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局中局-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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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笑非笑，这让大脑袋很是惊慌，越发认定我看出了什么。他悻悻缩了回去，一会儿工夫，又伸过来了：“哎，我说，咱们萍水相逢，能在一趟飞机上，也算是缘分。现在闲着也是闲着，我看你欲言又止，是有什么话？”
“我一个犯人，不能随便讲话。”我摇摇头。
这让大脑袋立刻相信，不是没问题，而是我有话不敢讲。他一拍脑袋，起身走到旁边不远处的两个警察那里，嘀嘀咕咕说了半天，然后转回来道：“我问过人家了。只要我不碰你，说两句话没什么关系。”
能坐军航的人，多少都有点背景。那两个警察估计觉得这是小事，不好拂他面子，就顺水推舟答应了。大脑袋生怕我不理他，一拍胸脯：“兄弟我在京津一带还算有点人脉，你帮我，我也帮你。”
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缓缓睁开眼睛：“把东西拿近点我看看。”
大脑袋一听，赶紧摘下来，递到我的眼前。我就着灯光看了一遭，意味深长地问道：“你这东西是从哪里弄的？”大脑袋忽然脸红了，他抓抓脑袋，咧开嘴傻笑，笑了半天才说：“这是……这是我女朋友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原来这个大脑袋是个北京的军航子弟，在岐山认识了一个女笔友，两人通信了一段时间，他巴巴地跑来岐山看真人。女笔友带着他见了父母，父母拿出这么一件东西，说是祖传之物，只留给看中的女婿。大脑袋当时给感动坏了，当场确定了恋爱关系，还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给女方家里置办了一大堆东西当聘礼，然后带着这串东西回北京筹备婚礼。
听完这个描述，我心里有数了，告诉他：“他们知道你爹的背景？”
“知道啊，我以前在信里提过。”
“你还答应他们什么了？”
“啊？我答应把她调进北京，安排到国营厂里；还帮她弟弟在西安找份工作；给她父母买台彩电；给她姑姑买辆自行车……”大脑袋掰着指头一一数来。还没说完，我打断他道：“回北京以后，你只需要做一件事。”
“啊？”
“花八分钱给那姑娘写封信，说这事吹了。”
“为什么？”大脑袋张大了嘴，很是惊愕。
“这玩意儿是当地玉厂琢出来的，也就能糊弄一下外行人。”我把身体往后一靠，“真正的汉代琢玉，都是斜着下刀，所以刀口都是一面深一面浅。你看这个玉器上头，刻痕与刻口平整，凹槽平整，一看就是机器琢出来的。”
大脑袋一听这话，可就坐不住了，下巴不住颤抖：“你这说法太武断了吧？我还特意去找过专家鉴定的呢！”
我微微叹了口气。这样的人我见过太多了，自己受了骗，但却不肯面对现实，抱定一个说法不放手，对任何指责都怀有疑心。
“那专家是谁带你去找的？”
“她啊。”
“那就对了，这就是托儿。”
也不知道是大脑袋本身智商比较低，还是恋爱中的人容易变傻，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清楚。我解释了半天，大脑袋这才接受了现实，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颓丧地坐回到邮包之间，一会儿工夫后，居然哭了……
他哭得特别伤心，声音不大，但流泪不少，嗓子还发出凄凉的哀鸣。真看不出来，这么一个大汉，哭起来跟个小女孩似的。他边哭边含糊不清地讲他跟那姑娘的一段段美好回忆，又用手绢抹眼角。两个警察还以为我把他怎么了，过来查问。我也没瞒着，都给说出来了，警察看他哭得涕泪交加，想乐又不好乐，又坐了回去。
他在那哭哭啼啼了半天，眼泪一抹：“多谢你，兄弟。要不是你多看一眼，我的感情就被她欺骗了。说吧，有啥我能帮上你的。我在牢里也有几个熟人，可以照顾照顾你。”
我说：“其实也没那么麻烦。我只要你给一个人捎句话就行。”然后对他耳语几句，大脑袋听完以后一愣：“这人到底是你什么人？”
“整个北京城里我唯一能信任的人。”我长长吐出一口气。
大脑袋很快离开，继续去缅怀他被欺骗的爱情。我则继续闭目养神，脑子里不住地转动着。
从满是情欲味道的宾馆转换到这冰冷的机舱里，我终于可以静下来心，慢慢消化木户笔记带给我的冲击了。
从整篇文章来看，玉佛的传承，似乎到了明末就断掉了。一直到了许一城这一代，才搜集资料，将其补完。该文是在1930年写成的，说不定木户有三就是看到这篇考据，才动了来中国的心思。
