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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部分

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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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刘尼”根本不姓刘,他真名丘沈,原本只是江夏郡山都县的一个小吏。张昌大费周折,无非是想诈取民心,他这一套伎俩并不新鲜,在他之前,已有无数成功与未成功的野心家使用过,在他之后,还将有无数野心家继续诓惑百姓。因为,民心是可欺的,民意是可操纵的。
    人心原本脆弱,在无助与绝望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对自己失去信心,而去寄希望于有英雄与圣人出来指导迷津。这种心理容易被野心家利用,他们有意制造出一种完满的人间天堂愿景,用美好绝伦的实则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谎言去蛊惑处于绝境的可怜人,控制他们的思想与精神,将他们驱赶到战场,用鲜血与生命铺就自己通往权势的道路——古往今来,这种悲惨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些冤死的生灵啊恒河沙数。那些谎言千篇一律,几千年来却无往不利,诚为可哀。
    拥立了皇帝,组建了政府,张昌就不再是普通的流寇。他的影响力迅速扩散,向西覆盖汉江流域,向东直至长江下游,涉及豫、扬、江、徐四州(惠帝元康元年,从荆州、扬州划出十个郡,另立江州)。张昌散布谣言,说:“江淮已南都试图反逆,如今官兵大起,要杀光江淮以南的百姓。”谣言快速传开,整个南中国人心惶惶,许多人也跟着揭竿而起响应张昌,旬月之间,张昌新收附的士卒就过三万人。可能是受荆楚地区的某种巫风影响,张昌军队的士兵都穿着火红的帽子,剪下马尾巴粘在脸上做髯须。
    流民叛乱如火如荼进行,而新野王始终龟缩在樊城,除了向洛阳报急毫无作为。此时长沙王正在替李含与皇甫重排解纠纷,蜀中未平关中正乱,如今荆州也出了状况,长沙王焦头烂额,他对新野王的回应是:下诏命令监军华宏出击戡乱。实则就是寄希望荆州军自行解决问题。
    可惜华宏很令人失望的吃了败仗,他在江夏郡北部的障山被张昌击溃,狼狈逃回樊城。新野王吓破了胆,连忙再次上书洛阳求救,他说:“妖贼张昌、刘尼妄称神圣,手下兵卒数以万计,个个绛头毛面犹如鬼魅,其锋锐不可当。请陛下快速调集诸军,支援荆州。”
    长沙王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只恨洛阳兵力早已捉襟见肘,长沙王只好再次使出见力打力的办法。他让惠帝发出四道诏令:一道是命令河间王派出雍州州兵一万、西府兵五千,由雍州刺史刘沈率领,出蓝田关南下戡乱。没想到河间王不奉诏,留兵不发。刘沈看不惯河间王拥兵自重的行径,自己领着一万州兵打算出关,结果刚到蓝田就被河间王赶上,夺了兵权。长沙王闻讯又恨又无奈,只好妥协让刘沈回雍州,这道诏令作废。
