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骗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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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杰作，既不是愚人节玩笑，也不是三岁小孩胡闹，更不是谁吃饱饭没事干瞎编的段子，而是那些被叫做人民公仆的国家干部认真研究、大胆决策的。焦点访谈曝光了的，该不会弄错吧。这正应了王小波的那句话，中国是发生小说的地方。
天下怪事多着哩，怎能都上焦点访谈？即便是百姓看好的焦点访谈，也得留些版面风花雪月。但见诸报端的怪事，仍有不少。
某地农村冬种，农民根据田垅的水系流向和各自习惯开沟沥水。乡党委书记下来检查，大发雷霆。因为农民们开出的沟既没有朝着一个方向，又没有整齐划一，影响美观，必须返工。农民不从，因为开沟是为了沥水，不是为了好看。书记便强令农民必须服从乡党委的决议。正是俗话说的，胳膊扭不过大腿。农民最后只好认输，按照乡党委统一要求，重新开沟。新开的水沟必须一律同公路垂直。最后县里领导来检查，坐在小车里放眼望去，条条水沟直得像刀子切的，油菜、小麦叫水沟分割成整齐的块儿。太漂亮了。县里领导高兴了，这个乡被评为当年冬种先进典型。乡党委书记在县里冬种总结大会上介绍经验，农民们却在背后骂娘。
某地调整农业产品结构，不准农民种粮食了，说要种蔬菜。农民很听话，就种蔬菜吧。上面派工作组来检查，却发现有的农民种的蔬菜不是他们指定的品种。这下可触犯天威了。工作组不分清红皂白，把农民地里的蔬菜全给毁了。有的农民不服，要求赔偿损失。工作组说，我们帮你拔掉劣种蔬菜，你还得付我们工钱哩！这不禁让人疑问，这是哪家王法？！从前只听说旧中国有流氓打了人之后，要被打的人付手工费。农民最终没有办法，只好按上面意图改种上面指定的优良品种。可是见收之后，所谓优良品种并没有像上面说的那样增产增收。农民们找谁去呢？！只能背后骂几句娘。
某地是闻名遐迩的牛奶之乡，老百姓因为养奶牛，稍稍过上了几天好日子，政府领导就踌躇满志了，自以为造福苍生，功莫大矣！于是耗资亿万，修建了一条牛街，以彰政绩。满街便是石雕奶牛、牛角图腾及同牛有关的艺术杰作。修牛街的钱从哪来？自然是从老百姓口袋里掏。此等筹资举措，各地都有经验，最为典型是什么“几个一点”：政府出一点，银行贷一点，社会募一点，群众交一点。话说得漂亮，其实无论哪“一点”，最后都会万流归宗，“点”到老百姓的腰包里。这是闲话，单说那牛街吧。当地百姓很气愤，说每到晚上，见满街石牛，鬼影幢幢，就恨不得砸了它们。原来政府有钱修牛街，却没钱兑付养牛户的牛奶款。有的养牛户因此不得不含泪卖掉奶牛。政府领导却洋洋自得，说过了五百年，这大草原也许消失了，留下来的石牛却都是价值连城的文物！
那些聪明的公仆，他们脑子里怎么尽是些匪夷所思？正天天上演的荒诞，怎么总似曾相识？
第二辑 替有钱人着急
穷人拿唾沫淹死你
我很佩服张天蔚先生，居然能耐着性子，读完奇文《“穷人”，文明史的反面角色之一》，居然又有兴趣著长文（《书屋》2001年第1期《看毛志成先生对穷人开刀》），先国际后国内，好生说道理。真是好修养。毛先生的大名，我几年前就眼熟了，但自从读过他的一篇吹捧贵族的大作之后，见着“毛著”就“怕死”（pass）了。隐约记得，尽管毛先生津津乐道的是所谓贵族精神，而文章中往往是贵族和贵族精神两个词混同使用，给我的印象就是：凡是贵族，即有贵族精神，亦即高而贵之，全赖他们弘扬民族之魂灵、传承文明之衣钵，方
有今日之中国。可今日中国人的文明素质很成问题，这就怪历代皇帝太吝啬了，公侯伯子男封得太少。而穷人家孩子只有好好读书，科场得意，才能高官厚禄，有的就被皇帝老子糊里糊涂赐了爵位，败坏了贵族血统的纯正。天下又总不太平，朝代一更替，前朝的贵族又不作数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读书人十年寒窗挣来的爵位，很可能又被不肖后人弄丢了。于是，贵胄薪火不继，万般无非下品。千古显贵府第，惟有孔门一家。顶顶可惜的是，就连孔家店，也被后人砸烂了，枯竭了洙泗渊源。难怪中国总富裕不了。如果秦始皇果真长生不老，成就千古一帝，现行纪元乃是秦历若干年，贵族肯定大大的有，中国肯定大大的好了。