但是，这篇考证文章还存在着一个大矛盾。根据许衡的《自叙》所言，玉佛在唐代一分为二，河内得佛头带回日本，许衡得佛身，藏在岐山。既然如此，佛头应该是在日本才对，为什么木户有三还要来中国寻找呢？
这说明，在这两件事之间，还缺失了重要的一环。那枚玉佛头，在唐代到民国之间的时间里，很有可能曾经返回过中国，一直到抗战前才再一次被运到日本。姬云浮说这篇文章当与《景德传灯录》参照阅读，可《景德传灯录》是宋朝一本记录历代高僧事迹的书，不知和这个有什么联系。我手头没这本书，只好先搁置一边。
我忽然想到，在前往海螺山的半路上，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个大墓。按照笔记的说法，那应该是明代许信的坟墓。方震从那墓里找出来过一枚花钱，正面是“汝南世德”，背面也是四个字，只看得清两个字：人，心。
我心里一哆嗦。那花钱是方孔的，方孔为回，“回”通悔。四面四字，两个字是人、心，难道另外两个字是事、过？难道它指的是悔人悔心悔事悔过？
那是我祖父的遗言，也是父亲的遗言，以及四悔斋店名的来历。
我一直认为，父亲的遗言，代表了他对一些事情和人的悔意。可是现在发现，明朝我家先祖的墓里，就已经有了这四句话，如此说来，这句话应该是许家的祖训，由此看来，父亲的遗言，似乎又有了另外一层含义。
我想着想着，整个人似乎又回到了那一天。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从外头打完篮球回来，发现家门口聚着好多人。那些邻居看到我回来了，都纷纷让开一条路，眼神里有同情，有伤心，甚至还有几道幸灾乐祸，但没人开口说话。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拨开人群，掏出钥匙进了家门。平时回家，妈妈总会递来一搪瓷缸子的凉白开，然后把我的脏背心脱下来去洗；而父亲永远是在书房看书。可这次回来，家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
我在书房的桌子上，看到了父亲写的一张信纸，上面有八个字：悔人悔心悔事悔过，还有一串数字。我不明白什么意思，随手折了起来。这时候传来敲门声，我打开门一看，是学校革委会的头头。他趾高气扬地向我宣布，右派、反革命分子许和平和他的夫人，在革命小将的震慑之下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被揭露其罪行，在太平湖投水自尽，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他奉命前来收缴反革命分子的遗留罪证。
很奇怪的是，就像是有预感似的，我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悲伤，反而异常平静。我扑向那个头头，跟他扭打起来。那头头是大学篮球队的主力，身材壮得不得了，可那一天却被我打断了两条肋骨。然后我被七八个人按在地上，拳打脚踢，动弹不得。我看到一群人冲进我的家里，肆无忌惮地毁灭我所熟悉的一切。父亲和母亲结婚的合影被践踏在地上，妈妈的花盆被砸烂，墙上的奖状和柜橱上的玩具枪全都丢出窗外……
接下来的三天，我都是在派出所的羁押室里度过的。等到我被放出来，他们告诉我，父母的尸体已经火化。我没看到他们最后一面，拿到手里的只有一坛骨灰——他们甚至没有分开存放，不过这样也挺好的。自始至终，我没有流一滴泪。
我回到家里，发现家里乱了套，没有一个地方没被蹂躏过，没有一件东西没被翻动过。我怀抱着骨灰坛在废墟里蜷缩着睡了一夜。第二天醒来时，我又掏出父亲的遗言来看，猛然发现那一串数字，是大学图书馆的索引号。那时候学校都在闹，没人上课，图书馆更没人去了。我就找机会溜进去，按图索骥，找到一本笔记。这本笔记里，记录的是《素鼎录》，而它的密码，正是“悔人悔心悔事悔过”这八个字——不过另外一本藏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说不定已经随着老房子的拆迁，带着秘密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这可真是奇妙，木户有三带走了两本笔记，却不知道密钥；我父亲许和平知道密钥，却没有笔记。一直到木户有三去世前夕，其中两本才送回到我父亲手里。早在那个时候，我父亲就已经知道了真相，但他选择了沉默，把一部分资料交给姬云浮之后，继续隐姓埋名，直到大时代的洪流将我的家庭撞碎……
我靠着舱壁，静静地回忆着这些事情，忽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这些事情，从千年之前明堂起火的一瞬间就已经注定。“爸爸，妈妈，爷爷……”我望着机舱外看不到的夜空，喃喃自语。那一天未曾留出的泪水，在此时悄然滑落脸庞。
