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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

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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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王的军队从缺口处潮水般涌进宫城,顿时箭矢如雨,从四面八方射来,齐王的军队予以还击,持弩仰射,并且杀入西游园与伏兵短兵相接。双方死伤都很惨重,尸体相枕一片狼藉,论人数目前还是齐王一方占优势,但是长沙王将皇帝司马衷的乘舆摆在内城南部的南止车门,令齐王投鼠忌器。
    在黑暗与混乱之中,战况陷入僵局,对于齐王来讲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他原把长沙王当做皮肤之痒,没想到竟演变成心腹大患,真正的敌手河间王、成都王尚未交锋,自己已然损兵折将。齐王下令加强攻势,箭雨比之前更加猛烈了,连惠帝也不再被顾惜,不时有冷箭飞到御前,射死射伤众多朝臣,惠帝奇迹般地毫发无伤。
    面对齐王迅猛如潮的攻势,长沙王被迫后退,从宫城西部撤到东部,惠帝也撤至东边的宫城上东门(是宫城上东门,并非洛阳城上东门)。此时已是半夜,战场火光冲天,照亮半个洛阳城,越来越多的朝臣赶来护驾。既然是护驾,那肯定是要簇拥到惠帝周围,因此他们纷纷投向长沙王这一方,长沙王声势复振,由守转攻,从东往西逐渐又将齐王逼出宫城。与此同时,齐王一方的士气越来越低落,濒临瓦解。
    等到东方既白,胜负已分。齐王退守大司马府,这已是洛阳最西端,背后就是阊阖门了,可以说齐王已经失去了洛阳,败局无可挽回。
    此役长沙王以寡敌众,凭谋略取胜,说明他确实是良将之才,如果早生十年,肯定是安远绥边的一员大将。长沙王没能有机会在沙场上扬名立功,却在京都同室操戈,可谓天不佑人,天不佑晋室。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齐王一方内部崩溃了,齐王长史赵渊临阵倒戈,他斩杀了中领军何勖,生擒齐王向长沙王献诚,巷战结束。是役禁军死伤过万,此外还有不少朝臣死于乱兵之中,或者葬身于火海之内,侍中嵇绍就差点被冷箭射死。
    齐王被押至殿前,惠帝虽然智力有缺陷,却还记得齐王是当初解救他出金墉城的功臣,他想赦免齐王死罪,但长沙王不依。长沙王侥幸得胜,心中没有自信,他此刻在洛阳根基薄弱,留着齐王就好比打蛇不死,是个严重的隐患,所以他不顾皇帝意见,呵叱左右快将齐王拉出去斩首。齐王再三回首望着惠帝,惠帝却始终没有再说话,齐王于是被斩首于阊阖门外。
    长沙王将齐王首级传阅六军,所有齐王党羽都被夷三族,被处死的人超过两千;齐王的弟弟北海王司马寔,儿子淮陵王司马超、乐安王司马冰、济阳王司马英都被押入金墉城,齐国王位由东莱王司马蕤的儿子司马炤继承。齐王的尸体被遗弃在宫城以西的西明亭,三天都没有人收敛,最后齐王故吏荀辏А⒗钍觥跋仗嫠朐帷
    齐王的败亡迅如山崩,从执政大臣到阶下囚,再到一具死尸,其中只间隔三天。此时永宁二年(公元302年)只剩下十几天了,但是长沙王与天下更始的心情无比急切。于是就在齐王被斩的当天,惠帝下诏大赦天下,改永宁二年为太安元年。
    这个年号一改,齐王执政的痕迹就彻底清除了。西晋历史又翻过了血腥的一页。
    齐王被诛,朝廷改元大赦的消息,通过像血管一样遍布全国的驿道,飞快的传遍大江南北。局势的发展如此兔起鹘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其中最惊讶的应该就是李含。
    长安离洛阳并不远,急行军一天一夜就可以到达,但是为了给齐王留出足够的时间来杀死长沙王;也为了等成都王出兵,双管齐下夹击洛阳,李含指挥关中军缓慢行军,一天才走二三十里,前锋张方出关之后也止步于司州弘农郡。
    齐王死讯传来时,李含甚至还没有出雍州地界,他只到达了长安以东几十里处的阴盘;而张方则屯兵洛阳以东一百二十里处的新安,熟悉秦汉史的朋友对这个地名应该不会感到陌生,五百年前楚霸王项羽在此处坑杀过二十万秦国降卒。
    齐王的死使李含措手不及,关中军以讨伐齐王为出兵的借口,齐王一死就变得师出无名。李含只好下令班师,撤回长安,一番辛苦最后竟然是替长沙王做了嫁衣,李含与河间王心中懊恼不已。
    齐王死讯传到邺城,成都王也后悔当断不断,坐失了良机。如今除狼得虎,洛阳落入长沙王手中,自己依然一无所得。
    两大强藩全都心怀不满,那么新得志的长沙王处境就很危险了。
    第八章 长沙王
    一、天下未乱蜀先乱
    明眼人一望便知,齐王虽死但祸乱未已,河间王劳而无功,肯定不会就此罢休。长沙王没有足够的实力抵御河间王,即使他歪打正着取得执政地位,终究还是会落入他人之手。
