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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

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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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或者慢慢地走过。当我在黄昏遇到他的时候,我常想起康德被人叫做时钟的故事,他是像个德国式的学者。”
    巴金夫人陈蕴珍(后更名萧珊)是西南联大毕业,曾听金岳霖讲逻辑,感觉很枯燥,便问金岳霖:“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金答:“我觉得它很好玩。”
    1932年,章太炎到北京大学国学门讲学。当时章已满头白发,穿绸布大褂,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等五六人陪着登上讲台。他向下一望,便讲了起来,满口浙江余杭话,嬉笑怒骂贯穿其间。章的这番讲课,由刘半农翻译,钱玄同负责板书。
    当年,某北大毕业生数次去找周作人谋职,第三次去时,周正待客,被门房挡驾。该学生疑为周推托不见,怒火中烧,便站在门口大骂一气。几天后,他被告知去某处上班。有人问周,他这样大骂,为什么还要用他呢?周说,到别人门口骂人,这是多么难的事情,太值得同情了。
    温源宁是北大西语系教授,平时不说汉语。张中行说他的语调“说是上层味也许还不够,是带有古典味”。其夫人是个华侨阔小姐,有汽车,但温从来不坐,遇风雨天要出门,其妻让他坐汽车,他总是道谢后仍坐人力车去学校。
    顾颉刚是燕京大学教授,但口才不行。讲课时总是意多而言语跟不上,一急就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速度快且字迹清晰。
    1934年初,刘半农初见冰心,他在日记中称她“大有老太婆气概矣”。而冰心后来的朋友季羡林在清华读书时,曾去旁听冰心的课,他在日记里写道:“冰心先生当时不过三十二三岁,头上梳着一个信基督教的妇女王玛丽张玛丽之流常梳的髻,盘在后脑勺上,满面冰霜,不露一丝笑意,一登上讲台,便发出狮子吼:‘凡不选本课的学生,统统出去!’我们相视一笑,伸伸舌头,立即弃甲兵而逃。”
    北大教授、明清史专家孟森讲课时手持讲义,拇指插在讲义中间,然后照本宣科,从来不看台下。下课铃响后,他把讲义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间,转身就走。他的这个讲义后来确实用《明清史讲义》的名义出书,成为业内学者绕不过去的名著。
    弘一法师一次去丰子恺家,落座前将藤椅轻轻晃动几下,然后慢慢坐下,丰不解其意,弘一法师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动,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林损在北大当教授时岁数不大,因而有些恃才傲物,常借着酒劲出怪语。一次周作人问他:“林先生这学期开什么课?”他答:“唐诗。”又问:“准备讲哪些人?”答:“陶渊明。”
    余叔岩自己唱戏,却看不起唱戏的。他有个女儿,成年后一有人来提亲,他便说:“如果是咱们梨园行,就不必提了。”
    田汉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教书时,一天拉着几个同事去小酒馆喝酒。席间有人表示不会喝酒,田汉说:“哪有文人不喝酒呢?”
    1924年暑假,蒋廷黻曾与鲁迅等同去陕西讲学,他后来谈及对鲁迅的印象时说:“他有点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他和我们相处不仅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胆怯。”
    傅东华在陈望道的婚宴上自我介绍说:“我叫傅东华,我在北平有一座城门,题作东华门,你们进城以后,别忘记住我的东华旅馆;在旅馆里闲着无事,却不妨翻一翻我编的《十一朝东华录》。”
    民初,戴季陶一度想到美国留学,托蒋梦麟向孙中山请求。孙中山说:“老了,还读什么书。”蒋梦麟据实转告戴季陶,戴便直接找孙中山请求。孙中山说:“好,好,你去。”边说边拉开抽屉,拿出一块银洋给戴季陶说:“这你拿去做学费吧。”戴季陶说:“先生和我开玩笑吧?”孙中山说:“不,你到虹口去看场电影好了。”
    乔大壮执教台大时,一女生见其面容憔悴,拿来一只家里养的鸡,要工友做给乔吃,乔说:“我是不杀生的,拿回去,寄养你家,给它个名字,就叫乔大壮吧。”
    抗战时期,一次西南联大在广场上开文艺晚会,几千听众在草坪上随意地席地而坐。朱自清在晚会上讲“五四以来的散文”。他说:“什么是散文呢?像诸位这样地坐法就是散文的做法了。”
    西方学界有一个说法:“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以不看辜鸿铭。”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北京访问辜鸿铭,问辜如此高才,为何不问世事,辜的英文说得很快,对方的思维跟不上,辜鸿铭便用手指蘸着唾液在桌子上写了一连串的“老”字。北大西语系主任温源宁在《辜鸿铭先生》一文内写道:“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礼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努力标志(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
