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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

背叛-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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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剑锋:根据刘经理的指示,我和会计具体经办,将资金打到外汇市场,兑换出七十五万美元,装进一只黑色皮箱里。我和会计陪着他乘火车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他一个人乘出租车回家送钱,从此就失踪了。我和会计等了整整两天,后来实在不放心,就按他身份证上的地址去找他,找到地址后刘东阳的家人说刘东阳几年前就死了,身份证早就丢了。我们这才感到出事了,赶快往深圳三阳房地产公司打电话询问,据查号台答复,深圳根本没有三阳房地产公司这个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向安河市检察院报案了。
  记者:到现在为止,你作为云阳调味器皿有限公司的副经理,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杨剑锋:我当时被槁糊涂了,回到安河以后也没搞明白,不能理解这件事。方氏保健调味球非常有发展远景,生产线建成以后,也许一年就能盈利六百万,没必要毁掉一个企业。
  记者:据检察院证实,你们公司发放出去的一百多万只半成品,所用原料不是合成金属,而是劣质铁,其成本只是合成原料的十分之一。这个情况你事先知不知道?
  杨剑锋:这件事是刘经理一手经办的,除他本人之外,没有人知道。会计看到的是发票,我看到的是原料和合格证,谁也不会去怀疑刘经理会对自己的企业做假,都知道他是一个财大气粗的人。如果说这个企业从注册那天起就是一个大骗局,那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记者:在这个骗局中,你认为你个人应该负哪些责任?你们管理人员应该负哪些责任?
  杨剑锋:不知道。我不认为我们雇员应该负什么责任,如果法律确认我们有责任,我也只好认命了,但我还是不知道应该吸取什么教训,也许是因为一切太真实了,也许是因为骗子太高明了。
  这时,电视画面切换到一位四十多岁的检察官身上,并且打出一行字幕:安河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国忠。
  记者:刘检察长,针对这起发生在我市的特大诈骗案,请你给我们的电视观众谈一些情况。
  刘检察长:这起诈骗案,预谋之周密、诈骗金额之大。受害人之多,在我们安河市还是首例,省市领导都非常重视,我们也成立了专案侦破组,配备了强大的警力,一定要追查到底。我们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布署,侦破工作全面展开,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受害人共有八十三人,全部是农民,有相当一部分是贫困地区的农民,被骗金额是六百二十万人民币,其中二十万还留在账号上,这也是罪犯迷惑人的手段之一。
  记者:罪犯投入几百万元的资金,这么大的骗局,罪犯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完成?
  刘检察长:从无效的身份证,假三阳房地产公司和伪造的各种证明来看,预谋犯罪已确定无疑,从策划、筹资到实施,由一个人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现在还不能最后下结论。显然,这是一起高智商犯罪,罪犯从一开始就做好了反侦察的准备,这给侦破工作增加了难度。
  记者:据说这个公司的部分销售人员还在外地处于工作状态,这是否意味着公司仍有继续经营下去的可能性?是否意味着这个公司仍有责任能力?
  刘检察长:在允许新闻媒介报道之前,我们有意识地对公司的一部分人封锁了消息,这是出于侦破工作的考虑,并不意味着这个公司仍有责任能力。事实上,公司除了几台简易设备和办公用品之外,已经一无所有了,因为大楼和轿车是他们租用的,并不拥有产权。所以,受骗的农民有可能蒙受损失。
  记者:据我们了解,受骗农民与云阳公司签定的加工合同全部是经过公证的,也就是说是真实、合法、有效的,那么公证机关是否负有连带责任?
  刘检察长:公证不是担保,它只认定合同的真实、合法和法律约束力。据我们了解,所有合同的公证内容和程序都是合法的,公证本身没有问题。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我们是要一查到底的。借此机会,我们正告犯罪分子,要认清形势,丢掉幻想,为自己的争取一点主动。
  记者:各位观众,谢谢您收看《法制热线》节目。对于这起广大市民普遍关注的特大诈骗案,我们以后还将做追踪报道,请您注意收看。再见。
  “终于下手了。”方子云心想。
  他脸色苍白,手脚冰凉,呆呆地站在电视机前,脑子里顿时乱做一团。投入两百万元去设一个骗局,手笔之大,构思之严,决非等闲之辈可为。而六百万元,对于那些蒙受重大损失的农民将意味着什么?将会引发什么恶性后果?他不敢去设想。
  总之,事情闹大了。
  震惊之余,求生的本能使他必须去考虑自身的安全。根据电视报道的内容分析,他一直处在检察机关的监视之下,他与安河的电话联系一直处在侦破人员的控制之下,云阳公司一切运作正常的信息都是假的,是为了稳住他、试探他、观察他。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否则检察机关不会允许电视报道,也就是说,对他已经不需要再封锁消息了。他又想起了宋一坤曾经给他规定的事项——你的行为准则是:合情、合理、合法。从今天起,你的任何活动都必须能够说得清楚,无论从时间、地点。人证、物证等各方面都不得留下模糊不清的空白,都必须是真实的、坦然的。
  对于以后发生的事情你不必推测,顺其自然。
  他做到了,而且做得踏踏实实。现在,最重要的是进入自己的角色,找到这个角色的感觉。让事态顺其自然地发展下去。他的角色是什么呢?受害者,这场骗局中最大的受害者。女助手看着他呆滞的神态,关切地问:“方副经理,你怎么啦?