    长沙王对于自己的力量与处境也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当初齐王有几十万军队作为后盾,他没有;齐王有豫州、荆州两大军事重镇引为奥援,他也没有;他骤得的权势目前就像无源之水,很容易干涸掉。这个客观事实决定了长沙王不可以像齐王那样独断专行,长沙王是“八王”之中行事最谨慎低调,态度最谦和恭谨的一位。
    长沙王的谨慎低调主要表现在他对权力欲望的克制,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他的官职。
    齐王执政期间,长沙王由抚军大将军兼领左军将军,后来升迁至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官秩越来越高的同时手中的实权却越来越少,这种明升暗降的伎俩是历代当政者都熟稔精通并且屡试不爽的把戏。
    齐王既死,朝中大臣的官职任免权就落入长沙王的手里,此前赵王、齐王都趁机替自己加官进爵,但是长沙王没有。
    《晋书.惠帝纪》中说齐王死后,惠帝“以长沙王乂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这个说法有误。“太尉”是三公级别的一品大官,如此重要的任命不可能不载入传记,但是《晋书.长沙王传》里并没有记载这一次升迁;考察《晋书.河间王传》与《晋书.成都王传》,可知当时的“太尉”是河间王,“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是成都王;再细读《晋书.长沙王传》中长沙王与成都王在太安二年十月(即长沙王执政十个月后)的往来书信,二王都用“太尉”这一官职来指称河间王,由此可知整个长沙王执政时期,“太尉”一职始终由河间王充任。而成都王是长沙王极力依靠拉拢,试图结为盟友的对象,长沙王必定不会也不敢与成都王争夺那华而不实的“都督中外诸军事”头衔。
    因此,所谓“以长沙王乂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完全是子虚乌有,长沙王执政之后并没有给自己升官。此中原因并非无官可升,比如齐王生前担任大司马一职就已经空缺,凭长沙王的身份完全可以胜任,可长沙王没有这么做。
    惠帝朝历届执政者全都位极人臣,唯独长沙王只是骠骑将军。骠骑将军是二品官,比起成都王的大将军、河间王的太尉要低上一品。很明显,长沙王刻意保持这点差距,以表示自己的谦逊,不敢与二王并列。
    长沙王的官职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不涉及朝政。
    晋朝的权力部门是尚书台与中书省,只要染指这两个部门就可以洞悉政局的任何风吹草动。以往历届执政者为了便于操纵政事,都给自己“录尚书事”。“录”是总领的意思,“录”了“尚书事”,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插手政事处理与人事任免。比如杨骏先是“录尚书事”,后来觉得不满足就又“录朝政,百官总己”;汝南王也是“录尚书事”;赵王未得志前求“录尚书事”,被拒绝之后才怀恨发动兵变。
    从赵王开始,执政者野心膨胀,区区“录尚书事”已经无法令人满足,他们渴望更大权限。于是赵王篡位之前担任“相国”、“依宣文辅魏故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就像当年司马懿、司马昭父子操纵曹魏小皇帝一样控制晋惠帝;齐王在专权方面也不遑多让,“拜大司马,加九锡之命”“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
    长沙王则刻意保持低姿态,避免步齐王后尘,为此他仅仅保留军职,没有“录尚书事”,也没有兼任文职来干预政务。
    即使没有兼任文职,也可以通过安插亲信的方式来控制尚书、中书、门下三台,不过长沙王也没有这么做。当时的尚书令先是王戎后是乐广,尚书仆射是东安王司马繇;中书令是卞粹,中书监是东海王司马越。王戎、乐广都是前朝老臣,一向圆滑处世,在历次党争之中始终屹立不倒,乐广还是成都王的岳父,这两人对任何执政者都是阳奉阴违,只求明哲保身的;卞粹则是河间王的党羽,死心塌地想助河间王成为执政者;而司马繇与司马越两位王爷是长沙王的族叔,辈高年长,自然不也会对长沙王唯命是从。
    因此严格来讲,长沙王不能称为执政者,他只是卫戍京畿的军事长官。长沙王给自己的定位也是如此,他极力推崇的执政者是成都王。
    长沙王向天下人表示,成都王才是真正的执政者,为此他做出表率向成都王臣服。朝中政务事无大小,长沙王都派人赶赴邺城请示成都王,然后才实行。
