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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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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太康元年吴王投降的捷报传到洛阳,羊祜已经病死一年多了,司马炎追思他的功劳,热泪盈眶。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司马炎立刻封杜预、张华为万户侯,并封两人的儿子为亭侯。此前羊祜、杜预都已获得开府仪同三司的恩宠,人们普遍看好张华,认为他也即将开府,并且很可能名列三公。
    这个猜想落空了。
    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司马炎相当诚恳地向时任尚书令的张华讨主意,问:“谁可托寄后事者?”
    张华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
    这太令司马炎的伤心了,张华的答案离他想要的实在相差太远。在这个世界上,司马炎内心深处最忌惮、最讨厌的人,莫过于他的同胞弟弟齐王司马攸了。
    因此没过多久,张华就被赶出洛阳,到北方僻远的幽州找鲜卑人去处理民族事务了。
    司马攸是司马昭的次子,从小就表现优异,史书上说他“少而岐嶷。及长,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为世所楷”。对于司马炎而言,这个优秀的弟弟是极具威胁的竞争对手,因为世人普遍认为司马攸更胜他一筹,祖父司马懿对弟弟的宠爱也远甚于对他。
    曾有一段时间,司马炎绝望的认为皇帝的宝座已经离自己远去。他的伯父司马师有五个女儿,却始终没有儿子,司马昭便将次子过继给兄长。司马昭掌握大权之后,经常拍着身下的座位说:“天下是景王(注:即司马师)的天下,我只是代理摄政,我百年之后,这个是桃符的座位。”桃符,就是司马攸的小名。
    完全可以想象,当时司马炎听到父亲说这番话时心情该有多么惊惶不安。为了得到世子的位子,司马炎请来贾充、裴秀、荀觊、何曾、羊琇、山涛等一大群有名望、掌权势的大臣替他说情。司马炎长发委地,手垂过膝,他曾经把自己奇特的长相展示给裴秀看,问裴秀:“人有相否?”暗示自己天生异相,是帝王的不二之选。据说裴秀因此而归心,对司马昭称赞司马炎“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
    而司马昭犹豫了好久,终于在死前半年,才确定司马炎的嗣位。
    知子莫如父,司马昭知道司马炎心里对弟弟有怨恨,所以他临死特地讲了汉文帝与淮南王刘长、魏文帝与陈思王曹植兄弟不相容,贻笑世人的故事,握着司马攸的手,托付给司马炎。
    四年之后,司马炎的母亲王太后病死,临终也担心司马攸的命运,她对司马炎说:“桃符性子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不起,必恐汝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
    这个王太后不是一般女子,当年钟会还在得势的时候,她就对司马昭说钟会“见利忘义,好为事端,宠过必乱,不可大任”,后来钟会果然谋反。王太后这次也没有看走眼,司马攸最终没能逃脱与刘长曹植相似的命运,十五年后,三十六岁的司马攸在忧懑中发病暴卒。
    司马攸的死因,固然是他太优秀,冒犯了兄长脆弱的自尊心,但这还不足以勾起司马炎的杀机。与鼠肚鸡肠并且毫不掩饰自己鼠肚鸡肠的魏文帝曹丕不同,司马炎好名誉,所以显得涵养非常好,即使被臣子当面批评,比做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有名的昏君,他依然可以“大笑”,不以为忤,世人赞扬他“宽惠仁厚,沉深有度量”。连父母都对自己不放心,那么其他人的看法可想而知,司马炎要堵住天下悠悠之口,即位之后他对司马攸的优宠无可复加。