  你说话呀。“
  方子云停了半晌才绝望地哺哺自语道:“太突然了,让人怎么能相信呢?这是老天存心跟我过不去呀!”
  “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另一位小姐自嘲地感慨道,“我们被人愚弄了,真看不出来刘经理居然是个骗子。其实我们早被监视了,还傻乎乎地策划、谈判,真可笑。还有你大诗人,天都塌下来了,您老人家居然还躲在屋里写诗。”
  女助手关掉电视道:“现在还说那些有什么用?还是商量一下我们怎么办吧。”
  另一位小姐说:“方副经理,事情已经出来了,信不信都由不得你,还是冷静下来面对现实吧。你是股东之一,我们是被你们公司雇来的,如果你有良心的话,趁着你手里还掌握一点钱,马上把我们这个月的工资发了,否则我们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再说,公安机关已经怀疑你了,你就是把钱留着最后也落不到你手里,我们两个人鞍前马后跟着你干了几个月,总不能让我们也跟着倒霉吧?”
  “我脑子太乱,让我想想。”方子云无力地坐到沙发上,让人把烟拿给他。他点燃一支烟抽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说:“好吧,工资发给你们,你们拿上钱准备一下,明天回家吧,我把火车票钱一并发给你们。”
  第十章
  就在这时,房门被打开了,一位客房服务员带着三名穿便衣的男人走进房间,然后转身离开了。房门被关上,其中一个男人说:“我们是安河市检察院的,来向你们了解一些情况。请两位女同志回到自己的房间去。”
  两位女助手紧张地看了看方子云,被另外两个检察官带出了客房。
  方子云想从沙发上站起来,刚做出动作。
  “坐下,不要动!”检察官习惯性地喝了一声,然后目光向四周环视,从卧室的写字桌上拿起那首尚修改的诗,看了一下,又放回原处。
  方子云狠狠地抽了一口烟,强压着火气冷冰冰地说:“同志,我不喜欢别人不经我的同意就擅自翻看我的作品,我对这种行为很反感。”
  “你这是跟谁说话?”检察官也火了,“刚才的电视你已经看了,就不用我多说了,我不是到这儿和你聊天的,希望你端正态度,把自己的事情说清楚。”
  “你怎么知道我看电视了?”方子云间。
  检察官说,“你是云阳公司的法人之一,你应该清楚自己要负什么责任。可以告诉你,在找你谈话之前,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情况都调查过了。”
  方子云把烟头拧进烟缸,闭口不言了。
  检察官拉过一把椅子,居高临下地在方子云对面坐下,问:“你第一次和刘东阳见面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谈了什么内容?”
  方子云沉默。
  检察官以责令的口吻说:“回答我的问题。”
  方子云仍然沉默。
  检察官似乎从方子云的沉默中感到了一线希望,威严地说:“不说话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事实永远都是事实,法律以事实为根据。”
  “你错了。”方子云终于开口了,冷言道,“法律首先把每一个人都假设成罪犯。这个我懂。从你的口吻里我能感到,你已经把我当成罪犯了。我拒绝这种审问式的谈话,我有权用我认为合适的方式维护我的人格和尊严。”
  检察官有些失望,换了一种口吻说:“好吧,我们坦率地谈谈。刚才是我态度生硬,我道歉。”
  于是,方子云从怎样与刘东阳见面开始,一五一十地将事情的经过叙述了一遍,讲得非常细致、具体。最后说:“我所讲的都是事实,你们可以去调查。我对我所反应的情况可以负任何法律责任。”
  检察官点点头:“我们已经去过玉南油田了,不但做了大量的调查,而且还依法搜查了你的房子,请你理解。到现在为止,我们是相信你的,也希望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方子云说:“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我甚至还没完全反应过来,还没有真正从心理上正视这个事实。”
  检察官说:“我知道你是一位诗人,你为什么要改行经商呢?那并不是你的特长。”
  “怎么说呢?”方子云苦笑着道,“过去有个曲线救国的说法,我就算曲线救诗吧。时代变了,诗人一文不值了。我想,如果有了钱,我就可以自费出版我的诗集,再搞一个诗社之类的活动,尽我一生所能,为诗歌的复兴作一点贡献。但是现在,全完了。”
  检察官问:“研究调味球,是你自己的主意还是别人给你的建议?”
