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定陵-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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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盏汽灯照亮了地宫墓道。这是一间长方形大厅，全部用石条砌成，没有横梁和立柱，完全采用中国建筑所特有的起券形式，整座大殿显得格外宽大辉煌。考古者把这段建筑称为“前殿”。
发掘人员站在门框一侧，抬头仰望，只见十几道形同宝剑的物体，原来是一种独特的石头。由于地宫封闭日久，宫中充满水气，门上的青石在水气的浸蚀中碳酸钙逐渐溶解，随着水滴一点点流淌下来，日积月累，终于形成宝剑状的“钟乳石”，漆黑的幽暗之夜里，确像是一排倒悬的飞刀，令人生发种种遐想。
又是一场虚惊。
门上方，横担着一块长方形青铜，两头凿有圆筒，使粗重的门轴上部巧妙地穿进筒中。经测量，青铜长3．6米，宽0．84米，厚0．3米。早在一年前，赵其昌就在查阅文献时，发现过这样一段史实：
庆陵修建时，工部郎中万燝在宫廷内外搜集碎铜，利用废铜炼制铜管扇，节省工料。万燝为人正直，由于他平时不满太监们胡作非为，太监便告发他借机发青铜财。皇帝得知后，立即召入问罪。一阵痛打之后，万燝感到十分委屈，抹泪苦辩，才免于治罪。后来铜管扇制成用于陵中，皇帝和群臣才明白他当初的苦衷。
一年多来，赵其昌常常对这个典故所说的铜管扇进行琢磨，总未得到解答。今天看到这券门上部的青铜，才茅塞顿开。如果券门上部没有这种青铜炼制的“铜管扇”，其他东西很难承受这万斤石门的摩擦力。可见那位工部大臣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
石门的制作，不仅工整细致，而且十分精巧。门轴一侧厚达0．4米，铺首一侧仅为0．2米，只相当于门轴一半的厚度。门轴一侧粗厚，是因为能承受更多的重量，开门时不易损坏，铺首一面较薄，无形中减轻了石门的重量，也减轻了门轴的负荷，使通高3．3米、宽1．7米的巨大石门开关极为容易。
石门内侧，与门外铺首对称的地方，有凸起部分，用以承托石条，石门关闭后，石条上端顶住门内凸起部分，下端嵌入券门地面上一个凹槽内，以使门外无法推开石门。面对这座精致辉煌的巨门，无论是发掘者还是来此参观的游客，无不惊叹古代先民非凡的创造力和出色的艺术才能。
这道石门发掘开始到向游人开放，共打开过两次。这是因为拍摄记录影片《地下宫殿》，再度把石门关闭的。在进入地宫之初，为避免发生不测，电影拍摄者未随发掘人员一起进入。地宫大门全部打开后，才补拍这开门的壮丽场景。此时由于神秘、紧张、恐慌与激动之感已全然消失，加之缺乏烟火、道具之类的辅助效果，三十年后人们在长陵大殿的银幕上，再也看不到发掘者在打开石门一刹那间的神态和音容，也无法领略他们当时的复杂心情和听到“飞刀”之后的可笑动作了。对于若干年后的观众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测量、画图、照相……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大家来到石条前，详细勘察，只见上面有模模糊糊的墨笔楷书11个小字：“玄宫七座门自来石俱未验。”字迹的出现，不仅使发掘者知道了顶门石条原名“自来石”——聪明的工匠创造了一个多么形象而韵味无穷的名字！同时也得知这幽深的玄宫内，还有六道石门等待他们去打开。
第十一章 风雨下定陵
冲突既开，恢复元气已无可能；帝国古船千疮百孔，飘摇不定。努尔哈赤走出白山黑水，对明发难；风雨潇潇，万历的尸骨连同古老的帝国一起走进陵墓——
疯狂的报复
“立储之争”，使万历皇帝与群臣的斗争长达十余年之久。万历决心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群臣不让他立郑贵妃的儿子常洵为太子，他同样以各种理由为借口，也不立王恭妃的儿子常洛为太子，甚至不让常洛举行成人典礼，阻止随翰林院的官员就读。但是迫于宫廷内外强大的压力，万历最终还是向群臣屈服了。他答应让常洛出阁就读。
万历既然亲口答应皇长子常洛出阁就学，便再无口实可以推托。但是负责此事的太监，深知皇上并不乐意为皇长子办出阁礼，于是开出一张令人瞠目结舌的账单，总计不下十万两银子。万历抓住这一把柄，传谕内阁，借口皇长子出阁礼所需费用浩大，“出讲少俟二三年，册立一并举行，庶可省费。”显然又是在刁难和要挟。事情又拖了一年，万历在群臣再度施展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初四日，皇长子出阁讲学，但以尚未册立为皇太子，侍卫、仪仗一切仪注，从简从略。尽管如此，皇长子朱常洛总算是向太子的目标又迈出了艰难的一步。此时他已十三岁了。