    第二道诏令是任命屯骑校尉刘乔为威远将军、豫州刺史,发豫州兵西进。刘乔是名副其实的汉宗室后裔,他年轻时参加过渡江平吴之战,是两朝老臣,颇有声望。这道诏书实际是向范阳王借兵助剿,一来当时张昌已对豫州构成极大威胁,二来范阳王在豫州的根基不如河间王在关中那样牢固,所以范阳王不敢像河间王那般跋扈,刘乔得以顺利接任刺史,并且顺利出兵,为平定荆州立下大功。这道诏令对于豫州局势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日后刘乔与范阳王反目,根源就在于此。
    第三道诏令是命令前将军赵骧带领八千禁军南下。
    当时宗岱已经在蜀中病逝,荆州刺史空缺,第四道诏令的内容是将宁朔将军刘弘从北方调往荆州,担任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随赵骧一共南下。这道诏令授权刘弘调度赵骧前军、荆州州兵与南蛮校尉的府兵,长沙王此时已经觉察新野王不堪大任,因此派出刘弘全权负责荆州军事。
    就在刘弘、赵骧向荆州进发的同时,张昌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向新野王展开反攻。张昌自领主力进攻襄阳郡,同时他派出两支偏师:一支由伪都督黄林率领,人数为两万,向东北方向进攻豫州;另一支由伪别率(注:别率,魏晋军衔的一种)石冰率领,顺长江东下,进攻江、扬两州。
    新野王望穿秋水,结果张昌比援军先到,当即惶恐得不知如何是好。《晋书·新野王传》中说“张昌作乱于江夏,歆表请讨之。时长沙王乂执政,与成都王颖有隙,疑歆与颖连谋,不听歆出兵,昌众日盛”。意思是说长沙王应当为张昌的坐大负责,他猜忌新野王与成都王有结盟的倾向,所以掣肘新野王镇压张昌。
    此说实在匪夷所思,长沙王与成都王反目成仇是在当年八月,新野王之死则在五月;五月李含还没有死,河间王与长沙王还没有撕破脸,长沙王根本不可能预料到战火会重燃,又怎么可能提前三个月就预防新野王与成都王联兵?而且,说长沙王不让新野王出兵这也不符合事实,监军华宏动用的不就是荆州兵?
    按晋朝法令,诸镇都督调动兵马确实必须得到中央的允许,但新野王不同于普通都督,他“使持节”都督荆州诸军事,有权便宜从事。退一步说,即使有矫诏的嫌疑,事有轻重缓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作为封疆大吏,国有大难肯定是守土御敌为先,怎么可以胶柱鼓瑟,以未受诏令为遁词坐视不顾,任凭疆土沦丧?
    由此可知新野王坐守樊城以至于养痈遗患,并非因为洛阳诏令不许出击,而是因为他自己的无谋与胆怯。
    张昌大军压境时,从事中郎孙洵劝新野王主动出击,但是嬖幸王绥知道新野王胆怯,所以捡新野王喜欢听的话说,王绥说:“张昌不过是小小流寇,派一些偏将裨将就足以将他制服,何须主公违诏抗命,亲冒矢石呀?”
    新野王最终还是没有出击,一直等到张昌兵临城下,再也躲不下去了,这才出城对战,但此时军心涣散,刚一交锋马上溃不成军。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五月,樊城失守,新野王司马歆死于乱军之中。
    樊城、襄阳与宛城是荆州三大军事重镇,当时樊城是镇南大将军新野王司马歆的治所,襄阳是荆州刺史的治所,宛城是南阳太守与平南将军的治所。
    新野王既死,张昌占领樊城,此时新任刺史刘弘尚未到任,襄阳不足为虑,因此张昌合并诸军,全力进攻宛城。
    其他两路偏师也各有战果:黄林进入豫州,派前驱李宫骚扰汝南,但是刘乔已在汝南布防,李宫遭遇刘乔手下将领李杨,被击退。首战失利的黄林绕过汝南,进攻豫州弋阳郡,将弋阳太守梁桓围了个水泄不通;同时黄林派部将马武南下江南,进攻荆州江南诸郡,马武在江南势如破竹,武陵太守贾隆、零陵太守孔纮、豫章内史阎济、武昌太守刘根先后城破遇害,其余诸郡也岌岌可危。
