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梁家国五部曲-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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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军务参谋进来报告：“1号，特种分队梁军求见，您看……”
李云龙一挥手说：“当然见，让他进来。”
梁军是特种分队一中队的队长，是分队组建时从某军区抽调来的干部，参加过特种分队历次重大行动，是个身怀绝技、军事素质极佳的军官。他是产业工人出身，按理说属于根红苗正的干部，政审方面没什么问题。但最近他家乡的一个造反组织给部队发了函，揭发他的一个叔叔曾在国民党军队伍中当过兵，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这就麻烦了，家族里有个反革命，任你是什么红五类出身都不能在部队干了，虽说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上的表现。说是这么说，这不过是对因出身不好被打入另册的人的一种安抚罢了。各级党委的组织部、干部部门的负责人们都有一条内部掌握的原则，出身不好的人绝不可升学、参军、入党、提干。在军队中，这条原则执行得更不含糊，甚至有些特殊军种譬如空军飞行员、警卫首都的卫戍部队，都需要上查五代、旁查五服之内，哪怕是你二大爷的小舅子的表叔曾在国民党军队伍里当过半年伙夫，也是一句话，政审不合格。梁军有个历史反革命亲戚，军区干部部来了通知，立即让梁军转业，李云龙交涉了几次都有没用。
梁军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衣，没戴领章帽徽。他是来向军长告别的，他感谢军长的知遇之恩，也知道军长为他的事已经尽力了，他不想抱怨什么，这就是命，你能怨谁？他只是心里有些难过，他已经习惯做个职业军人了，离开军队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干点儿什么。
梁军望着军长说：“1号，我向您告别了。说实话，我真舍不得离开部队，这是我的家呀。可是……没办法，这是我的命，我认啦。1号，您还有什么要嘱咐的？”他的眼圈红了。
李云龙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表情复杂地拍着梁军的肩膀，久久说不出话来。他觉得有愧，特种分队的队员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宝贝。当年是李云龙把这些生龙活虎的战士从四面八方调来，但现在，他竟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战士。他本想劝慰几句，话没出口又觉得是废话。突然，一个念头如电光石火般蓦然闪过脑际：娘的，什么是特种兵？一条小小的政审规定就难倒了特种兵？那还叫什么特种兵？
李云龙目不转睛地看着梁军说：“照理说，就你受过的训练，本不该把你送到地方上去，弄不好就会生出乱子。唉，一个受过特种训练的军人一旦摆脱了军纪的束缚，就很有可能对社会构成危害，一旦危害社会，谁能管得了你呢？公安局的警察恐怕不行，十来个人也未必能制服你，要是地方上管不了你，那还得军队来管。这样吧，你的转业手续先不要办，回家先看看，联系一下工作，等有了单位接收你，再回来办手续。记住，到了地方上要好好干，可不许惹事哟。”
梁军的眼睛一亮，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猛地脚跟一碰，挺胸道：“1号，梁军无论走到哪里，都绝不会给首长丢脸，您的临别赠言我记住了。”
李云龙微微一笑，眨眨眼睛说：“我好像没说什么呀？好吧，准备出发，军队不养老，早晚都得走，不定哪天，我也会脱了军装回老家种地去。”
明亮的星光，似乎掺上了露水，变得湿润柔和，夜空青碧犹如一片海，断断续续的白色碎云，幻化出一道道隐隐约约的河川，飘在深蓝色的天幕上。李云龙和田雨站在露台上，仰望着夜空，李云龙通过北斗星的勺柄找到那颗明亮的北极星。那是正北方向，北京就在那个方向。李云龙默默地吸着烟，显得心事重重。田雨突然落下泪来，她擦着眼泪自语道：“赵刚和冯楠现在在哪儿，为什么连个信也没有？”
遥远的天幕中，浩瀚的银河里，一颗流星倏然划破夜空，消逝在宇宙深处，紧接着又是一颗……李云龙心里一动，他猛地扔掉烟蒂，怔怔地望着流星消逝的地方，他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此时，在北京西郊的一所军事机关的将军楼里，赵刚和冯楠正相拥而坐。赵刚的脸上到处都是青紫色的伤痕。他的嘴唇上有一道可怕的裂伤，露出残缺的牙齿。在白天的批斗会上，赵刚被揪到台上喝令跪在地上，他倔强地直挺挺地站着，连腰也不肯弯，被几个造反派成员死死地按跪在地上，他又挣扎着站起来。参加批斗的人们大怒，因为这样死硬的反革命分子还很少见，他们一边高呼着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一边冲上去把赵刚打倒在台上。谁知一顿拳打脚踢后，赵刚又晃晃悠悠站了起来。造反派们气疯了，他们又冲上来一顿毒打，如此这般，反复多次，最后批斗会的主持人见影响太坏，便宣布暂时散会。赵刚硬是坚持一步步走回家，进门后才颓然倒下。
冯楠用温水浸湿手巾，给丈夫轻轻擦拭着，嘴里安慰着：“老赵，忍一会儿，我再给你上药。”