当然，万历对群臣的屈服，带着万分的不情愿和异常的愤怒，在他的心灵上从此留下了永久的伤痕，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越发痛楚。而“国本之争”所带来的恶果，也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出来了。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朱常洛被勉强立为太子，储位始定，其间竟经历了十五年之久的磨难。后人评论说：“自古父子之间未有受命若斯之难也！”
常洛立为太子，常洵已去洛阳封地。爱子远离膝下，宠妃泪洒衣襟，万历怀着难言的悲恸和无比的仇恨，面对他的群臣，也面对他的帝国，他要进行报复。这个报复的方式是独特的。早在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他三十二岁时，就开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付臣僚、开脱自己过错甚至罪责的办法。
自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二月掀起“国本之争”以来，万历先是以“皇子婴弱”为由，后来又以“群臣聒激”为借口，兼施高压和敷衍之计，久拖不立。后来，当万历知道再没有借口做为理由来拖延时，便绞尽脑汁，终于在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一月，捏出一个“三王并封”的“待嫡”之计。
所谓“三王并封”，就是将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同时封王，将太子之位暂时空缺下来。所谓“待嫡”，就是待正宫皇后（孝端王皇后）生育嫡嗣之后，再册封为皇太子。如果数年之后皇后还没有生育，再“无嫡立长。”显然，这是万历一番苦心孤诣之后想出的对策，借口“立嫡不立庶。”皇长子常洛是庶出，不宜册立为太子，只好虚位以待。
万历自以为聪明的“三王并封”之策，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外廷大臣原本在等候册封之旨，不料等来了“三王并封”，不但大失所望，而且感到有遭受戏弄之辱。在他们看来，这是国本攸关的大事，怎能如此对待？于是，廷臣们又掀起了较前更为激烈的反对声浪。
群臣反对“三王并封”和“待嫡”之说的奏章接二连三，总数不下百本。归纳起来，都是围绕以下三点：其一是所谓“待嫡”之说，自祖宗以来，从无此例。其二是“三王并封”缺空太子位，是“有板无本。”其三是责怪万历言而无信。如王如坚等人抓住万历在十四年（1586年）一月，十八年（1590年）一月和十九年（1591年）八月，三次所下的册立谕旨都没有兑现的事实，大肆攻击说：“陛下尚不能自坚，今日犹豫之旨，群臣将何取信耶？！”朱维京也上疏说：“悖前旨而更新令，人主大信之何谓？天下后世以皇上为何主耶？！”万历览奏之后大怒，王如坚、朱维京皆被谪戍边。上疏的其余人革职为民。
万历想出了这个“三王并封”的主意，原是要颇孚众望的王锡爵代他受过的。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月，大学士王锡爵省亲归朝，继任内阁首辅。当他得知申时行、许国和王家屏等人，为了国本之争都已先后离职的时候，思想沉重，感慨万分。他曾密疏万历皇帝，想以赤诚之心劝说皇帝早下决心，尽快举行册立典礼。一则是国本社稷的需要，二则也是想从此平息天下舆论。他的用心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对万历的“三王并封”的“待嫡”之旨，却大有牴牾。当王锡爵看了皇上的手谕后，大出意料，顿时惶恐不安了。一方面，他感到嫡子尚未出生而要“待嫡”，庶子已经二十岁却又不册立，实在难以奉命；另一方面，申时行、王家屏都在这件事上栽了跟头，为了不失去皇上信任，只有附合帝意方为上策。一向刚直敢言的王锡爵，这时显得畏首畏尾，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抉择，卷入了难以自拔的是非漩涡。
万历把责任推给了王锡爵，群臣不知就里，认为“三王并封”的“待嫡”之说，是出自王锡爵之谋，因此王锡爵立即遭到了群臣的围攻。在众门生的再三规劝下，王锡爵幡然悔悟，毅然决定破釜沉舟，迫使皇帝收回“三王并封”的决定。万历经过两天的思索，又在群臣冒死苦诤下，终于宣布收回“三王并封”的成命。“三王并封”之议出笼不过十天，终于寿终正寝。
