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梁家国五部曲-第3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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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宾们哄堂大笑，气氛热烈。
丁震天继续说：“好了，不卖关子了，这位姑娘是大家都熟悉的沈星云小姐，她要唱的歌是《梅娘曲》，在座的中国军官都熟悉这首歌。至于美国盟友就不见得知道了，不过，音乐是没有国界的，美国盟友们应该也会喜欢。下面有请沈小姐……”
身穿白色连衣裙的沈星云在掌声中出场了。
丁震天在钢琴上弹出前奏，大厅里立刻静了下来。
沈星云款款深情的歌声响起：
哥哥，你别忘了我呀，
我是你亲爱的梅娘，
你曾坐在我们家的窗上，
嚼着那鲜红的槟榔……
蔡继恒和赵湘竹都熟悉这首歌，这是聂耳在1935年为田汉的话剧《回春之曲》所作的插曲，话剧的故事背景是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一些南洋的爱国青年华侨回国参加抗战。剧中主人公高维汉在战争中负伤后，他的情人梅娘不顾父母的反对，只身从南洋赶回祖国，看到自己的心上人因受伤而昏迷不醒失去记忆时，她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唱出了这首歌。话剧《回春之曲》一经公演，立刻引起轰动，其插曲《梅娘曲》也在国内和海外华侨中广为流传。
蔡继恒多次听过王人美等人唱的《梅娘曲》，但没有引起他的关注。他认为那些当红歌手对这首歌的处理有问题，当时一些女歌手最流行的唱法，都是把歌曲处理得嗲声嗲气，极尽撒娇之态，听着很有些肉麻。抗战前出现的那些流行歌曲，像《桃花江是美人窝》、《何日君再来》等，都使蔡继恒这类的热血青年感到厌恶，他认为歌曲本身没有政治性，若是太平盛世唱唱倒也无所谓，但在强敌压境、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这些歌曲却表现出一种亡国之音，使人不由想起“隔江犹唱*花”的历史悲剧。
沈星云的歌声从一开始就紧紧抓住了蔡继恒，一声“哥哥”的呼唤，深情、简练地表现了梅娘见到昏迷不醒的情人时，内心充满痛苦与爱恋的心情。沈星云把这段歌词处理得情深意切，令人柔肠百转。
梅娘力图以回忆他们在南洋时的生活情景，唤起情人的记忆力……
我曾轻弹着吉他，
伴你慢声儿歌唱，
当我们在遥远的南洋。
哥哥，你别忘了我呀，
我是你亲爱的梅娘，
你曾坐在红河的岸旁，
我们祖宗流血的地方，
送我们的勇士还乡……
如诉如泣的歌声触动了蔡继恒内心深处一块柔软的区域。生活总是在不经意间留下许多痕迹，忧伤的，快乐的，感动的和铭心刻骨的，但不管哪种情愫，都会扰得人久久不能忘怀。在失去爱情的日子里，他竭力想忘掉往事带来的伤痛，可那些本以为能遗忘的人和事，却一件也没能忘记……
问世间情为何物？据说，五百年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所谓缘定三生，是指一切相遇都是前世注定，才有了今生不了之情。
他记得佛教传说中，佛的弟子阿难在出家前，邂逅一位美貌少女，只这么一次，就从此爱慕难舍。佛祖问他：“你有多喜欢那女子？”阿难回答：“愿化身为青石桥，受五百年风吹、五百年日晒、五百年雨淋，只求那少女从桥上走过。”
蔡继恒很想知道，阿难皈依佛门后，是否还记得当初的誓约？等到那美貌少女成为沧桑老妪时，他是否依旧情深不改？他也许可以为她化作石桥，经受一千五百年的风风雨雨，但如果他与那位女子成就了一段姻缘，又能否把一朝一夕的平淡日子，维持得情深意长？
多少情深如许的红男绿女，最终形同陌路；多少地老天荒的誓言，变成风中飞絮？那位情僧苏曼殊＇2＇
，一生中几次遁入佛门，却又始终不能斩断情缘。在他离去时，只留下八个字：一切有情，都无挂碍。可他真的顿悟了，放下了吗？
当年听到谭追梦死讯时，蔡继恒肝胆俱裂，痛苦得难以自拔，曾一度产生出家的念头。在滇池东岸的盘龙寺，一位方丈认为蔡继恒有些佛缘，便有意点化之。
方丈说：“花开是有情，花落是无意。来者是缘起，去者是缘灭。三千世界，每一天都会有擦肩，每一天都会有重逢，而修禅则无须刻意。施主若有悟性，也许就在回眸的刹那，恍然顿悟。任何的执著，都是烦恼，唯有放下，方能自在。”
是啊，放下当然好，可蔡继恒放不下，他无法斩断情缘，他忘不了逝去的情人，更放不下对国家的责任。在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之时，他怎么能放下一切，遁入空门，每日面对青灯古佛，过着晨钟暮鼓的日子？
过去的已经过去，该来的迟早会来，滚滚红尘中，唯有顺其自然，一切听凭心灵的召唤。
我不能和你同来，