    辜鸿铭一次出席一个宴会,座中皆社会名流或政界人物,一外国记者问辜:“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鸿铭答:“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
    张中行说:学者孙楷第“人清瘦,总是像大病初愈的样子”,“我个人的感觉,是有学问,像是也不想学问以外的事情……不止一次,我听见他一边走一边吟诗”。“凡事都会有得失两面,博而精,考证有大成就,是得的一面。还有失的一面,是容易成为书呆子。从20年代后期我认识孙先生的时候起,到80年代前期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止,我的印象,除去书和他专精的学问以外,他像是什么也不想,甚至什么也不知道。”
    章克标说,郭沫若“有点驼背弯腰,眼睛也有毛病,而且耳朵半聋”。
    一次,吴稚晖和王璞为国音字母的事相互争执,王璞气极了,拍桌子大骂:“王八蛋!”吴稚晖慢慢站起来说:“鄙人不姓王。”
    熊希龄和熊佛西在北平的住处相距不远。某大学欲请熊佛西去讲戏剧,请柬却递到了熊希龄家。届时熊希龄到场,校方问他讲题是什么,他答:幼稚教育。满堂哗然,熊希龄马上明白过来,对学生说:“搅错了,你们要请的是熊佛西,不是我这个老头子,我去替你们请来罢。”
    民国初年,黄远生在北京兼任《申报》特派员。他常去八大胡同吃花酒打麻将,在鬼混中把具有远见深思的政治通讯和评论写在花笺上。
    一次清华开师生同乐会,赵元任表演“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铁路南下,折入山西、陕西,东出潼关,再由河南至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山东,跨渤海到东三省,最后入关回京。沿途每“抵”一地,他都操当地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及土特产。这一圈转下来,说了将近一小时,不时引发哄堂大笑。
    1928年后,一次张继到清华视察,并在大礼堂演讲。他说:清华有这么考究的房子,这样好的设备,一年花这么多钱,却没造就出一个有用人才,试看,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各部部长中,有哪个是从清华毕业的?张讲完后,清华学生会主席张人杰即起立接着张继的话茬说:“听了张主任的训话,我们有一个疑问,不知所指的人才,是按什么标准?如果按学识、专长和成果来说,清华的毕业生中,却不能说没有。就连孙中山先生陵墓的建筑图案,不也是清华毕业生设计的么!如果人才是指党棍和官僚,清华的确一个也没有。”
    1929年陕西大旱,《大公报》发起募捐赈灾活动,报社编辑徐铸成被派到营业部帮助收款。某日,来了一个瘦高老头,小胡子,袍子马褂,腰板直挺,臂上挂着手杖。他进门后掏出20元钱,让徐铸成登记。徐认出此人乃大名鼎鼎的郑孝胥,便装不认识,请教其姓名,对方用浓重的福建口音做答,徐仍装听不清楚,抽出一张纸请其留名,哪知郑孝胥惜墨如金,也很狡诈,掏出一张名片留下,随即出门登车离去。
    梁实秋说:“我数十年来奔走四方,遇见的人也不算少,但是还没见到一个人比徐志摩更讨人喜欢。”他还回忆说:“有一天志摩到我的霞飞路寓所来看我,看到桌上有散乱的围棋残局,便要求和我对阵,他的棋力比我高,下子飞快,撒豆成兵一般,常使我穷于应付。下至中盘,大势已定,他便托故离席,不计胜负。”
    1940年1月,梁实秋参加国民参政会华北视察慰劳团,访问了五个战区七个集团军的司令部。张自忠将军的33集团军司令部安在湖北襄樊和当阳之间一个叫快活铺的小镇上。张的寝室仅一床一桌,四壁萧然。梁实秋说:“我们访问过多少个司令部,无论是后方的或是临近前线的,没有一个在简单朴素上能比得过这一个。”“张将军本人却更简单。他有一个高高大大的身躯,不愧为北方之强汉,微胖,推光头,脸上刮得光净;颜色略带苍白,穿普通的灰布棉军服,没有任何官阶标识。他不健谈,更不善应酬,可是眉宇之间自有一股沉着坚毅之气,不是英才勃发,是温恭蕴藉的那一类。他见了我们只在闲道家常,对于政治军事一字不提。”
    闻一多是艺术家,懒于在日常琐事上操心。当年他的鞋穿破了,便先试穿厨师的鞋,再让厨师代他去买。梁实秋说,闻一多“孩子一大堆,流鼻涕的比不流鼻涕的为数较多”。闻平时讲课常夹杂“呵呵……”的声音,一次他从教室前走过,看见黑板上写着一首打油诗:“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
    清华时期,闻一多讲《楚辞》。他的学生冯夷回忆说:“记得是初夏的黄昏,七点钟,电灯已经亮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那样的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学生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之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他的纸烟盒,打开来,对着学生们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作蔼然的一笑,问道:‘哪位吸?’”