    尊奉成都王是长沙王的策略。河间、成都二王都虎视眈眈,长沙王没有实力与之抗衡,只有合纵连横,选择与成都王结盟。那时成都王如日中天,只要引为奥援,河间王就不敢轻举妄动,这个天下就可暂时稳固。更妙的是长沙王这种低姿态还可以狐假虎威,当朝廷出台某项会损及某些人利益的政令时,人们就会发现,这道政令是由长沙王与成都王联合签发的,其权威不容置疑。
    但是这个策略是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的,政出多门的唯一后果就是朝政更加混乱低效,用《晋书》中的原话就是“百度弛废”,胜过齐王当政时期。
    在如此惨淡背景之下,长沙王仍思振作,他执政期间重点要解决的是平定蜀中叛乱。
    蜀中叛乱是元康年间关中叛乱引发的连锁反应。追本溯源,罪魁祸首仍是赵王,此人祸国之尤,真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要说蜀中,不得不先回顾一下元康以来的关中局势。
    元康初年,以武威太守兼任护东羌校尉的奉高侯马隆病死在任上。马隆是个传奇人物,武帝朝秦、凉两州的鲜卑人匈奴人羌人氐人叛乱迭起,十多年无法平息,马隆自动请缨,提三千士卒孤军深入,迅速平定叛乱。此后马隆镇守关中十余年,关中也因此平静了十余年。
    但马隆一死,这个平静就无法持续了。当时镇守关中的是赵王司马伦,他与他的幕僚孙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处理复杂多变的民族纠纷时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于是关中叛乱又起,元康四年(公元294年)五月匈奴人郝散在并州造反,攻打并州上党郡,失败之后逃往关中。八月,郝散在雍州北部的冯翊郡被包围,投降被诛。
    两年之后,元康六年(公元296年)五月,郝散的弟弟郝度元在雍州冯翊郡及其毗邻的北地郡再次举起反旗,与他同时起兵的还有北地郡的马兰羌、卢水胡两个种群。他们攻陷北地郡,杀死北地太守张损,屡次打败冯翊太守欧阳建。随后,率兵从长安赶来镇压的雍州刺史解系也吃了大败仗。
    王师的接连败北,助长了反叛者的气焰,也催生了新的反叛野心。于是雍、秦两州的羌人、氐人一时俱反,推举氐人齐万年为首领。齐万年则因利就势,建国号称皇帝。战火蔓延整个关中,成燎原的势态。
    由于兵祸,元康六年秋季,关中发生了大范围的饥馑,同时还爆发了瘟疫。到了第二年,元康七年(公元297年),雍州(从元康三年起到元康七年,雍州的版图包括了雍、秦两个州)再次爆发瘟疫。祸不单行,这一年关中夏、秋两季滴雨未下,到了深秋天气陡变,突如其来的严霜又冻杀了大旱之下劫后余生的一点庄稼。
    于是元康七年的饥馑来势更加凶猛,波及范围更广。当时长安以西赤地千里,到处都是饿殍,谷价涨到每斗万钱的天价,百姓买不起粮食,只好人相食。而朝廷赈济无方,当灾情上报洛阳的时候,惠帝竟好奇地问朝臣:“百姓不食粥,何不食肉糜?”
    因此有大量关中百姓在家乡无法生存,沦为了难民。他们逃难的方向主要是向南逃入梁州汉中郡,那里有富饶的汉中平原,可以乞食;少部分流民向西,逃入凉州。
    汉中郡虽然富饶,但是地狭人稠,而关中流民有数十万之众,小小汉中郡立刻人满为患,如果难民长期滞留,汉中很有可能会成为新的灾区。
    流民们都知道区区汉中养不活他们,于是把目光投向了地广人稀号称“天府之国”的蜀中。朝廷起初打算封锁剑门关,阻止流民入蜀,但是这一政策执行得并不坚决,在受命去汉中处理赈灾的侍御史李苾上书替流民求情之后,朝廷就对流民入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于是数十万关中流民涌入蜀中一住就是好几年。
    元康八年(公元298年)年底,朝廷(当时还是贾皇后主政,张华辅政)终于意识到仅凭关中地方军与赵王、梁王那些皇亲贵戚是不可能平定关中的,于是派出积弩将军孟观,率领中央禁军去关中戡乱。
    次年(公元299年)春,孟观在雍州扶风国的中亭川与氐族叛军发生遭遇战,此役生擒齐万年,长达三年的叛乱就此平息。随后朝廷改派年轻的、并且素有贤名的河间王司马颙出镇关中。
    关中虽然恢复了平静,但是关中流民心有余悸,同时贪恋蜀中的安逸,不愿意返乡,而当时中枢政坛动荡,贾皇后正步步紧逼要置皇太子司马遹于死地,洛阳人人自危,根本无暇顾及那遥远的、被大江群山阻隔的、蛮夷充斥的西南边陲。于是这数十万流民继续在蜀中乞食,与蜀中原住民摩擦不断,积怨越来越深。
    又过了一年,到了永康元年(公元300年),真正的多事之秋开始了。先是贾皇后杀愍怀太子,然后是赵王发动兵变,大肆清洗朝堂。这一清洗惹出大祸,贾皇后的姻亲、时任益州刺史的赵被调回洛阳任职,但赵怀疑这是请君入瓮的陷阱,因惧生变,竟举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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