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梁家国五部曲-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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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犯错误，本来我们都挺纯洁的，可钟跃民这孙子净教我们使坏，我们属于受蒙蔽。郑桐，你把党的政策给他交代一下。”
郑桐严肃地说：“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大家附和着：“没错，没错，该毙了钟跃民这孙子。”
钟跃民一扭头，见郑桐的眼镜已经裂开了花，想起打架时似乎没见他的身影，便问道：“郑桐，刚才打架时你丫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你？”
郑桐有些不好意思：“有个大个子一巴掌把我眼镜打飞了，我当时就怒了，一板砖拍过去，觉着手感不对，闹了半天拍树上了。哥们儿赶紧找眼镜戴上，又拎起板砖照着一个人准备拍，定眼一瞧，我操，是他妈警察，吓得我把砖头一扔，没命地跑了。”
郑桐的父亲郑天宇是部里的高级工程师，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不像钟跃民、袁军等人的老爹，都有战争背景。郑天宇是个厌恶暴力的人，郑桐从小受此影响，从来不敢和别人打架。这些日子，在钟跃民和袁军等人的怂恿下，郑桐也学会了打架抄砖头。但他天生不是个打架的料，每次打架他只要发现对方比己方人多，总是先没了底气，第一个逃跑。所以，这成了郑桐的短处，被袁军牢牢地捏着，动不动就把此事拎出来嘲笑郑桐，郑桐自己也认为这是件很丢脸的事，谁提这件事就跟谁急。
偏偏此时袁军又一脸不屑地说：“这孙子跟他爹一样，整个一臭知识分子。”
郑桐拉下脸：“知识分子怎么啦？”
袁军嘿嘿一乐：“酸呗，一身的酸气。”
郑桐立刻反唇相讥：“你爹呢？斗大的字不识半升，在部队扫的盲吧？哥儿几个，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听不听？”
众人一听，来了情绪，纷纷怂恿郑桐快讲。
“话说那年袁局长刚从部队转业，到机关后正赶上‘四清’工作队下乡，于是袁局长又兼任工作队队长的职务。有一天工作队帮农民割麦子，袁局长忽然觉得尿急，便找个僻静处去方便，没一会儿袁局长捂着裆蹦着回来了，你们猜怎么回事？”
钟跃民问：“是不是袁局长一屁股坐镰刀上啦？”
郑桐摇了摇头：“不对，你们这帮人太缺乏想象力。原来是有一截接水泵的电线绝缘皮破了，袁局长没注意，掏出‘老二’对着电线就尿，只听‘咣’的一声，袁局长捂着‘老二’蹦了起来，只觉得裆下麻酥酥的，像是被净了身……”
众人笑得前仰后合。
钟跃民从沙发上滚到地上，乐得直不起腰来。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这事儿要是发生在袁军出生之前就麻烦啦，把袁局长的‘老二’给电废了，还能有袁军吗？”
袁军恼羞成怒，他不敢和钟跃民翻脸，却敢惹郑桐，他抄起桌上的烟灰缸：“我花了你丫的。”
郑桐也不甘示弱地站起来：“你敢！”
众人赶忙一拥而上，把两人拉开。
钟跃民正色道：“哥儿几个，咱们聊点正事，我听说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要公演了，在天桥剧场，星期六开始卖票。”
大家一听都来了精神，这两年的娱乐少得可怜，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别说芭蕾舞，连电影也没演过几部，除了《列宁在1918》，就是《列宁在十月》，大家都快把台词背下来了。
郑桐一听，顿时就把刚才的事忘了：“我操，这机会可不能错过，咱们星期五晚上就去排队吧，等到了星期六早上再去买票黄瓜菜都凉了。”
袁军摩拳擦掌地说：“跃民，这回有热闹看了。我估计天桥剧场卖票那天，全城的顽主都得来，咱们得多去点儿人，还得带上家伙。”
钟跃民点点头：“我把李奎勇叫来，那小子打架是把好手。”
袁军说：“又是那个李奎勇，你找他来也不觉着丢份儿？”
钟跃民有些不悦：“袁军，论打架你差得远了，李奎勇从小就练摔跤、举石锁，出手又快又黑，要说单打独斗，咱们这里没人是他的对手。”
袁军对钟跃民赞赏李奎勇颇不以为然，嘟哝着：“狗屁，会摔跤有什么用，他能扛住菜刀吗？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
钟跃民拉下脸：“怎么着，要不你先跟我练练？”
袁军这才不吭声了。