    周作人讲课就是低头伏案照稿子念,而且声音细小。梁实秋说:坐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
    马珏是鲁迅友人马幼渔的女儿,她15岁时写过一篇《初次见鲁迅先生》的作文,内有这样一段:“见了,就行了一个礼,父亲在旁边说:‘这就是你平常说的鲁迅先生。’这时鲁迅先生也点了点头,看他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并不同小孩一样,我觉得很奇怪。鲁迅先生我倒想不到是这么一个不爱收拾的人!他手里老拿着烟卷,好像脑筋里时时刻刻都在那儿想什么似的。”
    鲁迅个子不高,身体瘦弱,面色黑黄,不常理发。由于长期大量吸烟,全部牙齿呈黑黄色,牙根则是深黑色。去陕西讲学时,有人向接待人员探问:“周先生恐怕有几口瘾吧?”也有人问:“学者也吸鸦片烟吗?”接待人员问其所指,对方答:“周鲁迅面带烟容,牙齿都是黑的,还能说不吃烟么?”鲁迅定居上海不久,与许广平到杭州度蜜月,上火车时被宪兵搜查了一回,车开后又被另一拨宪兵翻箱倒箧地搜了一回。他与许广平在北京戏院看电影时,有个瘾君子摸过来低声向他打听,到哪儿去买黑货。
    鲁迅虽有烟容但行动干脆利落。鲁迅晚年的朋友萧红回忆说:“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1920年初,陈独秀到上海,约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沈雁冰等到其寓所谈话。茅盾说:“这是我第一次会见陈独秀。他中等身材,四十来岁,头顶微秃,举动随便,说话和气,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派头。”
    罗尔纲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胡适是校长。罗自称是一个“在学校里无声无息的一点不活跃的学生”,因成绩出众,得到了只有五人入选的奖学金,为胡适所发现,毕业后招至家中,成为胡的私淑弟子。1930年6月的一个晚上,罗去胡适在极司菲尔路的寓所“报到”,恰值胡适在宴请邻居张元济。胡遂把罗介绍给张,张元济起身向罗还礼。罗后来成为史学界泰斗,晚年回忆说:“一位年高德劭神采奕奕的长者向我还礼,使我肃然起敬。”
    上世纪30年代初,徐志摩与罗尔纲都借宿胡适家。胡适要罗尔纲每天下午陪徐志摩去北海公园散步,罗回忆说:“徐志摩去公园散步很少说话。有一次,游罢出了后门。有个老妇叫花子向他乞讨。他就站着详细问她什么地方人,家中有无子女,因何流落到北平来等等。他和那老妇叫花子絮絮谈话,恳切有如亲人。随后把袋里的钱都给了她,还在沉思迟迟不走,回家吃晚饭的时间都忘记了……我静静站在旁边,使我如同读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那样感受到大诗人悲天悯人的爱。”
    金岳霖回忆说:“寅恪先生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的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上世纪30年代,一次金岳霖给陶孟和打电话,陶家的保姆问:“您哪儿?”金竟然一时忘了自己的名字,只好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保姆却说:“不行。”金再三请求,对方仍说不行。金没辙,只好求教于自己的车夫,车夫也说不知道。金说:“你没有听见人说过?”车夫答:“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这个“金”字,终于提醒了金岳霖。比金岳霖有过之的一例是,抗战期间,潘梓年在重庆的一个签名场合也把自己的名字忘了,旁边的人提醒他说姓潘,潘却问:“阿里个潘呀?”
    1920年前后的碧云寺住持聚林法师,用蒋碧微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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