    另一路偏师由石冰带领,攻破扬州占领建邺(今日南京城),扬州刺史陈徽弃郡而逃;石冰乘胜追击,又攻破了江州。于是江淮震恐人无固志,徐州临淮人封云在阜陵揭竿响应石冰,攻陷徐州诸城。
    至此,张昌占据了大半个南中国,势力波及荆、江、扬、豫、徐五州,疆域之广与日后的东晋相当,气焰之盛不亚于日后的刘渊、石勒。
    但是在不断攻城略地的同时,张昌也渐渐显露疲态。张昌毕竟不是安邦定国的枭雄,没有深谋远略。张昌的作战方式依然停留在流寇的层次,却始终没有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呼啸而来饱食一顿抢掠一空,然后又呼啸而去,所过之处皆残破,这种作法无异是竭泽而渔;
    太安二年张昌之乱示意图
    张昌的军队也依然只是乌合之众,全凭数量取胜,当时流民趋之若鹜,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前来投奔,张昌的军队每到一处就制造出一块灾区,新的饥民走投无路,也只有加入叛军。因此张昌攻陷的城池越多,战线拉得越长,他的军队就越膨胀,军需补给就越紧张;
    张昌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则近乎陈胜的翻版。当年陈胜派出去的诸将最后都拥兵自立,张昌派到江南的石冰也隐然有尾大不掉趋势,至于在徐州起兵的封云,当然更不可能听从张昌号令。对于已占领的区域,张昌也没有着力安抚,反而草率任命部下担任地方官吏,他的这些部下都是盗贼出身,一到任就横征暴敛搜刮不止,“当有圣人出”的谎言不攻自破,民心快速流失。
    像张昌这种流寇,如果不改弦易辙,注定只能纵横一时,一遇良将就会覆灭,就如秦末之陈胜汉末之黄巾。
    万幸,受命平剿张昌的刘弘、刘乔都可以算是良将之畴。
    五、靖尘沙
    刘弘与刘乔,一出荆州一出豫州,由东西两路夹攻。豫州局势尚稳,刘乔可以好整以暇的调军设防;刘弘遇到的阻力则很大,他要面对的是张昌主力。
    新野王死后,朝廷诏令刘弘接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刘弘任命南蛮长史陶侃为大都护、参军蒯恒为义军督护、牙门将皮初为都战帅,日夜兼程去增援襄阳;刘弘自己则与赵骧一起,率领八千禁军去解宛城之围。张昌攻宛城是倾巢而出,区区八千人力小难济,宛城最终失守,南阳太守刘彬与平南将军羊伊阵亡。这一失利影响很大,刘弘不得不撤出荆州,屯守豫州汝南郡梁县。
    危亡之际,刘弘安插到襄阳的陶侃、皮初等部发挥了作用,张昌回师围攻襄阳,久攻不下。此时刘乔已经击溃黄林,反守为攻,直指江夏郡,张昌军老师疲,一听后院起火连忙撤军回防,陶侃、皮初趁机出城,追着张昌打。
    随后的半个月对于张昌而言就是噩梦,打仗呢是逢打必输,逃跑呢总是慢上半拍。江夏郡很快被攻破,前两个月轻易得来的荆州诸郡,在刘弘、陶侃、刘乔三路军队的紧逼之下,更加迅速的回到朝廷手中,此后的张昌就像游魂,在三军的间隙之间游走躲藏。
    太安二年七月,陶侃在竟陵郡彻底击溃叛军主力,迫使张昌只能龟缩在下儁山做山大王。此时虽然距离张昌最终被擒被杀还有一年时间,但是此役之后,荆州大局已定。
    张昌叛乱是西晋后期唯一被朝廷镇压的大规模变乱。论参与人数、论破坏程度、论影响范围,这次叛乱都远远超过此前的关中、蜀中。关中、蜀中叛乱旷日持久,这次却被迅速平定,这不得不归功于长沙王的知人善用与调度有方。