当年钟跃民随父亲从南京调入北京工作，由于是半途插班，一些专收干部子弟的小学制度较严，无法安插，钟跃民只好暂时被安插到一所普通小学。在那里钟跃民认识了李奎勇，他俩在一个班里上了半个学期课，两人成了朋友。李奎勇的父亲是蹬三轮儿车的，他家的孩子多，家境贫寒。李奎勇从小就练摔跤、举石锁，在学校里打架不要命似的，没人敢惹。那时的钟跃民还不像现在这样胆大包天，对李奎勇的摔跤功夫佩服得五体投地。四年级的第二个学期钟跃民就转学到了育英学校，不过，他和李奎勇一直保持着来往。
上一场雪还没有化尽，新雪又开始零零星星地飘落，风刮得很紧，好端端的大白天刮得跟黄昏似的，风夹着雪粒打在人脸上生疼。钟跃民、袁军和郑桐竖起大衣领子挡着脸，低着头顶着风去看望他们被隔离审查的父亲。
探视之前，照例要先接受革委会主任王占英的训话。王占英在“*”以前是个科长，是部里第一个起来造反的干部。此人还算正派，就是观点太激进，他真诚地认为钟跃民等人的父亲罪大恶极，枪毙了他们都不过分。至于钟跃民、袁军、郑桐等人，是属于上梁不正下梁歪，老子是走资派，儿子们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小流氓。
王主任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语重心长地训诫着：“你们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和人民并没有抛弃你们，希望你们能和自己的走资派老子划清界限，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敦促你们的父亲彻底交代自己的反党罪行。要让他们明白，党和人民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是对他们的挽救。咦？钟跃民，你怎么站着呢？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整个身子成三道弯儿，一条腿还晃着，你摆出这副流里流气的样子给谁看呢？”
钟跃民显得很委屈：“王主任，您冤枉我了，我出生的时候就一腿长一腿短，就因为这点儿生理缺陷，袁军他们老欺负我，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地不平’。您说我招谁惹谁了？我长成这样又不是我的错误，干吗老欺负我们残疾人……”
袁军一脸坏笑地说：“王主任，您可千万别信这小子的。我太了解钟跃民啦，他身上那点儿零件都是可长可短。上次在澡堂洗澡，他把两腿一叉，两条胳膊一伸，还问我，猜吧，这是什么字？我说这还用猜？这是‘大’呀。您猜他说什么？他愣说是‘太’字，我说为什么是‘太’呢？他说，你没看见我那儿还有一个点儿呢？我再一看，可不是，他两腿之间还真有个点儿，刚才我没留神，所以我给看成‘大’了，谁知就这么会儿工夫他那儿忽然直了，于是就成了‘太’。我说，要是那东西也算，那我也会，我一个立正，就成了‘卜’字……”
郑桐连忙插话：“我证明，钟跃民的确是两条腿不一边齐，我们班有个同学还给他写过一首诗呢，是这么写的，‘远看金鸡独立，近看骏马缺蹄。跑似风摆荷叶，躺在炕上不一边齐’。”
钟跃民笑道：“郑桐，你丫就挤对我吧，我操你大爷……”
王主任一拍桌子：“住嘴，说你们是小流氓我看一点儿都没冤枉你们，年纪轻轻的，怎么就学得这么坏？咱们这大院有不少‘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怎么人家就不像你们这么坏？”
钟跃民说：“王主任，您说我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爸是走资派，所以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王主任挠了挠头，不知他这么说是何意，只好说：“这么理解是可以的，毛主席是这样说的，不要叫他们‘黑帮子女’，应该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钟跃民一听主任上了套，立刻来了劲儿，振振有词地说：“那么您是革委会主任，您的孩子该怎么称呼？显然是和我们有区别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反义词应该是‘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王主任火了，他把桌子一拍，厉声喝道：“钟跃民，你不要胡搅蛮缠，再胡闹我就取消你今天的探视资格。”
王主任确实小看他们了，这几个小子一肚子坏水，而且配合默契。钟跃民激怒了王主任，袁军便忙着打岔，以分散王主任的注意力：“主任，我们每月发的15元生活费太少了，党和人民能不能再给我们增加点儿？上个月还不到20号，我就没钱吃饭了，全靠着东要点儿、西蹭点儿过来的。我还去饭馆捡过人家吃剩的东西，您瞧我这脸色，是不是发绿？这是饿的，老这么下去也给咱社会主义祖国脸上抹黑呀，您说是不是？”