赵刚笑笑，用手拍拍肚子说：“这点儿伤算什么？我这肚子上中过一发9毫米口径的子弹，五脏六腑都打烂了，这条命本来就是捡来的，又活了这么多年，我已经赚了嘛。”
冯楠轻轻靠在丈夫身上说：“歇一会儿再上路，好吗？”
“孩子们安排好了吗？”
“放心吧，我早安排好了。李云龙是个古道热肠的人，孩子们交给他没什么不放心的。你呀，在军队这么多年，过命交情的老战友，只有李云龙一个。真怪，一个大学生和一个粗鲁的军人结成生死交情。”
“战争是最好的黏合剂，我和老李的交情也是吵出来的。1938年我刚调到独立团当政委，那天老李正盘腿坐在炕上喝酒，见了我二话不说就递过了酒瓶子。我说谢谢，我不会喝。老李阴着脸哼了一声，说不会喝你到独立团干吗来了？我当时也不高兴了，回了他一句：‘独立团是打仗的，又不是收酒囊饭袋的。’这家伙当时就被噎住了。我看出来了，他是个顺毛驴，在这个团里称王称霸惯了，听说前几任政委就因为和他搞不到一起去，被他挤走的。刚到独立团时，我的工作开展得很难，老李也打定主意想挤走我，那时我对他印象也不好，觉得这人毛病挺多，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团长呢？他的特点是见了上级就发牢骚，明明已经执行了命令，还要唠叨几句，好像不发牢骚就亏了似的。对下级就更不像话了，张嘴就骂人，粗话连篇，有时还动手打人。可奇怪的是，这家伙在团里的威信还很高，全团的干部战士都很尊敬他，甚至是崇拜他。当时我想，这人恐怕还是有些独到之处的。后来，我参加了独立团的几次战斗才明白，老李打起仗来真有点儿鬼才，点子多，善于逆向思维，从不墨守成规。”
一提到李云龙，满脸伤痕的赵刚立刻神采飞扬：“我和老李的性格相去甚远，他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而我却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两种类型的人一旦相遇，碰撞是免不了的。老李这个人极务实，他嘲笑理论，一概斥之为‘大道理’或‘狗皮膏药’，而我那时书生气十足，偏偏爱搬弄理论。”
“我猜，后来你们成了好朋友，主要还是因为你也现实起来，再不搬弄理论了。”冯楠说道。
“是呀，战争的环境太严酷了，理想主义应付不了这种残酷的现实。坦率地说，当时的独立团没有我赵刚一样能打胜仗，要是没有李云龙，独立团在晋西北那种严酷的环境里连一个月也生存不了。关于这一点，我对老李非常佩服，把他当成了我的老师。”
冯楠依偎着赵刚道：“我看，你们俩都是悲剧人物。赵刚，你恐怕至死都是个理想主义者，你参加革命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准备为了某种理想而献身，当现实违反了你的初衷时，你便有了一种破灭感。因为你无力阻止现实的发展，那种无奈和痛苦是很深刻的，如果带着这种痛苦活着，你会感到生命变得毫无意义。”
赵刚用一种极为复杂的眼光注视着冯楠，嘴里叹道：“咱们生活了十几年，你在我面前始终扮演一个温柔妻子的角色，几乎使我忽略了你的另一面，难道你要到最后时刻才亮出你的剑锋？真可谓后发制人呀……”
冯楠露出凄楚的笑容道：“性格即命运。我没有能力改变你，唯一能做到的是，始终伴陪你直至死亡。”
赵刚痛苦地流下眼泪：“你这样做毫无意义，这是有意让我的良心负债，为什么不给我一些自由的空间？给我一些选择的权利？”
“赵刚，你知道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吗？”
“当然知道，那也是一群充满理想主义的革命者。”
“我在想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在想他们的妻子，那可真是一群高贵的女性。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的妻子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和丈夫断绝关系，继续留在圣彼得堡当贵族；要么被剥夺贵族身份，陪伴她们的丈夫去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些高贵、柔弱的女性表现出极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后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感动得流泪了，他说：她们抛弃了一切贵族身份、财富、社交和家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义举，为了争取自由而牺牲了一切。无辜的她们在漫长的25年里，经受了她们‘罪犯丈夫’所经受的一切……你看，一百多年过去了，在人们心中，那些英勇的十二月党人反而不如他们妻子的历史形象完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成了一个群体，成了一种英雄主义的象征，历史也牢牢地记住了这些伟大的女性。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假如没有了你，我活着便没有任何意义，思想的孤独和对你的怀念同样也会杀死我。还记得吗？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一见钟情。那时我就想，感谢上苍，这个男人是上苍恩赐予我的。”
赵刚轻轻搂住妻子，环视着客厅，被抄家后，客厅里已面目全非，藏书被撕成一堆堆的废纸，赵刚穿着礼服、佩着少将军衔的大照片上被打了红色的叉。赵刚轻轻笑了：“人生真像场梦……”
