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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部分

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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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间王表请其为梁州刺史。
    河间王没有想到,他的回报反而断送了张辅的性命。当时蜀中绝大部分的领土已经落入流民军之手,梁州刺史的直接管辖区域仅剩下汉中郡,而且还暴露在流民军的攻势之下,因此游楷对梁州并不热衷,甚至都没有去汉中赴任。他试图割据陇上,于是与陇西太守韩稚联合起来驱逐张辅,将张辅斩杀于秦州遮多谷口。这是后话,略表不提。
    回到洛阳。
    刘沈、河间王交战示意图
    河间王在关中出不来,成都王就成为洛阳的唯一掌权者。他进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元,消除长沙王执政的痕迹。太安三年正月,惠帝下诏改元为永安元年,大赦天下。这个年号又是一个谎言,此前惠帝已经用过“永平”“永康”“永宁”等诸多“永”字开头祷祝和平安宁的年号,结果统统全是战火纷飞的血腥岁月。
    不久,惠帝再次下诏,任命成都王为丞相,封邑增加二十郡;又任命东海王为尚书令,东海王害死了长沙王,心里有愧,同时又觉得洛阳实在凶险不宜久留,正在向惠帝称病打算逊位,回东海国避祸,结果被驳回,被迫继续掌权。
    此时的东海王,野心还没有彰显,对于权力的欲望也不显著,他是被动推上风尖浪口,然后因缘际会获得了此前诸王汲汲以求而未得的权力。永安元年正月的东海王,作梦都不会想到自己的将来会如此大喜大悲,他当时应该与大多数人一样,在迷茫与惶恐中度日,不知道哪天就会有横祸飞来,使自己死于非命;他更不可能预料到,半年之后就有一场大风波将他卷走,从而彻底改变他的命运。
    成都王加官进爵之后就决定返回邺城,临行前,他又做了一件令洛阳公卿咬牙切齿的事情。此前成都王在禁军手中吃了大亏,因此他打算消除威胁,成都王命令心腹石超率领五万人分别把守洛阳十二道城门,瓮中捉鳖秋后算账,成都王的士兵全城搜捕当初与之作对的禁军将领,逮到之后格杀勿论。随后,成都王又将自己的将领安插入禁军,任命石超为中护军,留在洛阳震慑大局。
    当初是满城拥护长沙王,成都王采取血腥手段搞清算,自然令全城上下陷入恐怖,洛阳公卿纷纷去邺城向成都王谢罪,请求宽恕,侍中嵇绍等人因与长沙王走得太近,都被废黜免为庶人。
    搞清算的同时,成都王与河间王一唱一和,有条不紊实施着改朝换代的计划。
    永安元年二月乙酉,丞相成都王上书废黜赵王所拥立的皇后羊氏,将其免为庶人,囚禁于金墉城;同时废黜齐王所册立的皇太子司马覃,司马覃继承父亲司马遐的爵位,重新成为清河王。
    三月戊申,即司马覃被废二十三天之后,河间王表请立成都王为皇太弟。于是惠帝下诏,称“成都王颖温仁惠和,克平暴乱”,立成都王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如故,一如当年魏武帝故事。
    又过了八天,丙辰日,惠帝下诏任命河间王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河间王原先的太尉一职由刘寔充任。
    刘寔早在司马昭当政时期就已经辅佐晋氏,是硕果仅存的元老,当时已经八十六岁,长沙王与成都王交战的时候,刘寔家遭受乱军洗劫,老头因此回到平原老家避祸养老去了。成都王特地挖出这个老古董,目的不外乎标榜一下自己尊贤养老,刘寔当然经不起这一番折腾,当即上书推辞不就。刘寔又活了五年,直到永嘉三年(公元309年)三月,以九十一岁高龄逝世,比成都王、河间王、晋惠帝死得还晚。
    二、御驾亲征
    成都王想当皇帝,这已经路人皆知了。
    储位既定,接下来会发生的事不外乎惠帝突然宣布让贤,禅让给皇太弟成都王;或者,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惠帝突然驾崩,皇太弟顺理成章登基继位。
    惠帝暴毙这种情况显得残酷,不过它的可能性比“禅让”来得高。比起“弑君篡位”,“禅让”的难度其实更大,对继位者的要求更高,因为它会留下一个致命的后患:禅位者即前任皇帝是一面旗帜,给所有异己分子提供动乱反复的机会。
    所以只有在根基稳固万无一失的前提之下,继位者才会摆出高姿态,用“禅让”的方式来实现政权的和平更替,成都王显然没有强大到可以实现“禅位”的程度,他要做皇帝只有采取暴力方式。不止是成都王,晋末的乱世中没有一方诸侯能做到唯我独尊,这个背景决定了晋惠帝的结局不会太妙。两年后,独掌大权的东海王想让当时的皇太弟豫章王司马炽提前登基,他也没有采取和平的“禅位”方式,晋惠帝在一夜之间暴毙,据说是被东海王毒死的。
    如果要成都王弑君,大概另有一个心理障碍就是杀兄。不过长沙王一死,杀戒已开,为了帝业巩固,成都王可不惮于再死一个兄长。
    平心而论,成都王做皇帝未必是一件坏事。惠帝御宇天下已有十四年,这十四年是一场大灾难,过多的血泪冲刷掉“天子”身上原本神圣耀眼的光芒,肯定有无数人将自己的遭遇归咎于朝廷的无力、皇帝的无能,而且可以肯定,在痴皇帝治下晋王朝是没有未来的。这时有人提出,换一个年富力强的、有能力有声望的皇太弟来接替这个无能的痴皇帝,领导万民走出困境,有何不可呢?
