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梁家国五部曲-第3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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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一听这些，火又撞上脑门，他挂上电话，命令给九战区发电报：“第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和第4军军长张德能立即回重庆，向军委会汇报长沙作战经过。”

　　　　委员长动了雷霆之怒，赵子立和张德能哪敢怠慢？两人诚惶诚恐地赶到陪都重庆，刚下了飞机就被军法执行总监部派来的宪兵逮捕。蒋介石的怒火仍没有平息，长沙失守的责任是一定要有人承担的，选择谁当这个倒霉蛋呢？

　　　　没过几天，军事法庭就开庭了，赵子立事先打出的电话终于收到效果。军事法庭认为：在长沙作战中，战区参谋长赵子立被第4军军长张德能架空，未能行使指挥权，因此赵子立不负长沙失守之责任，予以无罪释放。

　　　　既然赵子立被宣布无罪，那么有罪的就只有张德能了，于是长沙失守的责任便理所当然地落在倒霉的张德能头上。军事法庭的结论是：第4军军长张德能指挥失当，临阵脱逃，对长沙失守负有不可推托的责任，罪不可恕，对第4军军长张德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当张德能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传到第九战区各级指挥部时，军官们都面面相觑，噤若寒蝉。在衡阳督战的蔡继刚也吃了一惊，他没想到张德能会判死刑。平心而论，张德能不听劝阻，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导致指挥上严重失误，这是没有异议的，但这只是犯了战术上的严重错误，罪不该死。听90师逃出来的官兵说，张德能在102师撤走后，仍然和90师残余的部队坚守在岳麓山阵地，直到大势已去，岳麓山主峰已被占领的情况下才突围撤离。

　　　　军事法庭的结论实在不靠谱，如果他真的要临阵脱逃，当初就随着102师向南跑了，何必还进入炮火连天的岳麓山阵地，坚守到最后一刻？

　　　　张德能的死，让整个第九战区，尤其是第4军的官兵们备感心寒。如果张德能都被判了死刑，那么在豫中会战中损兵折将、临阵脱逃的蒋鼎文又该当何罪？张德能的罪过难道比蒋鼎文还大？事实上，蒋鼎文只被撤职了事，没有受到更严重的惩罚。

　　　　蒋委员长的脾气谁也说不清，这位老爷子有时很情绪化，他心情的好坏经常影响决策，甚至影响历史的走向，让部下们毫无规律可循。比如同样是守城失败，指挥官带残兵突围而出，守洛阳的第15军军长武庭麟和守常德的第74军57师师长余程万的结局却截然相反：坚守洛阳14天的武庭麟在西安受到蒋介石的大加褒扬，而在常德血战16天的余程万却被指责为没尽到守土保民之责任，蒋委员长大笔一挥就判了死刑，虽然后来经军委会数名高级将领力保，才将余程万改为撤职查办，但蒋委员长这种喜怒无常的做法，实在让人胆战心惊。不在于你犯了多大罪，关键在于此时蒋委员长的心情如何。

　　　　蒋介石虽贵为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但他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优秀军事家，说他是个重量级的政治家倒是没有异议。他军事指挥上的不足与他所受到的军事教育有关。蒋介石20岁才考上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炮兵，起步本来就晚了些，不到一年他又去了日本东京振武学校，这个振武学校是有些名堂的，它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专为中国陆军留学生开办的预科军事学校，初期修业1年3个月，后来延长至3年，毕业后可先下部队见习，再入正式陆军士官学校。

　　　　这就有些问题了，学了三年才混个能入士官学校学习的资格，要是按部就班熬着，这得哪年才能出头？当然，这所振武学校也出了些大名鼎鼎的人物，譬如第一期的蔡锷、第三期的陈独秀、第四期的吴玉章、第五期的孙传芳、第六期的阎锡山等人，都是蒋介石的高年级校友。尽管这些校友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但如果不继续深造，只有三年的初级军事教育是不足以造就一位名将的。

　　　　话说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日军第13师团第19联队任士官候补生，众所周知，士官的军衔已经很低了，我们未来的中国军队统帅却连士官都没混上，只混了个士官候补生，这真是件令人懊丧的事。

　　　　1911年武昌起义后，当了一年士官候补生的蒋介石回国，在沪军部当上团长。蒋介石运气很好，当时的中国还找不出几个受过外国军事教育的人，尽管有些人的学历令人生疑，但并不影响这些留洋回来的人成为香饽饽。蒋介石在振武学校学习了两年，加上一年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所受的军事教育总共为三年，士官候补生的经历不能算作学历，那应该属于成为士官前的实习。因此，未来的国民党军队统帅蒋介石从一名士官候补生，一跃而起成了团长，这可是古今中外比较少见的事，这一年，蒋介石才24岁。

