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之惊蛰-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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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势面前，中共中央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今鄱阳街一三九号）的一幢西式　
　　公寓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场会议只开了一天，史称“八六会议。”　
　　在”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领导层又一次进行了改组。会议重新选举的中央　
　　政治局名单如下：　
　　正式委员：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　
　　湃、任弼时。　
　　候补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在两天后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推举出由三人组成的常委会，他们的排名顺序　
　　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　
　　同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　
　　上又有两人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他们是周恩来和罗亦农。三常委变成了五常委。仅　
　　仅半年时间，周恩来在政治局里的的身份就这样升升降降，由委员而常委，由常委　
　　而候补委员。再由候补委员而升为常委。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他便一直处于在中　
　　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核心中，直至他离开人世。　
　　经常光顾“福兴字庄”的，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政治局成员之外，还有一个人　
　　，此人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却是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一九二七年八九月间，他　
　　随中共中央迁到上海，当年十二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协助瞿秋白、周恩来等常　
　　委处理中央工作。每逢政治局开会，都由他作记录。许多日常事务，也是由他处理　
　　的。所以，他来这里的时间比大多数政治局委员还要多。　
　　中央政治局机关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多，直到后来出了叛徒，才被迫放弃。这　
　　在当时为数不少的中央秘密机关中，是不多见的。　
　　三　
　　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的一天，上海。　
　　清息，震旦大学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位蓄着胡须，身着长袍，腋下夹着一　
　　个公文包的中年男子迈着沉稳的步伐，朝着学院方向走去。站在路口值勤的是一个　
　　印度巡捕，当时的上海市民把这些肤色黝黑，头缠红色包巾，专在街上路口巡逻的　
　　印度巡捕称为“红头阿三”。看见这位颇具学者风度的男子走过来，这个身材高大　
　　的“红头阿三”下意识地向他微微点了点头，以示礼貌。　
　　那个懂得尊敬斯文的印度巡捕并不知道，每次“教授”走到震旦大学的门口，　
　　都没有进校园，而是径直向前走去。因为，这位受到他敬意的男子并不是教授，他　
　　就是受到国民党当局重金通缉，租界巡捕房的侦探们千方百计想捉拿到手的周恩来　
　　。　
　　周恩来擅长化装以骗过敌人，多年来一直为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地下党员们津津　
　　乐道。他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是蒋介石悬重赏捉拿的“匪首”，在大革　
　　命时期又长期担任过国民党党政方面的重要职务，不仅黄埔军校的学生，国民党内　
　　的许多人也都熟识他。因此，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他的处境就格外的危险。　
　　在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以他过人的机智和冷静，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　
　　。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方大多只住个把月，有时只住半个月就搬家　
　　，最长的一处也只住了半年，而且每换一个住处就要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　
　　有两三个人。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除了特殊情况，周恩来严格地把自己外　