    只是成都王的时机并不好。三年前他的声誉如日中天,如果当时被立为皇嗣然后做皇帝,无疑是天下归心,可惜那时成都王并没有机会;现在好不容易机会来了,声誉已大打折扣,如今的成都王是誉毁参半。
    不过民意是外强中干的东西,中国历来都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只能表达美好的愿望,历朝历代的实际情况却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里出民意。只要成都王与河间王联盟牢固,凭着关中、邺城两大军事重镇联手形成强大威慑,成都王的帝王路还是可以走下去的。成都王毕竟不是赵王,赵王以皇室旁系族祖的身份抢族孙的皇位,篡位痕迹过于明显,而成都王是先帝之子,当时惠帝的子孙死亡殆尽,幸存于世的弟弟之中成都王居长(吴王晏已被排除),在法理上他确实享有皇位继承权。当初齐王拥立清河王司马覃为皇太子,其用意就是阻挠成都王变为储君。
    因为具有无可非议的合理性,所以成都王被立为皇太弟的消息传出,诸强藩如豫州的范阳王、荆州的刘弘、扬州的刘准、徐州的东平王、幽州的王凌、并州的东嬴公,内心其实并不认同,但他们都保持缄默。
    乍一看成都王帝途坦荡,履尊称帝只是时间问题,谁曾想平地起惊雷,竟然从洛阳传来反对的声音。
    洛阳发生异动,完全是因为成都王的疏忽。
    按常规作法,执政者应该坐镇京都,挟天子以令诸侯。成都王偏偏反其道而行,他将洛阳交给心腹石超,自己回邺城去了。成都王此举的原因,一来据说是母亲程太妃留恋邺城不愿意离开,而成都王是个孝子;二来也许是吸取齐王的教训,不愿意放弃邺城这个大本营,这一策略很难说是对还是错,强大的政治权力确实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当年齐王就是在失去豫州之后才变得不堪一击的。如此想来成都王不算失策,但是有得必有失,远离洛阳的后果就是失去洛阳,这个代价也很大,令成都王承受不起。
    受命留守洛阳的石超,祖父就是开国元勋、晋朝的第一任大司马石苞,叔父就是当年甲富天下的石崇。石超的祖父、叔父都是一时人杰,偏偏父亲石乔是个凡鸟,曾经闯下大祸差点令石家血溅满门。
    那是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的往事,当时石苞以大司马身份出镇淮南,与孙吴对峙。石苞听闻吴军将要进犯,于是在淮南修筑堡垒巩固防御工事,当时监军淮南的王琛与石苞不和,向晋武帝告密诬陷石苞将要以淮南之地投敌,晋武帝吃惊之余,将信将疑,于是派人去召唤当时在洛阳担任尚书郎的石乔。
    按晋朝的惯例,出镇一方军事的统帅,必须留有家人在洛阳充当人质,石乔名义上是尚书郎,实际上是石苞留在洛阳显示其忠诚的人质。那天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去出游,或者是醉酒,或者是年轻人不知轻重,反正晋武帝在皇宫里等了整整一天,石乔始终没有露面。
    晋武帝认为石乔这是畏罪遁逃,石苞谋反确有其事,赶紧派出义阳王司马望、琅邪王司马伷两路夹击,去逮捕石苞。幸好石苞人缘好,外戚羊祜、武帝叔父司马骏都替他担保求情,一场误会才没有酿成血战,不过石苞也因此被免职,召回洛阳。武帝与石苞见了面,擦擦额头的冷汗,说:“卿子几破卿门。”石乔从此被废黜在家,一辈子不得志,最后与弟弟石崇一起被赵王杀死。
    石超是以战将的身份留名晋史的,对于政治,他似乎与父亲石乔一样低能,成都王派其留守洛阳可谓所托非人。历代京城都荟萃人物精华,洛阳的那些公卿游士都不是善予之辈,他们在石超眼皮底下聚集同志,筹划反抗成都王,而石超就像盲瞽一样,丝毫没有发现平静外表之下的汹涌暗流。
    反抗成都王的中坚人物是那些前禁军将领,史上留名的有这么几位:右卫将军陈眕、殿中中郎将逯苞、成辅,还有长沙王故将上官巳。
    这些都应该是上了成都王清算名单,早已被肉体消灭掉的人物,这些人却依然在招摇过市,这说明成都王的清算并不成功。不成功的原因应该不是成都王的心不够狠,否则他不会这么招人恨,成都王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洛阳人的阳奉阴违造就了这一群漏网之鱼。
    陈眕等人的角色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他们是站错了队伍的失败者,是失去故主的丧家之人,在成都王没有称帝之前,他们还有一线生机,等成都王一称帝,他们就是逆臣贼子,天下之大,再也无处安身了。