　　　　如此说来，这就是蒋介石受过的全部军事教育，他以后再没有受过任何军事教育，但这并不妨碍他教别人军事，甚至成了黄埔军校的校长。

　　　　蒋介石的军事资历虽不深厚，但他对指挥作战总是表现出异常浓厚的兴趣。他经常事必躬亲，越级指挥到师团一级，让各级将领常常感到无所适从，敢怒不敢言。军令部长徐永昌曾在日记中发牢骚说：“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笔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官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因委员长之要求，即本部指导者，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

　　　　蒋介石对军队指挥集权于一身的做法，高级将领们都熟悉，所以每当收到蒋委员长电报，先要看看是哪个机关主办的，如果是“中正手启”，那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果是“中正侍参”（侍从室主办），那也要重视；但如果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就要看具体情景来决定执行的程度了。因此，军令部、军政部乃至后方勤务部门，有时为求命令有效，也都要用“中正手启”名义发电报，弄得下级真假难辨。

　　　　蒋介石的这种指挥方式，在战争中弊端甚多，但无人敢谏，毕竟他是最高统帅，谁敢给最高统帅提意见？他对手下将领的作战失误，并不是经常给予死刑处理，他主要考虑的是树立个人权威，对派系林立的各种势力如何摆平与掌控，其政治考虑始终摆在首位。有一点是部下们都承认的，蒋介石对部下的处罚，要看当时的心情和平时对此人的印象，因此，蒋介石的公平性是值得商榷的。

　　　　长沙失守，衡阳告急，此时的蒋介石心急如焚。衡阳的战略地位非同小可，它既是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的交会点，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衡阳失守就意味着东南与西南被隔断，西南大后方就会受到直接威胁。

　　　　还有个要命的问题，衡阳机场是中国东南空军基地和西南空军基地的中间联络点，衡阳机场一旦丢失，就会使辛苦经营几年的东南空军基地变成废物。

　　　　衡阳在整个大后方的经济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这个城市位于湘江和耒水汇合处，依靠这两条大河，可以集中输出湖南省每年出产的3000万石稻米，没有这些粮食，重庆的日子就没法过。

　　　　更何况衡阳还有从沦陷区迁来的大量工商企业及丰富的矿产资源，这对大后方的军食民用和军工生产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衡阳失守，会使西南大后方的政治经济雪上加霜，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反过来说，如果日军占领了物产丰富的衡阳，就会给他们“以战养战”的策略注射一剂强心针，给日益衰竭的日本战争机器提供新的动力。

　　　　无论如何，衡阳是不能丢的。

　　　　蒋介石为确保衡阳，开始排兵布阵了，他决定在渌水至衡山地区采取“中间堵、两边夹”的战略计划。所谓“中间堵”，是计划将欧震的第37军和暂编2军放在中路进行阻击；而“两边夹”是由湘江东岸的王陵基第30集团军和杨森第27集团军、湘江西岸的王耀武第24集团军和第4军的一部，形成两大集团对击夹攻之势，斩断向南进攻之敌。

　　　　蒋介石的计划堪称完美，但毕竟只是个计划，问题是，他在制订作战计划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的部队在哪里。实际上，经过长沙会战，准备实施“天炉战法”的各集团军已被打成一盘散沙，王耀武的第24集团军被堵在湘北益阳，其他各集团军有的被赶得远远的，还有的部队在江西边境乱窜，连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都联系不上，就更谈不上收拢部队了。

　　　　焦头烂额的薛岳直到6月23日才和各部队取得联系，下达了指令，准备执行蒋委员长的作战计划。

　　　　然而战场形势突然大变，中国军队的补救行动为时已迟，太晚了！

　　　　现在衡阳还处在大战之前的平静中。这是个极具战略价值的城市，它连接着皖浙赣的第三战区，关系着保卫闽粤的第七战区；它又担负着湖南的第九战区、第五战区与西南大后方的连通与屏障作用；衡阳机场又是东南方赣州、建瓯、浙南机场与大西南空军基地的中转联络站，是美国第14航空队和中美联合空军的重要基地，随着战线的南移，衡阳机场成为争夺长江流域制空权的前出基地，其战略地位非同小可。

　　　　衡阳以前只是个县城，没有一点城市的样子。1941年12月，经国民政府批准，以衡阳督察区治、衡阳县城为主体，加上衡阳县城郊成立衡阳市。

　　　　战争爆发以来，战事一直在长沙以北进行，地处湘南的交通要道衡阳相对稳定，所以大批从北方、长江流域等沦陷区逃难来的人就留在此地落脚谋生了。这些难民中不乏一些有钱的工商业主，他们带来了大量的资金。由于资金的迅速集中，战时的衡阳经济便畸形发展起来，郊外的花园别墅、市区的商场高楼、江边的工厂和手工业作坊像变魔术般一下子冒了出来。