放弃并封王旨以后，王锡爵在九个月中就先后十一次上疏争请册立和预教。其中在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十一月十九日的章奏中，特别尖锐地指出了郑贵妃阻挠册立的罪行。这一奏章，把万历搞得既被动又气恼。万历亲笔写了一道手谕，明显为郑贵妃袒护，并替郑贵妃开脱。由此引来的皇帝不快，各种复杂的人事纷争，以及言官们的接连弹劾，终于导致王锡爵的下台。
经过群臣的长期苦诤，使郑贵妃夺嫡的阴谋破产，朱常洛既已册立为皇太子，本来事情到此应该偃旗息鼓，转入力鼎图兴的轨道，但事实并非如此。种种迹像表明，那位看上去显然羞愤至极的郑贵妃似乎不会善罢甘休，而且眼下仍然是万历所最宠幸的妃子。既然如此，后果也就难以预料。于是，群臣戚戚，力决再谏。
在文渊阁大学士钟亦非的串通下，臣僚们几经磋商，又拟出一篇注定要遭致万历垂骂的疏文，力谏皇上勤政戒色。
疏文洋洋几千言，历数前朝女色误国之例，且通篇充斥着挚爱君朝之心，由耄耋老臣郭文章早朝禀呈司礼太监。结果老臣郭文章惨遭廷杖，并从此卧床不起。
宫廷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但是，喑哑毕竟不能持久。接下来，臣僚们的担忧又以另一种病态的方式荒唐地流布。
传说有太监在郑贵妃的屋子里发现了一尊木刻，形像酷似太子，上面扎满了铁钉之类的东西，玄乎其玄，朝廷上下一片惶恐。因为谁都知道，这种盛行民间的巫术灵验非常，唯恐太子朝不保夕。
如此扰攘月余，终于没能引起皇帝的注意，大臣们的惊慌和绝望可想而知。
谣言未止，又有太监禀报文渊阁大学士沈鲤施法念咒意欲加害贵妃和皇帝，这一次，龙颜大怒。
万历当即令人将沈鲤宣到廷前究问，最后才弄清楚纯属误传。原来，沈鲤为了自律律人，在文渊阁大门旁书写了一块为官十戒的木牌，每日晨晚念诵，以示忠心效国。他没有料到这一多少有些投机和做作的姿态，其效果适得其反，几乎让他掉了头颅。
可能万历也难于明白臣僚们何以对皇储问题兴趣不减，以致余波震荡，弥浸民间。那会儿印刷术已经相当发达，一些有关皇储的册子四下流传，其中一份名叫《续忧危竑议》的册子，增加了北京城内的神秘气氛。
这部署名为郑福成的册子，显然一针见血地戳到了皇帝的痛处，册子中称：皇上立朱常洛为太子实在是万不得已之举，日后必将更立云云。而至于署名，一望而知是郑贵妃的儿子福王必成皇帝的隐语，万历自然又怒，将《读忧危竑议》作为“妖书”，责成刑部即速查办，不得轻饶。
刑部按到谕旨，未敢怠惰，立即着手稽查。但案情纠葛，非朝夕之事。在万历一连撤处了三名刑部大员依然没能水落石出之后，转而交付锦衣卫办理。
锦衣卫自然不辨究里，胡乱抓了一个叫皦生光的人，屈打成招，尔后处以极刑，才算了事。
这一切事情都使得万历深感疲惫与愁烦，同时也使他意识到自己不可能逃避历史的指责。他既无力回天又没处可藏，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消极无为。
于是，他开始无可奈何地坐在龙椅上以酣然入睡的架势面对现实与臣民。既不强迫大臣们接受自己的主张，更不对臣僚的奏折表示意见。这种消极无为的后果，不仅导致文官集团更加涣散无聊，更为严重的是直接为大明帝国的毁灭埋下了致命的祸根。
从表面上看，朝廷中各种法定的礼仪仍是照常进行，但皇帝已经不再上朝理政了。
尽管臣僚们的奏章不断向他送来，但他已懒得批阅，甚至连一些高级职位长期空缺，他也不派人替补，并决定以这种方式对付臣僚。
当时朝廷内阁有王锡爵、赵志皋和张位三名阁臣，由于各自的原因很难继位。经过奏请又补进沈一贯、陈于陛二人。随后王锡爵去职、赵志皋告病，张位因得罪皇帝而罢职闲居。再之后，陈于陛又因病归天。这样一来，堂堂内阁仅剩沈一贯一人了。偌大的帝国朝廷，每日军政要务须待处理的少说也有数百件之多，繁忙如此，沈一贯一人当然无法胜任。为此，沈一贯频频上疏恳请补进阁臣，却始终不见下文，这一拖就是五年。最后，沈一贯因操劳过度而病倒在寓所，仍未见到补替人员。但紧急公务仍无法推脱，沈一贯只好强打精神在病榻上操办。内阁府由此再无一人主持政务，只好关上大门，中国皇朝的内阁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挂上了大锁。
沈一贯一共在阁12年，而独掌阁务竟达7年之久。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12年当中，作为一个帝国首辅，只见过万历皇帝两次面。万历30年（公元1602年）七月，经过沈一贯一再苦请，万历才点用朱赓和沈鲤入阁。阁臣总算有了三人。但好景不长，四年之后，沈一贯和沈鲤同时去职，阁臣又只剩下朱赓一人。朱赓所上有关军民利病的谏言，却“十不下一”，为此，常常遭到御史和科臣们的嫉讽。朱赓上不能劝说皇帝，下不能取信于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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