我是那样的惆怅。
……
我为你违背了爹娘，
离开那遥远的南洋，
我预备用我的眼泪，
搽好你的创伤……
沈星云的歌声里分明有着一种情深意切的呼唤，“他自己知道……”蔡继恒当然知道，他能够听懂，不光是他，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听懂。这才是沈星云与众不同的地方，她敢爱就敢于当众表达，完全不顾世俗的干扰。
赵湘竹被歌声感动了，她对蔡继恒说：“唱得真好，这是真正从心底里流淌出来的歌，你还等什么呢？”
蔡继恒一步一步向前走去，大厅里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想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奇迹。
沈星云静静地站在那里，含情凝视着他，眼睛里充满了期待……
这时丁震天突然在键盘上弹出《欢乐颂》的主题，来宾们都愣了一下，但立刻就什么都明白了，大家随着节拍合唱起《欢乐颂》：
欢乐女神，圣洁美丽，
灿烂光芒照大地。
我们心中充满热情，
来到你的圣殿里。
……
蔡继恒在辉煌的合唱声中走到沈星云面前，两人几乎同时张开双臂，拥抱在一起……
你的力量能使人们
消除一切痕迹，
在你光辉照耀下面，
人们团结成兄弟……
＇1＇
1939年9月19日，波兰第18骑兵团在沃尔卡·威格洛瓦附近与纳粹德国的坦克集群发生一场遭遇战，上千名波兰骑兵高举马刀，英勇地向德国坦克集群发起进攻，在德国坦克的火炮、机枪及履带的碾压下，波兰骑兵遭受重大伤亡。
＇2＇
苏曼殊（1884～1918年），近代作家、诗人、翻译家。苏曼殊十几岁出家，但一生数次为情所困。他能诗擅画，通晓日文、英文、梵文等多种文字，在诗歌、小说等多种领域皆取得了成就，后人将其著作编成《曼殊全集》。作为革新派的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苏曼殊曾在《民报》、《新青年》等刊物上投稿，他的诗风别具一格，在当时影响甚大。
第十九章（）
蔡继刚终于接到军委会命他返回重庆的通知，他和沈光亚从西安搭乘运输机回到重庆。下了飞机后，他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徐永昌派车接回机关开会。
蔡继刚走进会场才被告知，这是一场高级别的战略研讨会，讨论的题目是《国军敌后战场的成败与得失》，由军令部长徐永昌主持会议。
蔡继刚心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研讨会？这位徐长官倒真是坐得住。
徐永昌是位老资格军人，无论从年龄或资历上都算是蔡继刚的长辈。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军界，凡是重量级的人物，大部分都有拖着辫子在清朝军队中服役的资历。徐永昌也不例外，他1898年进入武卫左军随营学堂读书时，蔡继刚还没有出生。武卫军的随营学堂相当于现代的初级军校，徐永昌在宣统三年毕业时，授副军校衔，相当于中尉军衔，他见习后被派往武卫左军左路前营左哨做副哨长，这个职务相当于副连长，那年蔡继刚才八岁。凡在军中服役，最重要的是资历，哪个国家的军队都是如此，但中国军队的特点是，只要有了资历，哪怕没有能力也没关系，资历就是一切。
以蔡继刚的眼光看，大清国的军队简直不算军队，一百多年来就没打过任何漂亮仗。它的随营学堂更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哪里算得上是军校？这种落后的军事教育是时代造成的，对老一代军人当然不可苛求。但可怕的是，在战争中，与我们作战的对象是一支现代化军队，他们的作战能力超过我们几十倍，面对这样的强敌，我们的国力和军人素质本来就处于下风，这还不算，最要命的是，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却掌握在这些老军人手里，他们没有受过现代军事教育，头脑僵化，固步自封，完全不懂现代化战争。这些将军有可能人品正派，甚至德高望重，但这些优良品质不应是可以统帅军队的理由。所以，中国军队的指挥体系除了打败仗，不可能有任何作为。
徐永昌对蔡继刚一直很客气，他当着别人的面总是称蔡继刚的字“云鹤”，而单独相处时，则亲切地称他为“小蔡”，这很能表现出老一代军人虚怀若谷的气度。
徐永昌一见蔡继刚就大声说：“云鹤，你来得正好，都说你有战略思维，又有美国军校的背景，大家都等着听你的高见呢。”
蔡继刚发现，与会者多数都认识，这些人虽然都佩着将官军衔，但大部分不是独当一面的军事主官，而是各战区司令部的高参、高级幕僚之类的将官，这类人从没带过兵，更无实战经验，但纸上谈兵却都头头是道。
蔡继刚站起来向大家敬礼道：“对不起，各位长官，我刚从前线回来，没有准备，只是看了看今天讨论的题目，既然徐长官点了我的将，那就恭敬不如从命，我就这个题目简单谈谈看法。另外，也希望各位长官能和我一起探讨，形成互动，就算观点不能统一也无妨。”