我本可同毛先生套套近乎，尊他为阶级兄长的。我从姓氏起源中知道，王姓的先祖，本是周天子的小儿子，因为说了直话，被贬为庶民，逐出周室。先祖沦落民间之后，只因曾是王族，便以王为姓。如果我读的那本书不很附会，我的血统其实很高贵的，甚至比孔门都要悠久且显赫。可是，我正像那位因言获罪的远祖，不太看贵人脸色的，更不问自己的血统。自己目前并不富有，但也不是太穷。怕只怕哪天真的穷困潦倒了，生活苦些也是命中注定，却还要背上个“文明史的反面角色”的包袱，就实在冤枉了。我生活在真实的民间，天天打交道的都是那些此生暴富无望、倘若命舛就会贫穷的平头百姓，他们都是大大的良民，从他们的脸上实在看不出什么“反面”来。
中国不会再有贵族了，只会有富人。我没有仇富情结，并不笼统地认为“肉食者鄙”；相反，我做梦也想当比尔？盖茨。但是，凡富就“正面”，凡穷就“反面”，打死我也不相信。我并不断章取义或强加于人，但琢磨毛先生的高论，他是将芸芸众生及其品格等合并成两个同类项：富人、贵族、高贵、精英、正面、进步；穷人、下贱、愚鲁、草芥、反面、破坏。我的老天，这几乎让人想起希特勒的纳粹理论：凡“非我族类”者，都是蝗虫般繁殖的低等生命，应该从地球上消失。倘若真把“反面”的穷人从这世界上消灭掉了，只剩下一些富人和贵族成天袖着手，在别墅前的绿草坪上喝鸡尾酒，只怕也喝不了几天。
人类本是多灾多难，举步惟艰。如果毛先生的理论成立，世界只好早早消亡了。因为这世上实在是富人少而穷人多。“正面”的富人哪怕个个三头六臂身怀绝技，也抵挡不过那么多“反面”的穷人与他们干戈相对。历史能够进步到二十一世纪，富人和贵族们真是辛苦了。试想，他们千百年来要与穷人作多少艰苦卓绝的斗争，才好不容易有了今天的飞机、宇宙飞船、因特网以及民主、法制、国际公约。我日前看到一份资料，预测未来二十年哪些不会改变，其中就提到了贫穷：世界财富的浪潮再怎么高涨，也抬不起第三世界贫穷这条大船，说是“人们将目睹第三世界大规模的饥荒”。这里“目睹”别人“饥荒”的，大概都是“正面”的富人吧。那么富人们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他们担负得了吗？他们会不会因为读了“毛著”，终于明白穷人反正是文明史的反面角色，一生气就撂了担子呢？那人类末日真的就到了。
恕我不敬，毛先生在我印象中只是个符号，对他本人我并不了解。不知道毛先生自己是富人还是穷人。听说现在很多高校推行了新工资制，著名教授年收入十万元以上。毛先生的收入肯定很高，光工资收入就在十万元以上？如果估计少了，且勿怪罪，不是我小看教授，实在是没有见识。毛先生著述颇丰，就按千字千元算？每天三千字，日日不辍，绝非易事。我相信毛先生是神人，每年码字总在一百万字以上，年收入可在一百万元。还假定毛先生余暇时间玩玩股票，且从不折本。如此一算，毛先生算是富人了。如果稍稍挤掉点儿水分，只怕也富不到哪里去。而且，穷有底限，富无止境。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就是穷了。富呢？正是俗话说的，官永远有比你大的，钱永远有比你多的。如果只有到了比尔？盖茨那个份儿上才算富有，天下就都是穷人；如果同发达国家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就都是穷人；如果同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相比，中国绝大多数工人、农民和国家工作人员也都是穷人。
幸好穷人们没怎么有机会读到毛先生的文章，不然会很麻烦的。我做了个假想，比方碰上个穷人，我说，有位姓毛的学问人说你是文明史的反面角色。穷人一脸茫然，他听不懂。我于是又说，毛先生说你拉历史后腿。穷人隐约听明白了，眼睛睁得天大。我再换种说法解释，毛先生说你是反动派。恰好这位穷人有“文革”经验，脱口而出，说，真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我想反动派是政治帽子，穷人会害怕，便改口说，毛先生说你是坏人。穷人愤怒起来，想骂娘了。我马上劝住了他，说，人家毛先生是读书人，你得文明些。穷人不骂娘了，挽起袖子想动手打人。我又说，不行不行，人家毛先生是斯文人，你不得粗鲁。穷人无奈，只好呸！吐了一把口水。我又想，如果谁有耐心，挨个儿去告诉穷人，如此如此，他们每人吐把口水，也定会白浪滔天，淹得死人。
忽然想起鲁迅先生的一篇名文，题目叫“丧家的资本家的乏”什么的，写到一种沦为玩偶的动物，见了阔人就怎么的，见了穷人就怎么的。我不好意思说。
被平均的大多数
王小波先生有篇文章叫《沉默的大多数》，流布很广，文章标题似乎已概念化，具备了某种社会学意义。我一直琢磨着一个问题，经济学意义上的；可我又不懂经济，不知该怎么表达；猛然想到王小波先生的妙文，便把这个问题用“被平均的大多数”以概括之。
