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又笨又慢平天下-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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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极为痛苦，却束手无策，原因无他，主要是这些官吏不是他的亲信，就是他亲信的亲信；不是他亲手所保举，就是他保举的人所保举。所以他明知问题很大，非整顿不可，却无法下手，只能装聋作哑。
　　那个后来在“洋务运动”中成为标志性人物的丁日昌，在江苏常州做官时，打着洋务运动的旗号横征暴敛，贪污腐化。有幕僚提醒曾国藩，若想整顿江苏吏治，必须首先从丁日昌开刀。
　　曾国藩长叹一声说：“丁日昌横征暴敛，是在给李鸿章提供剿捻军费，即使再坏也不能去掉。”
　　幕僚也长叹一声说：“那就只能让吏治继续败坏下去了。”
　　吏治腐败，让曾国藩渐渐失去“中兴”的信心，“中兴”的口头禅也慢慢从他嘴里消失不见。一次，某个幕僚对他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只不过现在皇帝的威权很重，割据风气还未形成，除非中央政府首先烂掉，否则不会出现国家土崩瓦解的局面。”
　　曾国藩不无忧虑地说：“中央政府好像正在烂掉。”
　　幕僚道：“祸患必是中央政府先垮台，而后天下无主，各自为政，这种情况的发生不会超出五十年。”
　　曾国藩不禁皱眉：“能否南迁？”
　　幕僚斩钉截铁：“不可能！”
　　曾国藩很不服气，和幕僚大起争辩。幕僚最后甩给他一句话：“国初杀戮太重，满汉仇恨深刻，一成死灰，永不可能复燃，即令复燃，也不会长久。您就睁眼瞧着吧。”
　　曾国藩闭上了眼。最近，他的眼睛一直酸胀，看东西异常模糊。他知道这是病，但他不知道该从哪里治起。
　　就像是吏治，就像是他的癣病，还有他日益加重的肺病。
　　不是病入膏肓，而是命中注定，这种病会带走一个人，乃至一个帝国。
　　


第十一章　最后没有辉煌
　　见慈禧
　　1868年9月初的一个下午，慈禧太后在花园里漫步。突然，这位阴阳怪气的女人阴阳怪气地问了句：“曾国藩在金陵干吗呢？”
　　跟随她的人除了宫女就是太监，无人能回答整个问题。她似乎也没想得到答案，继续说道：“皇上（同治）自即位后还没见过他呢。”
　　伶俐的太监马上跟上一句：“您也没见过他呢。”
　　慈禧微微一笑：“那就让他来趟京师？”
　　无人应答。大清王朝，戒律森严，太监和女人不得干政。慈禧所以干政，是因为她就不是个女人，甚至不是人。
　　1868年9月中旬，曾国藩在金陵接到圣旨，命他担任直隶总督，顺便到京城觐见。
　　直隶是京师的屏障，大清的总督是地方之王，直隶总督则是万王之王，太平时节，掌握最富庶的江南、供应朝廷财政需求的两江总督都在它之下。
　　曾国藩听到圣旨时，有如释重负之感。
　　他在金陵大张旗鼓地搞“洋务运动”、整顿吏治，已是黔驴技穷。正愁无处寻找出路时，慈禧拯救了他。
　　幕僚们却另有想法：这是中央政府要改变“内轻外重”的局面，您这任命是明升暗降，天子脚下可不好做官。
　　“哎，”曾国藩面无表情地叹气说，“凡事都有利弊，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出发。”
　　幕僚们不说话了，显然，曾国藩是非去不可了。
　　在把金陵事务做一番布置和交接后，1868年12月，曾国藩登上了北上的专船。
　　他没有直接去直隶总督的任所保定，而是先去了北京。1869年1月末，曾国藩抵达京城。
　　自他回家守孝直到现在，已有十七年。这十七年的沧桑风雨，把曾国藩锻造成了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也把他摧残成了一个病夫。
　　走在熟悉的街道上，他感慨万千。京城仍和十七年前一样，毫无生机。
　　一个行将就木的京城，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京城，在曾国藩看来，这个京城好像沉睡了十七年，如今也没有醒。
　　按朝廷的意思，他将在第二天上午觐见皇上和慈禧太后。
　　那天晚上，残酷的噩梦把他折磨得筋疲力尽，早晨醒来时，他脸色铁青，嘴唇发紫，眼神迷离。
　　精神状态真差！他在路上不禁自责，第一次见新皇帝和皇太后，竟然是这副模样，真是有失大臣之礼。
