这蒋委员长玩的就是这招儿，结果怎么样？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都卷进来了，蒋委员长倒踏实了，他不着急了，和日本人干脆进入了‘相持阶段’。高啊，真是高，蒋汪两位先生都是高人，联手玩了个‘中庸之道’，一下子把两大阵营都搁进去啦……”
陆中庸的高论听得徐金戈一阵犯愣，这种理论他还是头一次听说，真不知陆中庸是怎么想出来的。照他的意思，蒋汪两位先生可能是事先就设好了套儿，打算和世界上几大强国玩“过家家儿”的游戏，“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玩着玩着几大强国就掐起来了，蒋汪两位先生倒在一边看起了热闹。真是匪夷所思，难怪陆中庸愿意当汉奸，闹了半天他有自己的一套歪理，甚至认为自己也是这场“过家家儿”游戏的参与者，也在“曲线救国”。徐金戈很想一枪崩了陆中庸，这种人留着除了给中国人丢脸，别的什么用也没有，若不是行动计划的需要，徐金戈早就出手杀了他。
徐金戈放声大笑起来：“高论，高论，陆先生关于时局的高论果然是有见地，徐某受益匪浅，佩服，佩服，您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陆先生，咱们说定了，今天晚上我来做东，您可不许跟我抢，说什么也得给我个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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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口儿”是北平洋车夫们的行话，指商家或消费场所门外为等候客人的车夫们指定的地点。
第十三章（）
文三儿近来心情不大好，他认为这姓徐的是个丧门星，谁遇见他谁倒霉。他想躲开徐金戈，谁知徐金戈却像块猪皮鳔一样黏上了他，甩都甩不掉。
其实徐金戈对文三儿还是很客气的，他包了文三儿的车，出手也还大方，每天一块钱，条件是随叫随到。这比文三儿在大街上等散座儿不知强多少倍，这种好事要是搁在以前，文三儿早乐得蹦了起来。可这回文三儿的心情却很悲愤，他认为姓徐的小子是他前世的冤家，是专门找他麻烦来的，这是坟头上插路标——把人往死路上引。他徐金戈干的是刀尖上舔血的营生，连他妈的日本宪兵都敢杀，要是有一天看他文三儿不顺眼，杀他还不像捻个臭虫？从表面上看，徐金戈似乎脾气不错，对文三儿说话总是客客气气，可他越客气，文三儿心里就越发毛。
文三儿私下里承认，自己的确是个贱骨头，属叫驴的——轰着不走赶着走。伺候孙二爷时，孙二爷拿文三儿当条狗，呼来喝去，一不高兴就踹上一脚，文三儿却觉得很正常。无论什么事，一旦习惯了就成了常态。老韩头活着的时候总是这样打比方：别觉着穷日子难过，习惯就好了，这好比一个孩子刚生下来，您拿针扎他屁股一下试试，头一天准哭得死去活来，不是疼吗？没关系，您接着来，每天一下，连扎三个月，这孩子就习惯啦，他以为过日子就是这样，每天屁股上都要疼一下。要是您哪天忘了扎，这孩子闹不好又得哭起来，他觉得不对劲，还纳闷呢，心说过日子不是这样儿啊，屁股怎么不疼啦？老韩头说得没错，眼下文三儿就有点儿屁股不疼的感觉，他也觉得不对劲，徐金戈对他越客气，文三儿就越害怕，总有点儿大祸临头的恐惧。
文三儿闹不明白，这姓徐的近来竟然和陆中庸交上朋友，两人好得穿一条裤子，彼此称兄道弟，不分你我，幸亏两人都没老婆，不然真可能换老婆了。姓徐的出手阔绰，兜里似乎有花不完的钱。才不到两个礼拜的工夫，文三儿已经把北平有名的饭庄转了一圈儿，同和居、玉华台、鸿宾楼、*……这些饭庄的门口儿有几道台阶，有几棵树，文三儿都印在脑子里了，反正人家吃饭时文三儿总是蹲在门口儿。每次都是姓徐的搀着喝得烂醉的陆中庸从里面出来，吩咐文三儿将陆总编送回家去，他自己则另叫车走。
对陆中庸的家文三儿简直太熟悉了，陆中庸光棍一根儿，以前不是不想讨老婆，可他高不成低不就，脑子里总有个大家闺秀做样板儿，幻想着美人儿待月西厢，他变成张生爬墙头去幽会，可惜他运气不太好，一直没遇到过这种好事儿，因此婚事就耽搁下来了。陆中庸发迹前住在菜市口北半截胡同的一间小房子里，屋里又黑又潮，床上的被子从来不叠，脏得像油抹布，屋子里总有股腌酸菜的味道。唯一能表现陆中庸文人身份的，是一个小书架，上面散乱地堆着一些破烂的线装书和旧报刊。那时陆中庸的日子比文三儿也强不了多少，每次的车钱总是欠着，往往拖着拖着就赖掉了。文三儿吃过几次亏以后，对陆中庸也很警惕，陆中庸再坐他车时，文三儿坚决先讨车钱，不然绝不拉。
陆中庸发迹后住进了宽大的四合院，却从不邀请朋友上门做客，因此去过的人不多。那天文三儿把烂醉如泥的陆中庸背进卧室，恶狠狠地扔在床上，心说这会儿文爷要是给你几个嘴巴你也不知道。
文三儿环视陆中庸的客厅，只见清一色的红木家具，二十四史书柜旁是博物架，上面摆了不少生满绿锈的青铜器和古瓷器，花梨木条案上还像模像样地摆了个刀架，上面架着一把*。文三儿“呸”地吐了口唾沫，心里骂道，这孙子如今可真是鞋帮子改帽檐儿——一步登天了。
今天又是徐金戈请客，地点是西珠市口的丰泽园饭庄。文三儿将徐金戈送进饭庄，就想找个背风的地方眯一觉，凭经验估计，这顿饭局没俩钟头拿不下来，等这帮孙子吃饱喝足，你就进去背人吧，陆中庸不被放倒不算完。
文三儿发现对面墙根儿下蹲着几位老伙计，除了大裤衩子那来顺，还有东四“泰来”车行的尤二柱和小六子，住菜市口米市胡同的“李大砍”。看来这几位是在等散座儿，正晒着太阳聊得正欢，文三儿连忙凑了过去。
李大砍在和那来顺抬杠，两人争得面红耳赤，起因是那来顺在“广和剧院”蹭了一场戏，剧目是京剧名角儿谭子同挑大梁的《东皇庄》，那来顺“一担挑儿”＇1＇
的二大爷在广和戏院看大门儿，有了这点儿小职权，那来顺就经常溜进去蹭戏看。问题是那来顺每次蹭戏都是演了小半场后才能溜进去，虽白看了不少戏，可压根儿就没有看全过。《东皇庄》是一出新戏，说的是清末江洋大盗康小八落网的故事，那来顺没看前半场，可他照吹不误，俨然一副行家的口气，这时李大砍就不爱听了，两人便抬起杠来。
李大砍可不是一般人，他今年六十岁，倒退四十年，他在京城还算个人物，当年他是刑部狱押司刑房里的刽子手，干的是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