“告诉我，当年你投笔从戎，投身一场革命，几十年的征杀，落得如此结局，你后悔吗？”冯楠问。
“不后悔，我尽了一个中国人的本分，当时民族危亡，强敌压境，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在侵略者面前，我们没给中国军人丢脸。至于那场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我为能参加那场战争而感到自豪。那是一个独裁的、不得人心、腐败透顶的政府，那个政府不垮台，天理难容。我这一生参加了两场战争，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没什么可后悔的。我只是感到痛心，我想起那些为了建立这个政权牺牲的战友，想起他们我心里就受不了。从1938年我进入八路军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11年里我换过的警卫员就有13个，他们都是死在我眼前，大部分是为了掩护我才牺牲的。直到今天，我一闭上眼睛，那些生龙活虎的面孔就出现在我脑子里，我能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清楚地记得他们牺牲的顺序和地点。淮海战役时，牺牲的那些战士何止成千上万，那些刚从火线上抬下来，蒙着白布的尸体在田野里摆得一片一片的，数都数不过来。我亲眼看见一个伤员在担架上拼命挣扎哭喊‘放下我，我要回去，我们全连都牺牲了，我要去报仇哇’。担架旁的一个老人哭着催促担架员：‘快，快，这孩子快不行了，快点儿啊，孩子你等等，快到医院了，你不能这就死呀。’当时呀，我已经是纵队副政委了，应该在下级面前保持点形象了，可我当时……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哭得连话也说不出来。这些为了理想而捐躯的人，他们本以为通过自己的牺牲能换来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可他们的希望实现了吗？”
说到这里，赵刚不禁泪流满面，他使劲擦去眼泪道：“我想起田先生，10年前，就是在这座房子里，我和田先生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现在想起来，田先生真是个少见的智者，他的眼光真能透过重重的迷雾看到未来。他在10年前就担心我们的民族会出现一场浩劫，现在还真不幸被他言中了。我明白了，‘革命’也许是个中性词。它可以引导人们走向光明，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人间灾难。革命必须符合普遍的道德准则即人道的原则，如果对个体生命漠视或无动于衷，甚至无端制造流血和死亡，所谓革命无论打着怎样好看的旗帜，其性质都是可疑的。我现在终于理解了当年高尔基的大声疾呼：在这些普遍兽性化的日子里，让大家变得更人道一些吧……如果拒绝人性，没有爱与情，是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的。冯楠，我没有能力阻止灾难的蔓延，但我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尊严，没有了尊严我宁可选择死亡。”
冯楠注视着赵刚说：“我对你们共产党人最初的印象是解放军进上海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战士都露宿街头，连我家的门洞里都躺满了，真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我早晨出门没看见在地上躺着的战士，差点被绊倒，一个年轻的团长向我立正敬礼，一个劲儿地道歉，感动得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真是人民的子弟兵。那个团长顶多二十七八岁，英俊潇洒，口才真好，好像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待女士很有点绅士的派头。那时我想，共产党里真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能经过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由弱变强，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的政府，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没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参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遇见你以后，我更加深了这种印象。我丈夫这样优秀的人都是共产党员，这个党执政还会犯错误吗？那时的我真幼稚。其实任何一个政党都有可能犯错误，以我一个党外人士的眼光看，这个政党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自觉地进行了一场素质逆淘汰。渐渐地把党内富有正义感的、敢于抵抗邪恶势力的、置生死于不顾为民请命的优秀人物都淘汰掉了，这样，灾难就不可避免了。我说得对吗？”“对了一半，优秀人物还有的是，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