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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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旧学的基础和熏陶，郭沫若小小年纪已经开始会写诗作文了。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入馆几年，郭沫若还在儿童时期，就学会“哼”诗了。一次课余，他和小伙伴出门到附近一条叫茶溪的水边钓鱼摸虾，兴奋之余就“哼”出过一首“五言诗”，那是：
闲钓茶溪水，临风诵我书。
钓竿含了去，不识是何鱼。
诗虽有点大白话的味道，“闲钓”“临风”也不免强学成年人的痕迹，但全诗还是反映了一些当时的真实生活，表现了一些盎然童趣，展示了幼年郭沫若的天赋和才华。
当时正经历维新之变，清廷在教育方面开始有所改革，旧学之外，引进一些新学。塾师沈焕章为人开明，锐意革新，努力带领学生紧紧跟上了时代潮流。此时的郭沫若，除了学做八股文，也学做策论。他一面读《左氏春秋》（旧学），一面就读《东莱博议》（新学），新旧对照，相映成趣。后来他曾说：“我的好发议论的脾气，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或者就是从这儿养成的罢？”
青年时期的郭沫若受大哥郭开文的影响尤深，可谓他后来注重文学关心社会立志投入时代洪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郭开文对新事物十分敏锐，为人豁达大度，曾一度成为乡里启蒙运动的急先锋。
平日喜欢做诗、刻印、习字，也学过绘画。幼年时代的郭沫若，常把大哥备用的《海上名人画稿》和《芥子园画谱》，当作《儿童画报》一样翻阅。大哥临过的苏字帖，使这位八弟也和书法亲近起来。他喜欢苏字连真带草，豪放雄健，每天晨起，都要习字，数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这也为他后来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
1905年秋，郭沫若考入乐山县高等小学堂。初试在近两百名录取生中列第27，复试在正取九十名中列第11，引人刮目相看。乐山县高等小学堂由草堂寺改建，学生的年龄悬殊大，一半以上的学生在30岁上下，不少已为人父。郭沫若时未满14岁，被排在小字辈里。可就是这个贪玩的小字辈，学习成绩却十分突出，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发榜竟名列第一，为此还引起一些大龄同学妒嫉，跑到监学那里闹事，要求把郭沫若的名次降低。第二年，他怀着愤懑的心情转学到嘉定府中学堂。
但在这里，郭沫若也并没有感到心情舒畅，纷乱的环境，沉闷的空气，低下的教学水平，令他很快产生不快情绪，不能不考虑远之他处。他真的感到守在这窒息的一隅，不如奋起跳出，去寻找更广阔的天地。
1910年2月，一条小船从沙湾悠悠驶出，前往嘉定府城。船上一名青年时时眺望船舱外，看两岸树木缓缓向后退去，心中不胜怅然。此时，从他有时闪亮有时凝滞的眼神可以看出，他既有兴奋又有疑问，既怀着希望，又有几分茫然。他嘴里不停地吟诵着什么，那是一首诗：
泛泛水中流，迢迢江上舟。
长夜鼓波澜，助之万里游。
这就是英姿焕发的少年郭沫若。转天又马不停蹄由旱路奔往省城成都。
成都位于四川盆地的西北部、成都平原的中央。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素有“天府雄区”之称。城内街道整饬，商业繁荣，城外有杜甫草堂、武侯祠、望江楼等名胜古迹，清丽的锦江在城南流过，这一切，都使初来的郭沫若感到新鲜和喜悦。
郭沫若在亲友帮助下很快升入了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并插进了该校三年级丙班。这所学校在省城颇有名气，是当地数一数二的中学；许多人把升入这所中学看作和秀才及第差不多。对郭沫若来说，事情是如此顺利，是连他自己也没想到的。
可是入学不久，郭沫若就大失所望了。他发现这里其实是徒有其名，一样是一些不学无术的做官的教职员，一样是一些不求上进的骗文凭的学生。他由希望一下陷入失望。焦虑和悲愤之情一时令他难以解脱。虽然，郭沫若常和三五友人一起，纵论国家大事，痛砭时弊，可以倾吐满腹的牢骚，但又苦于找不到解救的有效办法。成都众多的名胜古迹，诸如宏伟肃穆的武侯祠，清幽深邃的草堂寺，宁静旷荡的望江楼，晶莹秀丽的浣花溪，虽曾给他以慰安，但也只能求得暂时的忘忧。
就在他感到失望苦闷之时，中国历史上的转折点辛亥革命的前奏曲轰然奏响，民主革命的浪潮猛然兴起。郭沫若清楚记得那是在他来成都的第二年，1911年6月中旬，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 。四川的志士仁人一个个热血沸腾，慷慨激昂，奋勇赴死，为的是推翻专制腐败的清王朝，反对帝国主义。紧接着，武昌首义，不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中华民国诞生，人们一片欢腾！
在辛亥革命时期，郭沫若始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这一革命斗争的发展。尽管年纪小，不可能直接参与当时的斗争，但他把发生在身边的保路运动看作和自己息息相关。他甚至把能够亲眼目睹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看成是自己在成都几年间的最大收获。他后来在《反正前后·少年时代》文中说：“回想起来在成都的几年中，实在是什么收获、什么长进也没有。差可自慰的或者可以说是使我们得以看见了保路同志会的经过，乃至反正前后的一些大小事变、大小人物的真相罢。”
其实，从某种角度某种意义说，郭沫若也是参与了20世纪初叶发生在中国的这一历史变革的。如果说他没有投入实际斗争，至少他是用心，用笔参与了这一斗争的。从现在保存下来的郭沫若早期诗作看，他在辛亥革命时期写了许多旧体诗，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和斗争热情。如1912年初夏写的一首《咏牡丹》，全诗是：
绝代豪华富贵身，艳色娇姿自可人。
花国于今非帝制，花王名号应图新。
诗中作者以牡丹比喻清王朝，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没有了帝王，则“艳色娇姿”的牡丹自然也不能再称“花王”了。显然，这里实际是赞颂推翻了数千年君主专制的辛亥革命。另外，他还有一首诗直接写辛亥革命，其中两句是：
蜀道传光复，豺狼庆铲除。