    泰始元年,司马炎做皇帝的当日就一口气分封了二十七位司马家族的成员为王。这二十七个藩王按食邑多寡可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等级食邑四万户,享有这种超大封国的只有一人,就是皇帝的叔祖、宣帝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他当时已经八十五岁高龄了;第二等级食邑一万户左右,这些封国属于“大国”(注:按咸宁三年设立的标准),“大国”藩王的主要是皇帝的叔父;第三等级食邑五千户左右,这些封国属于“次国”,“次国”藩王主要是离皇帝血缘较近的平辈;以上三个等级的藩王在爵位上是平等的,都是“郡王”,第四等级则要降一级,是“县王”,食邑一般在五千户以下,这些封国属于“小国”,“小国”藩王主要是宗室疏族与皇帝的晚辈。
    在这次分封中,司马炎有三个弟弟同时受封,分别是司马攸、司马鉴、司马机。司马鉴与司马机都被封为“次国”藩王,司马鉴食邑五千户左右,司马机食邑六千六百六十三户,唯有司马攸是“大国”藩王,食邑万户。司马攸不仅与嫡叔父司马干、司马亮、司马伷、司马骏并肩,比另外两个嫡叔父司马伦、司马肜还要高一等。
    皇帝的优宠不止体现在封国广大、食邑众多,司马炎要向世人展示,他对弟弟真的毫无芥蒂。司马攸随即被请入朝堂,委以重任,《晋书·齐王攸传》说“时朝廷草创,而(司马)攸总统军事,抚宁内外,莫不景附焉”。所谓“总统军事”实际是句空话,司马攸根本没有真正接触过兵权,但是至少在表面上,司马攸始终官居一品,位极人臣。
    司马攸先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注:“开府”是一种特权,指高级官员自主选址建立府署并且自选僚属,在晋朝之前一般只有三公才享有这个特权;“仪同三司”是指比三公之下的官员享有三公的待遇。),这项殊荣在当时连皇帝的嫡叔父司马伷、司马骏等都没有能够享受。司马伷与司马骏在晋朝建立后一直领兵在外,屡建战功,司马骏镇守西陲有功,司马伷参与平吴有功,他俩都是论功行赏才享有“开府”殊荣的,比侄子司马攸晚了整整十多年。至于那些不成器的叔父,如司马伦、司马肜等,司马炎至死都没让他们开府。
    不久之后,司马攸又升迁为镇军大将军,皇帝还加赐他羽葆、鼓吹。所谓“羽葆”是一种装饰着五彩鸟羽的华盖,“鼓吹”是演奏乐曲的乐队,这两样东西是天子卤簿的一部分,只有皇帝出行才可以使用。司马炎将它们赐给弟弟,是希望他每天上朝时能吹吹打打、风风光光而来,吸引众臣羡慕的目光,让他们感受到皇帝对弟弟的宠爱。
    从泰始年间到太康年间,十多年来司马攸始终未变的一个职责就是培养教导太子司马衷,也许这才是皇帝真正需要他的地方。司马攸先兼任太子少傅,后来又转为太子太傅。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年仅二十八岁的司马攸升任司空,成为西晋最年轻的三公,不过依然他兼任着太子太傅,依然得每天去东宫陪蠢笨如猪的侄子司马衷打发时间。
    司马氏标榜要以“孝礼”治天下,构成“孝礼”的两个基本元素就是对父母之“孝”和对兄弟之“悌”。对于儒者来说,孝悌是一个人处身立世的根本,《论语·学而篇》中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因此,司马炎对司马攸的种种优宠也带有以身作则,给天下人树立榜样的意味。
    无论是从臣子的角度,还是从弟弟的角度,司马攸的回应都十分得体。他“降身虚己,待物以信”,“以礼自拘,鲜有过失”,并且处处表现出恭谨、谦逊的姿态。当初司马炎授权诸藩王自主选择国内长吏,司马攸认为天下尚未统一,藩王权力不宜过大,主动放弃齐国官吏的任命权,交还朝廷;当时诸藩王的日常开销都由国库承担,司马攸认为食邑所得已足够承担开支,因此请求自给自足,减轻国库的负担。看到弟弟如此心系社稷、舍己利国,司马炎感动之余坚决不同意。兄弟俩推来推去,前后多达十几次,把天下人都感动坏了。
    如果没有意外,当年司马昭与王太后的预感绝对不会成真,司马炎、司马攸兄弟俩将始终掩饰好心中的罅隙,戴着笑脸,把这一幕名叫“兄弟怡怡”的戏善始善终。
    然而很不幸,意外还是发生了,“兄弟怡怡”变成了“兄弟相忌”,最终兄长不得不将弟弟逼迫至死。
    这个意外就是痴太子司马衷。
    司马攸比兄长小十二年,文帝死时他才十八岁,在朝中没有根基。文帝考虑以司马攸为嗣,主要是出于对景帝的怀念以及对幼子的疼爱。这种想法显然对社稷有害,所以贾充、羊琇一干人等纷纷反对,他们对司马攸个人并没有成见,如果论亲疏,贾充是司马攸的岳父,羊琇是司马攸的从舅(司马攸出继景帝,羊琇是景帝羊皇后的从父兄弟),他们拥立司马炎,完全是因为“国赖长君,不利冲人”。
    但是随着司马炎在一天天衰老,司马攸也在一天天成熟,他被认为是宗室不世出的贤人。
    因此,当太子是痴呆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一般震惊朝堂,很多朝臣心里就开始琢磨了:谁当嗣君才真正合适?