　　出的时间限制在早晨七点以前和晚上六点以后。他对上海的街道里弄进行过仔细的　
　　研究，尽量少走大街。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通常，他化装　
　　成上海滩随处可见的商人，后来又蓄起了长须，因此在党内留下了“胡公”的雅号　
　　。　
　　这一段时间，周恩来搬到震旦大学附近。为了适应环境。他便装扮成学者的模　
　　样，久而久之，就连街头值班的巡捕也要向这位“教授”颔首为礼了。　
　　走过几条街道，周恩来来到同孚路柏德里，这条里弄的七ＯＯ号是一所常见石　
　　库门房子，两楼两厅。这是中共中央一个重要秘密机关周恩来和邓小平几乎每天都　
　　要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这里请示工作。当时党内的人都把这个地方称　
　　为“中央办公厅。”　
　　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几年里，周恩来曾两次去苏联。每次出国，都是以合法　
　　的身份正式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办理出国护照。周恩来照这张化装像的“妙用”，　
　　是要用它去办出国护照。因为，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　
　　和绝大多数中央委员要动身前往苏联。　
　　就在“六大”代表们准备动身的时候，一次突发事件震惊了全党。　
　　四　
　　四月十五日上午，一个年约二十五六的青年男子来到公共租界戈登路路口的一　
　　家住户。过了一会儿，另一个年纪相当的年轻人也走进了这家的大门。后来的这个　
　　人身材比较矮小，他就是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在他之前来到的那个男子，是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即中央组织部长）罗亦农。　
　　罗亦农是党内声望很高的年轻领袖，他是湖南湘潭人，一九０二年出生。一九　
　　二０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一年转入中国共　
　　产党。他在苏俄学习了五年，回国后担任过江浙区委书记，并同周恩来一起领导了　
　　一九二七年的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此后又担任过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　
　　。“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十一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被　
　　增选为政治局常委，随即受中央委派出巡两湖，几天前刚刚回到上海。　
　　邓小平是受罗亦农之约，来这个用于中央组织局的秘密机关商量处理一件事务　
　　的。两个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很快将事情处理完毕，邓小平便离开了。按照地下工作　
　　的惯例，两个人应该一先一后离开机关，所以邓小平就先走了一步。　
　　邓小平从机关后门出来，走到弄堂口，习惯地看了一眼摆在街头的修鞋摊。他　
　　知道，这个“鞋匠”是特种的人，化装在这里望风的。一瞥之间，邓小平楞了一下　
　　，他看见那个“鞋匠”漫不经心地向他作了一个手势。这是一个暗号——“出事了　
　　，赶快离开！”他不敢停留，赶紧加快步子。在穿过街口的时候，他迅速回头看了　
　　一眼，只见几个身穿便衣的包探已经堵住了机关大门。　
　　前后只差了一分钟时间！　
　　邓小平消失在人群之中。罗亦农晚走一步，不幸被捕了。　
　　一个小时之后，周恩来便得知罗亦农被捕的消息，他立即通知顾顺章，命令他　
　　负责组织营救，井照顾好罗亦农的妻子李文宜。　
　　当天下午，一名特科的工作人员来到罗亦农的住处，要李文宜立即到愚园路亨　
　　昌里的一处秘密机关。在这里她见到顾顺章，获悉丈夫被埔的噩耗。顾顺章还对她　
　　说，原来的住所很可能暴露，不能再回去了，已经为她安排好一家旅馆。此后几天　
　　，李文宜每天换个住处，提心吊胆地等待丈夫的消息。　
　　四月二十二日，顾顺章来到李文宜的住处，对她说：“你马上到龙华去，在文　
　　治大学的那个马路口右边的第一根电线杆上，去看看贴了什么样的纸条。”　
　　李文宜疑虑不安地望着顾顺章，但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不便追问，便雇　
　　了一辆黄包车赶往龙华去看个究竟。　
　　在顾顺章所说的那根电线扦上，她果然看到了丈夫的消息。　
　　这不是一张纸条，而是一幅布告，上面怵目惊心地用朱笔。打了－个大勾。　
　　奉蒋总司令命，共党要犯罗亦农着即枪决。　
　　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　
　　民国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原来，罗亦农被捕之后，只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关押了三天，就被引渡到国民党　
　　淞沪警备司令部了。在劝降失败后，蒋介石下手令将罗亦农枪决。从被捕到牺牲，　
　　前后只有六天时间。特科的营救未能成功。　
　　尽管已有思想准备，但李文宜还是被这噩耗击懵了，在布告处木然呆立了很久　
　　。绵绵的春雨逐渐浇醒了她的头脑，这个勇敢的女人决定马上寻找丈夫的遗骸。　
　　龙华是当年上海人闻之色变的杀人魔窟，李文宜很快就打听到丈夫就义的刑场　