　　他被人领进皇帝的养心殿，按规矩，他跪在一个蒲团上。蒲团冰冷，房间里虽有火盆，但离他太远。他跪了一会儿，就感觉浑身发凉，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
　　养心殿也是老样子，丝毫不见任何改观。曾国藩叹了口气，那种感觉又回来了：这个城市好像昏睡了十七年，如今也没有醒。
　　已经跪了半个时辰，有太监过来拨拉了几下火盆。曾国藩感觉热气猛地上来了，他偷偷向里面的门望去，门关着，毫无动静，像是墓门。
　　腿开始发麻，背脊发酸，他悄无声息地直了直腰。“嘎吱”一声，他听到自己的脊柱某个关节响了一下，这声响动把他吓一跳。门口的太监马上看了他一眼，曾国藩冷汗直冒。
　　半个时辰后，他几乎支持不住，要跌坐在蒲团上。他的身体太脆弱，已无法支撑，唯一支撑他的是多年来锻炼出来的意志力。
　　又半个时辰过去了，曾国藩几乎要晕倒。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已向一边倾斜，意志力失去作用。就在这千钧一发时，那个墓门突然开启。
　　一个公鸭嗓子喊起：“皇上、皇太后驾到。”
　　像是一个人猛地推了曾国藩一下，他立即跪直了。
　　同治皇帝出来了，畏缩的步子，猥琐的身材，空洞的双眼。他走到龙椅前，看了眼跪在下面的曾国藩。
　　他不认识，也毫无感情。他就孤独地站在那里，直到后面帘子里的慈禧坐定了，他才坐进龙椅。
　　曾国藩要脱帽叩头，帘子后面传出慈禧的声音：“免冠。”
　　曾国藩激动起来：“谢皇太后。”
　　磕头完毕，慈禧又发话：“抬头。让皇上看看你。”
　　曾国藩慢慢地抬头，和同治的眼神碰到一处，他迅速地低下头。刹那间，他有种感觉，同治的人生状态非常差。
　　“几时辰了？”慈禧问。
　　曾国藩算了一下，说出了正确的时辰。
　　“我是问你，你跪了几时了。”
　　“臣……”曾国藩不知该如何回答。
　　慈禧似乎在帘子后笑了，而且很得意：“知道为什么让你跪这么久吗？”
　　曾国藩当然知道，这是慈禧给他的下马威，提醒、警告他，不要以为你建下那么大的功业就了不起，在这里，你就是个臣。
　　她知道曾国藩明白，所以也就不必知道答案。
　　“江南的事办理完了？”
　　曾国藩回答：“办完了。”
　　“湘军都解散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听说有股贼人被称为哥老会的，好像湘军参加的多。”
　　哥老会兴起于四川，原本是个互助合作的社团，但曾国藩解散湘军后，很多湘军士兵都参加了哥老会，于是这个团体就成了黑社会。
　　曾国藩在金陵时一直提心吊胆这件事，特别担心哥老会连累自己，今天果然被慈禧提出。
　　他正准备把自己抛进深沉的思考中，慈禧已岔开话题，继续问道：“来的路上可平安？”
　　平安倒平安，但曾国藩一路见到百姓流离失所，盗贼横行，这不是好兆头。
　　“很平安。”
　　慈禧“哦”了一声，又问：“你出京多久了？”
　　“十七年。”
　　“带兵呢？”
　　“出京后就一直带兵，只是这两年才在江南做官。”
　　“哦。”
　　慈禧不再问，光阴沉寂下来，气氛有些尴尬。
　　“皇上可有问的？”慈禧放话。
　　同治急忙扭头，向帘子里说：“没有。”
　　慈禧啧啧：“皇上，这曾国藩可不是一般人，若不是他，咱们大清江山……”
　　“砰”的一声，曾国藩已把头狠狠地磕到地上，“臣应尽之责，全赖皇上、皇太后保佑，长毛贼才被剿灭。”
　　“不是这样说，”慈禧道，“你的功劳苦劳，皇上都记着呢。”
　　曾国藩又叩头，这次比上次还用力，养心殿都晃动了一下。
　　“直隶的事，你大概清楚吧？”
　　“臣已做了详尽调查。”
　　慈禧满意地点头：“洋人逼得紧，直隶非比寻常，你要好好做，做好！”
　　曾国藩再叩头，比上两次轻了很多。不是他不想再磕得那么重，而是已头晕眼花。
　　时光荏苒，慈禧又问了很多问题，包括曾国藩的家人和李鸿章的淮军，曾国藩都对答如流。后来，同治悄悄地伸了个懒腰，谈话就结束了。
　　曾国藩后来在日记中对这次觐见有如下评论：皇太后问的全是废话，毫无价值。皇上神情懒散，不知在伪装还真就如此，堪忧！
　　这是诚！但不是忠，曾国藩写完这段日记后，大为懊恼，认为自己的心灵开始生长了野草，于是急忙静坐，改过。
　　改过之后，他就跑出去游览京城，顺便去拜访当年的好友。这更让他心情低落，因为当年在京城的大多数好友，全都离开人世。
　　人最忧惧的就是这个，自己年纪已老，身体状况又差，一听到老友死了，更是情绪低落。
　　后来，他索性就待在寓所里，养着精神，为去保定上任而积蓄力量。
　　春节那天，慈禧大摆筵席，请臣子们吃饭。曾国藩获得最高荣誉：位列汉臣之首。他激动得老泪纵横，这么多年来所受的苦和委屈全部消散，对大清的忠诚再上一个台阶。
　　1869年2月的最后一天，曾国藩觐见慈禧。他要去上任了，按规矩，应该去找最高领导人“请训”。