徐永昌插话道：“刚才大家讨论到，此次豫中会战的失利，虽然有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我战区主官指挥失当等原因，但也暴露了我统帅部对广大敌后战场重视不够，只关注正面战场的失误。云鹤，你以为如何？”
蔡继刚坐下说：“我同意这种看法，但需要更正一下，应该说我统帅部在抗战初期，对开辟敌后战场还是相当重视的。1938年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召开时，委座就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当时我军滞留在敌后的兵力已达30个师，主要活动在豫北、冀南、冀中、山西太行山和冀察等地；华东的鲁西北、鲁南的泰沂山区、苏北和苏浙赣交界靠近交通线的山区。南岳会议后，我统帅部又向敌后战场陆续增派了30个师，如果加上地方部队，我军在抗战中、前期，留在敌后战场的部队共计超过100万人，这怎么能说不重视呢？”
二战区少将高参彭述桐立刻表示赞同：“我同意云鹤兄的观点，至少我们二战区一直在坚持敌后作战。太原失守后，阎长官将原行政区划分为七个游击区，后调整为六个，分别以卫立煌第14集团军、中共第18集团军和晋绥军为核心，组成南、东、北三路军，分别建立起中条山及吕梁山、太行山、晋西北山区三个战略游击根据地。当时第18集团军只占据了太行山晋冀豫三省交界的一部分，而太行山东南部一直在我们手里。另外，卫立煌部的中条山、太岳山根据地虽属一战区直辖，但也在山西境内。从作战效果上看，战争中、前期我敌后部队的战绩相当突出，中条山根据地曾连续13次抵御住日军的重兵围攻，直到1941年5月才失守。而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则一直坚持到1943年才被迫放弃。除此之外，我军控制的还有吕梁山、恒山等根据地……不过，1943年以后，除吕梁山还在坚守外，我军其余的根据地都基本失守。”
来自九战区的少将高参石敬源也发言：“我九战区以大云山、九宫山、岷山、庐山为根据地，在前后三次长沙会战中，协助国军主力将汨罗河南北公路及湖南境内公路全部破坏，使敌人重炮、坦克、卡车等皆不能通行，应该说，九战区的敌后将士在三次长沙会战中功不可没。”
徐永昌插言道：“诸位，我看还是多听听云鹤的分析吧。云鹤啊，我有个问题，现在有这么种说法，到目前为止，整个抗战分为两个战场，我军在正面战场作战抗敌，而敌后战场是中共武装在苦苦支撑，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蔡继刚有些踌躇，这个问题比较敏感，鉴于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怎样说也不会使所有人都满意。政治上的歧见一旦遇到军事问题，就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很少有人会跳出本身的政治立场去考虑问题。
蔡继刚斟酌着词句说：“现在的事实是，在抗战中、前期，国共两党都在敌后致力于建设抗日根据地，但很遗憾，结果却很不一样：我军的敌后根据地，到1943年左右基本上都丧失了，一百万的敌后游击武装也差不多损失殆尽；而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却扩展到十余省，其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几万人，发展到近百万人。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样是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两者的结局为什么会如此不同？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可以探讨的话题，如果搞清楚这一点，会对我军当前制订战略战术方案起到一个不错的警示作用。”
“哦，你可以先谈谈自己的看法嘛，对共产党的问题，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们只谈军事，不谈政治，今天的会议不过是学术性的探讨嘛。”徐永昌鼓励道。
蔡继刚下了决心：“好，那我就斗胆谈谈我的看法。我认为，在坚持敌后游击战方面，我军的战略指导思想有一些失误，虽然蒋委员长在抗战初期就提出过‘游击战高于正规战’的口号，但我各根据地的部队，其主导思想仍然是为正面战场服务，这样必然导致其作战自由度的降低。而与此相反，中共军队却一直在进行‘独立自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