    从理论上讲,司马攸继承皇位丝毫没有障碍,他是景帝的嗣子,而景帝是宣帝司马懿的嫡长子,按道理这晋朝的皇帝就应该是司马攸,司马炎反而有篡位的嫌疑;
    即使抛开景帝不论,光说司马攸以皇弟的身份继承皇位,也是有先例的,文帝不就是兄死弟及的么?太子是个痴呆,这江山社稷总得有人担当,国赖长君,让司马攸做皇帝才是正确的。
    四、政变伤了皇帝的心
    众臣怀有拥立齐王司马攸的心思,便有了前面卫瓘等人的谏言。卫瓘的儿子卫恒是齐王司马攸的秘书,他们父子的立场可想而知,只是卫瓘为人谨慎,不敢明言拥立,只敢借酒装疯含蓄地进谏。
    但也有莽撞的,比如河南尹向雄,官不大胆子不小,他对皇帝说:“陛下子弟虽多,然有名望者少。齐王卧在京邑,所益实深,不可不思。”皇帝当时就怒形于色,这老兄也是个强项令,一看皇帝使脸色了,耍脾气撂下皇帝转身回家去了,回到家冷静下来一想,觉得自己闯祸不小,结果给吓死了。
    朝中也有人始终坚持太子为嗣,比如说贾充、荀觊、荀勖、冯紞,还有杨骏、杨珧兄弟等人,其中贾充是太子的岳父,杨骏是太子的外公。前面说过,他们已经结成利益共同体,太子的未来与他们休戚相关。
    嗣君之争是国本之争,非同小可。中国历史漫漫数千年,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嗣位之争,而每一次争嗣都必定引起朝堂分裂。原本就矛盾重重的官僚阶层内部为了争夺权力、为了打击异己,或者纯粹为了自保,都会自动或者被动的卷入纠纷,选择阵营勾结成党,兴起党争。党争的后果大都严重并且残酷,轻则朝堂大换血,伤筋动骨一番,重则爆发内战,导致亡国。
    这次也不例外,朋党之争再次披上嗣位之争的外衣,愈演愈烈。
    与两汉曹魏不同,晋家天下并非马上得之,而是从曹魏孤儿寡母手中窃取得来。在窃取的过程中,司马家得到不少世家大族的协助,因此,当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时候,新朝堂的臣子全部是曹魏的旧臣,新朝堂的制度典章也几乎全盘照抄。
    综上原因,晋王朝从来没有朝气蓬勃过,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显得暮气沉沉,仿佛是积重难返的曹魏政权褪了层皮。后世的史学家都将魏、晋两个朝代合并在一起研究,称之为“魏晋时期”。
    改朝换代空有其名,导致晋朝朝堂在建国之初就存在着严重的裂痕,新朝堂的臣子们都是累世之交,彼此间的交情可以追溯到祖父那一辈,这里面的恩恩怨怨不计其数,都被继承了下来。在《晋书》中,关于开国元勋之间的矛盾冲突不绝于书,有些甚至已到了势不两立的程度。冲突原因则都被简单归纳为个人道德的高下引发的分歧,不过显然这种解释失之笼统,失之肤浅。
    例如《晋书·贾充传》记载了贾充与任恺、庾纯的矛盾:“(贾)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等刚直守正,咸共疾之。”
    《晋书·裴楷传》记载了裴楷对贾充的不齿:“(裴)楷对(皇帝)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
    《晋书·和峤传》记载了和峤对荀勖的鄙夷:“(和峤)迁中书令,帝深器遇之。旧监令共车入朝,时荀勖为监,(和)峤鄙(荀)勖为人,以意气加之,每同乘,高抗专车而坐。乃使监令异车,自(和)峤始也。”
    《晋书·冯紞》记载了荀勖、冯紞与齐王攸的矛盾:“(冯)紞与(荀)勖见朝野之望,属在齐王攸。(齐王)攸素薄(荀)勖。(荀)勖以太子愚劣,恐(齐王)攸得立,有害于己”
    《晋书·任恺传》记载了任恺对贾充的仇视:“(任)恺恶贾充之为人也,不欲令久执朝政,每裁抑焉。(贾)充病之,不知所为。”
    于是两人相互陷害,贾充先设圈套要将任恺赶出中枢,计划未遂;任恺反击,也设圈套要让贾充远离中枢,到关中去带兵打仗。贾充吓个半死,急忙将女儿嫁给太子司马衷,才避免了上战场。
    《晋书·任恺传》总结说:“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之徒皆与(任)恺善,杨珧、王恂、华廙等(贾)充所亲敬,于是朋党纷然。”
    对于皇帝而言,他很乐意看到臣子之间有适当的分歧甚至敌意,因为那会增加臣子对他的依赖,有助于他树立君威,有利于统治。某些精于帝王术的皇帝甚至会有意挑拨臣子间的关系,好让他有机会做伟大而公正的仲裁者,令臣子忽而感恩戴功,忽而震慑于君威难测,从而心悦诚服,不敢有异心。
    但是大规模的党争是所有皇帝都不愿意看到的,因为那意味着失控,意味着分裂,是灾难的萌芽,有能力掐掉这个萌芽的只有皇帝本人。可是司马炎无法做出裁决,一方面他无法容忍这大好江山旁落到弟弟家,另一方面“太子不令”又是铁铮铮无法掩盖的事实。
    那么换一个儿子做太子又如何呢?
    这样做的风险只会更大。
    首先,皇嗣非小事,汉高祖当年动过换太子这个念头,不仅没成功,反而连累爱子刘如意被毒死;汉景帝也动过这个念头,他成功了,但是废太子刘荣不得不被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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