  “当然是我自己的主意。”方子云说,“我是单身,工资又不高,吃饭还是以自己做为主。每次改善生活做料包的时候都很麻烦,非常希望能有一个反复使用的料包,时间一长,想法就出来了,这也叫实践出真知吧。后来我把思路扩展了一下,觉得这个产品一定有市场,于是,就向朋友借了一笔钱,请专家帮助研究。后来钱不够,又借了一笔。一共十五万元。”
  “是谁给你提供的资金?”检察官问,“十五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眼下还有什么能比借钱更难呢?”
  “借给我钱的人叫宋一坤,是我大学的同学。”方子云答道,“我不但借到钱了,而且每次借钱都是在宋一坤自己也需要用钱的时候,而且既没有借据也没有利息和偿还期限的口头协定。”
  “为什么?”
  “君子之交。”方子云说,“如果他向我要求什么,或者我向他承诺什么,我们都会感到自己侮辱了对方。这种人格的交情,商人是无法理解的。从另一个方面说,他既然借给我钱就准备担风险了,如果我失败了,即使给他写了契约又有什么实际意义?
  我可以自信地说,只要我肯伸手,宋一坤还会帮我。“
  “那么,”检察官说,“作为你这一方。你有没有想过要珍惜这种君子之交?
  你有没有想过,一旦你无力偿还怎么办?你不在乎是否对得起朋友对你的信任吗?“
  “怎么能不想呢?”方子云叹了口气,停了老半天才吃力地说,“这是我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借钱之前在想,借钱之后还在想,这个问题自始至终困扰着我。
  伸手借钱,下这个决心真不容易。“
  “想出来点结果没有?”检察官问。
  “一定要回答吗?”方子云反问。
  检察官点点头。
  方子云沉思了一会儿,说:“好吧。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对我下面的一段话希望你们不要公开,因为那是我的个人隐私。”
  “如果与本案无关,我可以保证。”
  “谢谢。”方子云自己点一支烟,说,“其实,在借钱之前我一直有自杀的念头。我敢肯定,宋一坤了解我的心态,他只是照顾一个男人的面子不说而已,因为这种心态不是别人劝两句就可以解决的。我想,我应该属于那种有妄想症的人,我想成为大艺术家、大诗人,受人尊敬,被人崇拜。但是我生错了年代,这个时代既不需要诗,也不需要诗人,只需要金钱。我是这个时代多余的人,我应该属于古朴的时代。作为诗人,诗的高贵与精深、诗的窘迫与尴尬,也只有诗人能体会。”
  “但是,我不甘心。”方子云接着说,“我思索了很久,还是决定最后挣扎一下,也许我能成为命运的征服者,成为英雄,用我挣来的钱为诗歌的生存输血。于是,我借钱了。说到借钱,我首先想到的是失败。我早就打定主意了,既然事业上没有前途,如果经商再失败了,我就只能以死解脱,我会在遗嘱里写明,我的四本尚待出版的诗集共计五百多首诗,连同我的有关诗歌方面的文稿,全部归属宋一坤所有,以此作为我对他的一点报答和补偿。这是我惟一能做到的。”
  “四本诗集能值十五万元吗?”检察官平静地问,“你刚才不是说,诗歌一文不值了吗?”
  “这就是我无能、无奈或者无赖的一面,如果你一定要从商人的角度理解的话。”
  方子云有种被嘲讽的感觉,并不掩饰自己的愠怒,说:“关于四本诗集的商业价值,如果我死了,可能情形就不一样了,但我必须是已经死了,自杀了。我自信自己在社会上,至少在文学界多少还有一点知名度,其实刘东阳让我搞广告。推销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如果我死了,文学圈子多少会泛起一点涟漪,这时候诗集的商业价值有一个新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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