我说自己不懂经济，原话是想说自己不是经济学家，但怕经济学家说我不自量，便改口说自己不懂经济。经济学家，我是敬而畏之的。我认为当经济学家，首先只怕数学要好，而
我在小学时代数学就吃过零分。我说自己不懂经济，总不至于招来攻讦吧？不懂，在中国多少还算是美德：知之为知之，不知之为不知，是为知之。
绕口令似的闹了半天，我还是没有说出自己琢磨的是个什么问题。不是故弄玄虚，而是我有些胆怯。这牵涉到命题或定义，又是我不能面对的难事儿。什么叫做“被平均的大多数”呢？我不善于用学理性语言来抽象出某种概念，只好用文学性语言来形象地描述。比方说，当我们说中国人均绿化面积达到了多少时，东南部的中国人在葱茏的树荫下惬意地纳凉，西北部的中国人照例只能在沙漠和戈壁里艰难地生存。假如决策者满意了这样的平均数，觉得中国的植被比撒哈拉大沙漠好多了，绿化工作不要搞了，要腾出手来干更重要的事情，那么，西北部的中国人就是“被平均的大多数”，因为从版图上看，中国植被恶劣的地方远远多于植被良好的地方。
我的所谓“被平均的大多数”，只是为了表述起来不至于太拗口；其实要使概念周延些，还应加上些修饰：“被平均概念忽略和损害的大多数”。我前面举出绿化的例子，仅仅只是为了描述概念时不流于干巴。事实上，中国的大多数人，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收入、存款、住房、汽车、粮食等等，都被各种公报、统计、讲话、学术文章平均着。大多数人被平均了，他们就幸福了，就美好了，就离小康社会不远了，就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了。谁敢说出苦来，退回去二十年，罪为诉社会主义苦；现在说是可以说，说了也白说。也许平均的概念，在经济学上有大义存焉，但对于被平均的大多数，毫无意义。倘若有意义，我们何不跳出狭隘的爱国主义圈子，进入国际主义大家庭呢？放眼世界，把比尔？盖茨的财富也拿来平均平均，我们岂不更幸福？有资料表明，世界上二百二十五位首富的财产加起来，几乎等于全球五十亿穷人年收入总和的一半。这五十亿穷人，中国占多少？我没法弄清楚，但可以断定的是把这些富人的财富都拿来平均，中国人均财富必然会高出一大节。如此如此，中国的大多数不是更幸福了吗？！
中国农民应是被平均的大多数中的大多数。中国权威的理论家、政治家都指出，农民身上的致命弱点就是平均主义。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的理论源泉在哪里，却可以明确地正告这类人：他们在胡说八道！农民们的很多诉求，其实只是最低限度地要求公平与公正，却被扣上平均主义的帽子，翻身不得。我们这个社会几乎形成了一种恶俗而市侩的思维定势：但凡说到农民，就贬之以农民意识，具体来说就是平均主义。说白了，无非是农民贫穷，而穷人往往是说不起话的。他们同时又是王小波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农民如果动动脑筋，肯定愤愤不平：指责他们平均主义的，正是拿平均概念向他们描绘海市蜃楼的。如此对待农民，几乎有些阴险了。近些年，不料先进的工人兄弟也遭遇了农民同样的命运，他们嫌自己工资低了，而企业老板动辄席卷国有资产，便告状、检举、上访，因此也成了可耻的平均主义者。
谁说社会财富没有增加，肯定是造谣；谁说被平均的大多数非常幸福，肯定是撒谎。大多数人并没有因为社会财富被平均了，他们就拥有了。那么被平均掉了财富哪里去了呢？被代表了。一九四九年以后，除去阶级敌人不算，中国人只有两类：人民和代表人民的人。如今，据说阶级敌人在总体上已被消灭了，中国人就只有纯粹的两类了：大多数人和代表大多数的人。
所有概念都是代表人民的人或代表大多数的人发明的，人民或大多数人就只有无所适从的份儿。某人民去官府办事，遇着代表人民的人态度不好，便质问：你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代表人民的人便会义正辞严：难道你个人就是人民吗？这位人民只好认输：我不能代表人民！于是似乎成了这样的逻辑：代表人民的人只为代表人民的人服务。这种时候，人民是抽象的，代表人民的人是具体的。需要人民的时候，人民就具体了。当是时也，必有宏文召告天下，动员全体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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