　　。这是一块面积不大的草地，当中有一滩鲜红的血泊，在血泊旁边丢着一根贴在竹　
　　竿上的纸标，人们通常把它叫做“斩标”。上面赫然写着“共党要犯罗亦农”，“　
　　罗亦农”三个字上还划了一个猩红的圆圈。李文宜看到丈夫的名字，顿时两眼发黑　
　　，双腿一软，昏倒在地。醒过来时，她看见周围站着几个当地的百姓，便向他们打　
　　听，这个被枪毙的共产党的尸体移到哪里去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向她作了一个手势，默默地领若她向前走了不长的一段路　
　　，在一丛灌木的前方有一个黄土孤坟，老人用手指了一指，就默默地离开了。这是　
　　一个草草堆起的新坟，没有墓碑，周围也没有任何标志。坟里埋的究竟是不是亦农　
　　？是谁掩埋的，是自己的同志，还是专行善事的经善堂用薄木棺材埋的？李文宜站　
　　在坟前想了好久，最后决定回去向组织汇报后再来查明。　
　　第二天一早，中央秘书处工作人员杨庆兰找到李文宜的住所，要她立即转移到　
　　新的住所。到了地方才知道，这里的主人是牺牲于广州起义中的中央政抬局候补委　
　　员张太雷的遗孀王一知。当天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到这里看望两位烈士的遗属。　
　　李文宜含泪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要一支手枪，亲手杀掉出卖丈夫的叛徒；第二　
　　，查看罗亦农是否已经掩埋，如果是经善堂的草草掩埋，要另行安葬；第三，请求　
　　去苏联学习革命理论。　
　　周思来回答李文宜，中央理解你的心情，也相信你的决心，但是你没有使用手　
　　枪的技术，这事万万不能由你去做。处理叛徒由中央负责，要不了几天就会见分晓　
　　。其他要求不成问题。　
　　草草料理了罗亦农后事，李文宜就同瞿秋白的妻子扬之华结伴同行，前往莫斯　
　　科。扬之华是去出席“六大”的。　
　　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年轻领袖罗亦农，就这样同他曾经英勇战斗过的上海大地融　
　　为一起。　
　　可以告慰罗亦农英灵于九泉的是，他还关在巡捕房的时候，中央特科就提前为　
　　他报仇雪恨了。
白银法案
　　　　　　　一、罗斯福总统迫于美国国内白银集团压力签署“白银收购法案”　　　美国是生产白银的传统大国，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资本控制了世界白银生产的66％和白银冶炼的77％（见汪熙（1992）。），但是白银工业在美国经济中并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根据1934年的数据，当年白银的产值不过3200万美元，少于花生和马铃薯的产值，比小麦和棉花的产值就更少了。但是，白银对于生产比较集中的西部七州（犹他、爱达荷、亚利桑那、蒙大拿、内华达、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州。）却很重要，而来自这七个产银州的参议员控制了参议院中1/7的投票权。以这些州的议员尤其是民主党的议员为核心，再包括铜、铅、锌等以白银为副产品的生产者就形成了所谓的白银集团（silverbloc），美国政府和政客们发现只有取悦白银集团，才有可能顺利通过其他的政策或者法案。　
　　1929年的大萧条给白银生产者带来了严重的打击，白银价格急剧下降，由1928年的每盎司58美分下降到1930年的38美分，而到了1932年下半年更是下降到了25美分。在这种情况下，白银集团立刻展开了抬升白银价格的游说活动，例如召开国际会议、要求政府按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和储备白银、铸造和发行银币等，但这些游说活动在胡佛总统的任上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1932年11月，民主党人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也取得了重大胜利，与此同时，白银集团的紧密盟友－来自农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的势力也得到了加强。因此，白银集团的影响和游说活动空前高涨，而当时罗斯福总统为了通过有关新经济政策的一系列法案也需要白银集团的支持，部分纵容了白银集团的活动（着名的白银参议员皮特曼时任美国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就曾经宣称，如果罗斯福总统不提高对白银生产者的补贴，他将要求参议院不对“中立法”进行表决。），1934年6月通过的《白银收购法案》标志着白银集团的游说活动达到了高潮。　
　　《白银收购法案》的主要内容是授权美国财政部在国内外市场收购白银直到白银价格达到每盎司1。29美元或者财政部储备的白银价值达到了黄金储备的1/3，在收购的过程中，财政部有广泛的自由斟酌权（《白银收购法案》更详细的内容如下：目的：提高白银价格；将作为货币储备的白银价值提高到作为货币储备的黄金价值的1/3；发行银券。措施：财政部根据是否有利于美国的公共利益决定在国内外市场购买白银的时机和条款；当白银价格上升到每盎司1。2929美元或者用做货币储备的白银价值达到了作为货币储备的黄金价值的1/3时，应当停止收购白银；1934年5月1日美国国内的白银价格不得低于每盎司0。50美元；当白银储备的价值超过了黄金储备的1/3时应当出售白银；银券的面值不得低于白银的成本；财政部可以控制与白银有关的进出口及其它交易活动；总统宣布白银国有化；对买卖白银所获利润将征收50％的所得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