　　　　到1943年底，衡阳成了一个颇具规模、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全市工商企业多达八千多户，单银行就有32家，工业总产值达18亿多元。

　　　　1944年的衡阳是个繁华之城，市场繁荣，工业生产兴旺，铁路、公路、水运畅通，大批从沦陷区逃离的文人墨客为衡阳的文化生活注入了活力，这个城市迎来了文化艺术、文化教育的空前发展。随着美国空军人员进驻衡阳机场，好莱坞电影、可口可乐、口香糖等光怪陆离的美国生活方式也融入了衡阳市民的文化生活。入夜，城区的大街小巷，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变幻闪烁，鳞次栉比的酒吧间里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呈现出一派畸形的浮华奢靡。大后方的人们鉴于此地之奢华，又将衡阳称之为“小南京”。

　　　　没有人能想象，巨大的血光之灾已经逼近衡阳，这个繁华之城马上就要陷于血与火之中。

　　　　刚刚被解职的第10军军长方先觉正在城市南郊黄茶岭自己的寓所里，他今天心情不错，便吩咐佣人准备笔墨。方先觉喜欢书法，也酷爱中国古典诗词，他有兴致时，经常写些旧体诗或临帖练字以自娱。

　　　　方先觉是那种很招女人喜欢的强悍男人，他有着1。80米的身高，强壮魁梧，圆圆的脸庞上有一双细长的眼睛，目光中充满机警和自信，两片略厚的嘴唇常常紧闭着，显现出一种很独特的冷峻。

　　　　方先觉点燃一支香烟，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看着佣人在研墨。

　　　　和大部分中央军将领一样，方先觉也是黄埔生，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3期步兵科。抗战爆发之前，方先觉的升迁速度并不快，不过是在李玉堂的第3师补充团里当个中校团副，直到淞沪会战时才当上团长。战争爆发为方先觉提供了升迁的机会，到了1938年10月，方先觉已经是预备第10师的少将副师长了。若不是战争原因，一个才从军12年、年龄仅仅33岁的人，无论如何是当不上将军的。

　　　　当然，方先觉成为将军后也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有误解和委屈，个中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第二次长沙会战时，身为预备10师师长的方先觉差点被蒋介石枪毙。当时预备10师奉命从株洲向湘北移动，途中与日军遭遇，方先觉仓促应战，血战一天，最终还是顶不住退了下来。在战后的检讨会上，蒋介石动了杀机，要拿第10军军长李玉堂和预10师师长方先觉开刀。幸亏天无绝人之路，友军送上一份缴获的日军作战地图，图上标明，与预10师交战的日军有将近四个师团的兵力，蒋介石这才转怒为喜：“唔，预10师打得还是不错的，敌人有将近四个师团的兵力，就是铜墙铁壁，也难以阻挡敌军前进，能抵抗一天，还算不错。”

　　　　这份作战地图来得正是时候，就在蒋委员长要杀人时来了，于是化险为夷。蒋介石认为预10师打不过敌人四个师团是合理的，所以方先觉不但没被杀头，还得到口头表扬，这就是运气。其实方先觉心里明白，别说敌人是四个师团，就是半个师团，预10师也照样顶不住，中日两军作战实力的悬殊是明摆着的。

　　　　第三次长沙会战后，方先觉靠战功升任第10军中将军长，这一年他才37岁。方先觉对得起蒋委员长给的两颗金星，在1943年10月的常德会战中，第10军的名声达到了顶峰。

　　　　常德会战中，第10军奉命由长沙驰援常德，因地处洞庭湖畔沼泽地带，部队难以机动，方先觉命令预10师师长孙明瑾先行夺取资江南岸江堤。孙明瑾明知敌兵力强大，并且对岸已构筑桥头堡火力网，这时渡河作战实为兵家大忌，但军令如山倒，孙明瑾没有犹豫，毅然渡河强攻，在接连五次进攻失败后，亲率敢死队渡河冲锋，终于夺取日军桥头堡，孙明瑾也在冲上江堤时英勇殉国。预10师攻占江堤后，战场局势为之改观，随后第10军所属第3师成功占领德山，接应余程万57师残部突出包围圈，立下大功。

　　　　此战第10军名声大噪，家喻户晓，方先觉自然声誉倍增，被蒋介石召见数次并特送一匾，题词“忠义表天地”。方先觉在重庆一时炙手可热成了“明星”。这也使其他嫡系将领面露羡慕之色。党国要员陈立夫、张群、孔祥熙、李济深等人纷纷宴请方先觉，陈诚和何应钦都向方先觉伸出橄榄枝，想把他拉入自己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