不知过了多久，机舱里一震，总算是安全降落了。我从飞机里被带出来，一辆警车已经在停机坪上等候着。此时已是深夜，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当时去安阳的时候，我可没想过会这么回到北京。
既然是军航，那么降落地点应该是北京南边的南苑机场。下飞机的时候，大脑袋冲我比了个手势，表示他没忘记我的嘱托，然后拎起包离开了。两个警察把我押上警车，警车里的窗帘拉得很严实，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会被拉去哪里。
车子开了大约二十几分钟，停在了一处不知所在的看守所。这看守所白墙灰屋，规模不是很大，此时只有岗哨和交接室还亮着灯。警察把我送到交接室就离开了，一句话都没说。看守所的管教打量了我一番，也没多说话，只是让我换上囚犯的衣服，发了一套牙刷和漱口杯，个人物品封存签字，态度还挺客气。等手续都走完了，我被关到了一个单间号房里。
这让我颇有些受宠若惊。北京的看守所条件很差，经常都是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号房里，吃喝拉撒都在里头，像单间这种奢侈，很少有犯人能够享受到。也不知道我何德何能，竟然赶上这种待遇。
其实这个单间的条件也不怎么样，床上一套看不出颜色的破褥子与被子，上头结着一层屎黄色的油壳。墙上沾着几缕可疑的污渍和乱七八糟的刻痕。在床头方向的角落搁着一个夜壶，夜壶附近的墙角生着一圈惨绿色的尿苔，骚味仍能隐隐闻得到。
如果换了黄烟烟、药不然或者木户加奈，他们绝对无法忍受，但这种环境对我来说，早已司空见惯。我没脱衣服，直接躺在褥子上，安然睡去。
我以前在街上当过一段时间小混混，对里面的规矩还算熟悉。对看守所来说，单间只是个临时性的中转站，能住在这里的犯人，要么是穷凶极恶的重刑犯，要么是有背景的人，这两种人都不会待很久。所以我猜测，我既然被关进单间，应该最多也就待上一两天，很快就会被再度转移。
可令我感到蹊跷的是，接下来一连五天，除了每日三餐定时有人送来以外，一点动静也没有，没人提审，没人探视，也没人来交保，甚至连一日两次的放风，都没我的份。我每天只能待在这间狭小的号房里，听着附近牢房犯人的吵嚷和管教来回巡逻的脚步声。这种平静很是让人不安，我似乎变成了《基督山伯爵》里的邓迪斯，被关进了无人问津的古老监狱。外界忘了有我这么一个人的存在，直到终老病死。
为了驱走这种恐惧，我每天在号房里飞快地来回走动，让身体保持一定运动量，这在监狱里叫狗转圈；我的脑子也不闲着，把目前搜集到的线索重新排列组合，看是否会有新的发现，想得脑瓜仁都疼了，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
到了第六天，终于有管教打开号房，对我说：“许愿，有人要见你。”我走出号房，先贪婪地伸了一个懒腰，然后跟随着他来到接待室。接待室被一扇厚玻璃隔成了两边，我一眼看到对面坐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双手放在膝盖上，闭目养神。
红字门的掌门，刘一鸣？
居然会是他。
我对这个老人印象不深，只记得在那天晚上的聚餐上，他一共没说几句话。最后我要走，其他四门都送了好东西，就他送了轻飘飘的两句话。我倒真没想到，第一个来探监的人，不是木户加奈，不是刘局或方震，居然会是他。说实话，黄克武来，我都不会这么惊讶。
我慢慢走过去，坐下。刘一鸣听到声音，缓缓睁开眼睛，先凝神看了半分钟，才开口说道：“小许，你受委屈了。”这台词很熟，电影里那些被自己同志误会的地下党，在真相大白之后，总会有一位领导代表组织这样说。
“嗯？您说的委屈是？”我没客气。
“这事算是个误会。所有人都以为你死在了安阳，结果有人在岐山发现龙纹爵，黄家还以为是被人盗去，这才报了案，想不到把你逮了个正着。”
对于这个说法，我只是笑了笑，刘一鸣则略抬嘴角，两个人心照不宣。他给了这么一个拙劣的解释，是想隐讳地告诉我，这事是黄家自己搞出来的，不是五脉的官方决议。
刘一鸣轻轻拍了拍椅背：“你不必有太多顾虑，黄家很快就会撤诉，警方那边有方震在协调，这案子立不起来。不过程序上，还得委屈你在这里待几天。我会让看守所的人照顾你。”
我面无表情地说：“我受委屈不要紧，耽误了正事可就不好了。”
刘一鸣听出我的话外音，微微一笑：“你放心好了，无论是龙纹爵还是佛头，五脉都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不让你白白辛苦。”
我听出来了，他在旁敲侧击问我在岐山的发现。这说明，无论是方震还是木户加奈，都没有说出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