郑桐也添油加醋地附和着：“主任，我们可都是祖国的花朵，是花儿就得常浇水，不然就旱死了。”
“就是，我们简直连花儿都算不上，还是花骨朵呢，不给我们浇水，我们怎么含苞欲放？您可别忘了，毛主席说，埋葬‘帝修反’的重任要靠我们这一代去完成。我们天天盼着能早一天长大成人，去完成祖国交给我们的重任。现在可好，花儿还没开呢，却快旱死了，革命事业后继无人了。”钟跃民补充道。
王主任一脸不耐烦地说：“到底是走资派子女，嘴儿都挺能说。告诉你们，这是规定，被隔离审查人员在审查期间本人和家属一律发生活费，15元的标准是国家规定的，多一分也不行。”
钟跃民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操，我算是看出来了，把我们饿死，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之一……”
王主任一瞪眼：“钟跃民，你说什么呢，你敢再说一遍？你这是典型的反革命言论……”
郑桐连忙打岔：“王主任，您还管不管你们家老三了？他老是欺负我。”
王主任不是个思维清晰的人，他的注意力很容易被分散，这次又上了郑桐的当：“是吗，我们老三怎么欺负你了？”
郑桐一脸委屈地说：“上次在院门口，他拦住我，说要找个地方和我单练。我说，‘老三，你这就不对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不和你打，你我有什么问题可以找组织解决，打架斗殴是不对的。老三，你爸爸好歹也是个17级的科长，凑凑合合地也算是个革命干部吧？你身为干部子弟，是不是应该给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同志起点模范带头作用呢？’王主任，您说，我这话没什么错吧？可你们家老三二话没说就给我一个嘴巴，抽得我两个眼睛里冒出了很多小星星，金灿灿的，我感到天旋地转……”
王主任的三儿子王跃进是个弱智的孩子，偏偏郑桐和袁军见着人就搂不住火，王老三没少受他们欺负，现在郑桐居然倒打一耙。
王主任有些疑惑：“我家老三，不会吧？他是个老实孩子，净受别人欺负，他没这个胆子欺负人呀？”
袁军说：“这您就不知道了，我在我爸面前也装得老实着呢，可一出了门就不是我了，您家老三也是这样。”
王主任哼了一声：“好吧，回去我问问他，如果属实，我会管教他的，要是你小子骗我，我可饶不了你。”
郑桐道：“算了吧，您问也是白问，这年头儿谁干了坏事还认账呀？袁军上次在大礼堂的舞台上撒尿，让人家管理员把‘老二’都攥住了，这孙子还一口咬定没尿呢。”
袁军不爱听了：“去你大爷的，你丫才在舞台上撒尿呢。”
王主任喝道：“都给我住嘴，耍什么贫嘴？看你们一个个这二流子样儿，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你们可以进去探视了，钟跃民，你父亲在5号房间，袁军、郑桐，你们的父亲在8号房间。”
钟跃民、袁军、郑桐走进长长的走廊，他们辨认着房间的号码。
钟跃民悄悄问郑桐：“王老三真抽你来着？”
郑桐嘴一撇：“抽我，还反了他啦？是我给丫一嘴巴。哟，8号，我们进去了。”
郑桐和袁军走进8号房，钟跃民推开5号房的房门走了进去。
钟跃民的父亲钟山岳当年参加红军队伍之前是长沙师范学校的学生，好舞文弄墨，经常在小报上发表些小块文章和评论。他是鲁迅先生的忠实崇拜者和捍卫者，若是有人在报刊上和鲁迅过不去，钟山岳马上口诛笔伐，和对方展开论战。有个笔名叫“绿野”的家伙，经常在报刊上和钟山岳较劲，钟山岳说鲁迅的文章好，绿野就准跳出来大肆诋毁，两人便你来我往地展开论战。一开始双方都还像个绅士，辩论的内容还只局限于文艺方面，后来就不行了，言辞越来越锋利，最后发展到彼此进行人身攻击、互相谩骂的地步。钟山岳年轻气盛，又多看了几本法国小说，于是按照西方贵族传统给绿野写了封信，要求找个地方进行决斗。绿野自然不甘示弱，欣然应战。双方各自带了证人在郊外的一片小树林里见了面，钟山岳在衣袖里揣着根铁棍，他发现对方的兵器很阴毒，看着似乎是根文明棍，其实是根“二人夺”，一旦拉掉鞘，就变成一把锋利的剑。钟山岳心知肚明，在决斗中根本不给对方拉掉剑鞘的机会。他贴身上去，以短制长，一铁棒将对方打成严重脑震荡。他自知惹下大祸，警察局饶不了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连夜逃出长沙，到湘西投了贺龙。这是1935年的事。
钟山岳到辽沈战役时已经是东北野战军各纵队中最年轻的主力师师长了，部队马上要打锦州的时候，他认识了东野总部的宣传干事姚萍。当时姚萍风华正茂，又是大学生，东野各纵队中师团级干部里有一半都是光棍，大家都知道总部有个漂亮的女大学生，光棍们有事没事就往总部跑，和姚萍搭不上话，就是看一眼也好，那眼神都跟狼盯着羊似的。
钟山岳听说后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