    因此他们有足够动机进行反击,浓郁的仇恨气息弥漫在洛阳城内,这是绝佳的活动土壤,成都王的疏于防范也给他们提供了可乘之机。陈眕等人很快就联络上禁军旧部,同时还聚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士人,比如此前被废黜的嵇绍,就从荥阳老家赶回洛阳参与这惊天之变。
    另一个掺和进来的重要人物就是东海王。半年前他试图逃离洛阳,但是不够坚决,没成功,如今灾祸自己找上门了。陈眕、上官巳表示禁军已经决定拥立他为首领,树立旗帜对抗成都王。对于东海王而言,惠帝的诏令也许还可以作一下抵抗,但是面对这群杀气腾腾的大兵,就很难拒绝他们的要求了。
    于是,东海王在出卖长沙王半年之后,又一次成为反抗执政者组织的领袖。被架上火坑的东海王与陈眕等人商量:成都王已经更上层楼,成为了丞相、皇太弟,东海王区区疏族皇叔与司空的身份,不足于与之对抗,当今天下唯有皇帝一人可以压制成都王,不如将“挟天子以令诸侯”发挥到极致,让惠帝御驾亲征。
    携带皇帝出征本是长沙王的专长,曾在战胜张方的一役中建立奇功。作为长沙王的故将,上官巳对于惠帝在战场上的巨大威力记忆犹新。御驾亲征因此定计。可怜的皇帝司马衷,即将再次毫不知情的被推上战场,遭遇他人生的第一次惨败,并且平生第一次成为俘虏。
    永安元年七月初一,丙申日,陈眕聚集禁军屯兵于宫城云龙门下,司空东海王庄严宣布洛阳戒严。接着,惠帝招集三公百僚到入殿议事,下诏任命东海王为大都督,随驾亲征讨伐成都王。大梦初醒的中护军石超见势不妙,拔腿就跑,赶在城门关闭之前逃出洛阳,回邺城报警去了。
    七月初三,戊戌日,惠帝将已在金墉城做了五个月囚徒的羊献容接回皇宫,重新册立为皇后;同时惠帝下诏褫夺成都王的皇嗣地位,复立侄子司马覃为皇太子;大赦天下。
    七月初四,己亥日,六军誓师完毕,惠帝御驾亲征。东海王传檄天下向四方征兵,诸镇都督都接到诏令,被要求领兵赴义,随惠帝进攻邺城。大多数都督将这一诏令看作笑谈,真正采取行动的有镇守宛城的安南将军、高密王司马略和镇守晋阳的宁北将军、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此中原因不是这两人特别忠君,而是这两人与东海王休戚相关,都是东海王的弟弟。不过这两路援军并没有发挥作用,因为走在半道上,战争就已经结束。
    皇帝亲征,随扈人员自然不能少,事实上东海王将大半个朝堂搬进了军营,使得三品以下官员进了军营都抬不起头。一干文臣往战场上冲,心甘情愿的估计不多,肯定有不少是被硬拉进来的,比如司徒王戎等辈,一向老奸巨猾明哲保身,此番奋不顾身必定是万不得已。
    东海王拉此辈入营,显然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此辈年老体衰弱不经风,去打仗分明是做好事,帮助敌方将士立军功;东海王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谋略,一来人多可以增加我方的声势,更重要的是东海王吸取了前人经验,知道此辈的忠诚靠不住,留在洛阳是个祸害,万一他们也学自己在背后捅刀子,据城归附成都王,那就万事皆休。
    被胁迫上战场的战斗力肯定不强,心理上也比较悲观,在他们看来,此行就是去送死的。出征前,侍中秦准好心关照嵇绍准备一匹好马,吃了败仗好逃跑,他说:“今日向难,卿有佳马否?”
    没想到嵇绍是个坚定的忠君分子,他严厉批评秦准的消极思想:“大驾亲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无战。”意思说此行有皇帝老大镇着,有征无战必胜无疑,不要担心。
    话说得漂亮,其实嵇绍心里也没底。己方获胜的唯一指望实际就是皇帝亲征所形成的强大政治压力,赌的就是成都王与邺城守军对皇帝是否还有敬畏之心,如果他们良心未泯,那一切好办,成都王出降谢罪,王师不战屈人之兵;
    但是,万一成都王甘为逆臣贼子,那怎么办?邺城驻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劲旅,就凭洛阳这些乌合之众……嵇绍倒吸一口凉气,话锋一转,继续说:“若使皇舆失守,臣节有在,骏马何为!”意思是说万一皇帝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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