    光复荆州的主帅刘弘可谓大器晚成,他是三国时期曹魏名臣刘馥的孙子。刘弘“有干略政事之才”,幼年与晋武帝同居洛阳永安里,既是童年玩伴又是同窗好友,但奇怪的是刘弘并没有成为武帝肱股大臣。刘弘此前数十年始终与行伍相伴,他年轻时曾是镇南大将军羊祜的参军,羊祜慧眼识英,预测他将来地位不在自己之下;后来刘弘又担任宁朔将军、假节监幽州诸军事,领乌丸校尉,“甚有威惠”,把北方边境治理得“寇盗屏迹”,“为幽朔所称”,刘弘也因此被封为公爵。
    等到长沙王重用刘弘戡靖荆州的时候,刘弘已经是六十七岁的老人。羊祜当年的预言实现了,刘弘果然也做到镇南大将军,并且不负众望,再次将荆州从兵火中解救出来。刘弘在两晋交替的非常时期拨乱反正,守住这片多战之地留给后人,其功勋并非后来的守成者所能比拟,失荆州者失江南,若不是刘弘平定上游,日后东晋能否在江南立足还是一个疑问。
    两晋的封疆大吏,最英雄辈出的首推荆州,西晋有羊祜、杜预、刘弘,东晋有王敦、陶侃、桓温、桓玄等名臣或枭雄在此建功立业,王敦与桓温、桓玄甚至试图凭借荆州强盛军事实力颠覆司马氏,篡位自立。其中羊祜与刘弘二人的功业是开创性的,刘弘在历史上得到的待遇也与羊祜相仿:
    一、当年羊祜被授予权力自主任命荆州大小官吏,刘弘也受命在荆州“叙功铨德,随才补授,甚为论者所称”;
    二、羊祜在荆州被士民拥护,死后荆州人“莫不号恸,罢市,巷哭者声相接”。刘弘在荆州“劝课农桑,宽刑省赋,岁用有年,百姓爱悦”,死后“士女嗟痛,若丧所亲矣”;
    三、羊祜临死前推举杜预,刘弘重用并且举荐陶侃,杜、陶两人后来都镇守荆州,杜预立下了平定孙吴的伟业,而陶侃则是平定东晋苏峻之乱的元勋;
    四、《晋书》替羊祜、刘弘两人都立了传,《羊祜传》排在西晋列传第二的位置,仅次于琅琊王氏的王祥;《刘弘传》排在东晋列传第二的位置,仅次于琅琊王氏的王导。
    西晋末年有一句时谚,“得刘公一纸书,贤于十部从事”。如果当时少几个河间王之辈,多几个刘弘,那么天下大势肯定不会演变得如此凄凄惨惨。
    徐、扬两州恢复平静要比荆州晚半年,此中原因与朝廷的重视程度有关。
    徐、扬偏于中原东南隅,与洛阳隔着豫、荆诸州作为缓冲,动乱一时不会蔓延到中枢;出兵荆州已是长沙王能力的极限,他无法另派一支军队去远征江南,而且在荆州平定之后,长沙王随即陷入了内战,自身都难以保全,当然更无暇顾及遥远的徐、扬。因此朝廷对于徐、扬动乱的态度可归结为四个字:自求多福。
    当时受命都督徐州诸军事的是竟陵王司马楙,都督扬州诸军事的是刘准,两人也全是无能之辈,面对叛乱丛生的辖区束手无策。值得庆幸的是两州境内的流民人数、被占领或破坏的区域远远不及荆州,境内幸存的政府军也强于荆州,综合而言政府方面的实力并不落于下风,只是指挥不当与接连败北失土严重影响了士气与信心,这种客观形势是两州依靠自身力量平定叛乱的前提。
    而且扬州另有一支强大的力量可以左右江南的局势,那就是江南的士族。百年前孙策孙权父子能够在江南立足并且建立政权,就是因为得到了江南士族的拥护;日后的东晋政权为了在江南站稳脚跟,也花了大力气去笼络江南士族,王导甚至专门学习了吴侬软语去讨好江南人,还试图与吴郡陆氏联姻,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西晋时期北方强盛,北方人以胜利者自居,中原士族视江南士族为亡国之人颇多轻视,南北之间矛盾很尖锐。由中原人为主导的西晋政府对于江南士族的态度也是防范多于笼络,荆、扬两州驻有重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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