　　慈禧依然是冷冷的腔调：“你到直隶后先办何事？”
　　曾国藩回答：“臣按皇上和皇太后的意思，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
　　“你打算练多少兵？”
　　“二万。”
　　“够了？”
　　“只要配备洋人的武器，足够保卫京师。”
　　慈禧叹了口气：“当初僧格林沁十万人，却挡不住洋人的几千人，你现在明白我为何要你做直隶总督了吧。”
　　曾国藩明白，他训练出的湘军灭亡了太平天国，慈禧希望他还能创造奇迹，训练更强大的一支军队，保卫京师，最好能打败洋人。
　　然而他已老了，精力不济。他虽有心，却总觉得前途未卜，不知该从哪里下手。
　　他对慈禧说，湘军是白手起家，如今形势严峻，臣身体大不如前，我的意思是，可用绿营兵（政府军）为基础，再加入李鸿章淮军的一部，短时间内可训练出一支精锐。
　　慈禧微微点了点头：“你的身体如何？”
　　曾国藩叩头谢恩：“眼神大不如前了，其他还好。”
　　“还好就好。”慈禧漫不经心地说，“走吧，迟早也要走。”
　　是的，迟早都要走。
　　曾国藩第二天就离开京城，奔向了去保定的路。
　　去天津
　　保定城一潭死水，因为有官文在。官文被曾国荃弹劾后，跑回北京休闲了一段时间，就被派到保定，做了代理直隶总督。
　　曾国藩向他伸出饱含深情的友谊之手，官文却想在上面吐口水。他和曾氏兄弟的仇恨虽未不共戴天，却在心里发誓老死不相往来。
　　在开始直隶总督工作前，曾国藩用对联来表明自己的工作态度。
　　第一副对联是这样的：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
　　他问人：“怎样？”
　　“好！”
　　他也觉得好，可第二天早上醒来，再看这副对联，觉得不太好。较真的人往往都是这样，一定要做到最好。于是，他又写了第二副：念三辅新离水旱兵戈，赖良吏力谋休息；愿群僚共学龚黄召社，即长官藉免愆尤。
　　他又问人：“怎样？”
　　“这个嘛，太深奥了。”
　　曾国藩扯碎了，捻着胡子，捻掉了几十根，写出了第三副：随时以法言巽语相规，为诸君导迎善气；斯民当火热水深之后，赖良吏默挽天心。
　　幕僚们都叫起好来，“大人真是用心良苦，让人敬佩。”
　　曾国藩说：“诸位既了解我的心，我就欣慰了。”
　　这三副对联可谓是曾国藩的誓言，既要练好兵，又要整顿吏治，希望官员们能够体恤民间疾苦，认真办事，修养民力，让百姓有个喘息的时间，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
　　他这样希望，也这样做了。
　　首先是练兵，他从淮军和绿营中挑选精锐，用训练湘军的办法训练这支部队。其次是整顿吏治，难度很大。他择优录取了很多人，淘汰了很多人，但湘系的人从全国各地都跑来找他，结果，保定的吏治又和金陵异曲同工。最后，曾国藩在辖区内大兴水利，防杜河患，保证农业。
　　公平地讲，在保定的一年，曾国藩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治理才能。遗憾的是，时间太短，并未立竿见影。1870年6月，天津教案爆发，如同一阵暴风，把曾国藩再吹到风口浪尖，吹出了保定。
　　所谓教案，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绅士、民众和西方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士或这些传教士发展的中国教民之间的冲突。互相谩骂、斗殴是轻的，严重的则会发生流血冲突，中国人会焚烧教堂，甚至弄出人命。
　　最开始的传教士来中国，纯是抱着传播上帝福音的。但后来，有些传教士发现来中国就会受到如上帝般的待遇，于是鱼龙混杂。中国人首先对洋人的相貌就反感，加上儒教徒们的恶意宣传，中国人就把传教士们当成了魔鬼。冲突不断，尤其是在北京的门户天津。
　　1870年入夏，天旱无雨，中国人花费人力物力和金钱，祭祀龙王爷，却毫无成效。传教士们也过来凑热闹，用科学解释说，世上只有上帝，没有龙王爷，天是否下雨和神仙无关。
　　中国人愤愤不平，本来就不下雨，庄稼已宣告颗粒无收，洋鬼子还跑来说风凉话。于是，仇恨变成谣言。
　　有人说，天不下雨全是因为传教士，有谣言更进一步：教堂专门拐卖小孩，然后挖心用来做药。更有谣言登峰造极：洋人的眼睛发蓝，是魔鬼，要想保持他们的魔力，必须要吃小孩的眼珠。很多人已亲眼所见，在教堂的地窖中，盘子里盛放的都是小孩的眼珠。
　　当时风声已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