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废除了在中国维系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却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人民共和国。而且，令人民十分失望，令革命的志士仁人无限慨叹无限悲愤的是，所谓“胜利”不过是昙花一现，连短期的“共和”都未能维持。正如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
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辛亥革命的变形，失败，郭沫若实际也看到了。就在革命的第二年1912年冬天，他写了七律《感时》八首，其七是：
兔走鸟飞又一年，武昌旧事已如烟。
耽耽群虎犹环视，岌岌醒狮尚倒悬。
不用说，他看到辛亥革命已成“如烟”“旧事”，虽然革命高潮时国人热情高歌“睡狮已醒”，所以他在诗中不无讽刺地沿用了“醒狮”一词，却仍然尖锐地指出这头醒狮其实和过去一样还在“倒悬”着哩！
事实就是这样明显地摆着，待在家乡，浪费青春，是不行了。是时候了，走出四川，走出夔门，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发展，以自己的一腔热血为祖国谱写最新最美的乐章，正其时矣！
就这样，这个沙湾小镇上的娃儿，义无反顾地告别家乡，按他大哥的指引，出国门，到日本，去留学，闯世界，尽管迎接他的会是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一条更广的人生路已摆在他面前。他没有别的选择了！
●三、新青年·新时代·新潮流
1919年5月4日，北京城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四”青年学生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意义重大，影响深广。广大青年学生上街游行，宣传动员，高喊口号，开了青年学子游行示威的先河，为贯穿20世纪的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做出了历史性的表率。运动的起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卖国政府丧权辱国的表现，引起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极大愤怒和反对。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们不能坐视不管；他们要求作为民国主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五四”青年学生运动之前，新文化运动实际已经滥觞。以高张“民主”、“科学”两大旗帜的《新青年》的创刊起算，应该从1915年开始。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思想酝酿舆论准备的结果。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或合称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运动的新局面。可以说，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还处在愚昧残酷的封建专制的暗夜里。自此而后，中国才有了一系列前赴后继的革命和斗争；经过它的洗礼，才在这些革命和斗争中涌现出无数各种各样的人物。因此，怎样高地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都不为过！
毛泽东和郭沫若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具体而言，正当五四运动处在高潮时，他们两人恰好又都不在北京，不在运动的漩涡中心。
毛泽东到北京的时间是1918年8月，虽然在北京大学接触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闯将，结识了一些新进人物，感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气氛和熏染，但到1919年3月，即在五四青年学生爱国流行运动前夜，他因参与组织留法学生勤工俭学运动离开北京到了上海。自然，他未能投身北京的学生运动，但他参与组织的中国学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和五四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总方向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青年爱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许多学生出国学习取经，也是为了探索救国求民的道理和途径。毛泽东自己没有出国，1919年4月6日，他在送走留法学生之后即回到了长沙。在长沙，传来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他在长沙积极响应，联络同志打起“毋忘国耻，誓死反抗”的标语，在当地立即掀起爱国热潮。接着又发动一系列活动，如创办《湘江评论》等，开展“驱张”（驱逐坐镇湘省的皖系军阀张敬尧）运动，创办文化书社，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等，为参加建立中国共产党做准备。这一切，充分表明他一直是站在新时代新潮流的最前列。
比较起毛泽东，此时的郭沫若正在日本留学。他是1914年抵达日本的，在东京高等预科学习之后，开始是学医，因生理缺陷（两耳重听），改而从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他正处在苦闷探索的亢奋期。生活在日本的郭沫若，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深刻感受， 曾说自己当时“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与此同时，国内传来民情波动的消息，加在一起，使他情绪更难以抑制。此时的他，不仅想借文学为突破口，写作出奔腾呼号的作品，也和许多爱国留学生一道采取一些实际行动，积极响应国内爱国风暴。突出的表现就是“五四”刚过的6月，他和同学组织了一个爱国团体“夏社”主要活动就是广为搜集日本报刊上的侵略中国的言论，然后译成中文刻印出来寄往国内，以激起国人反帝爱国的热情。在“五四”时代气氛和精神的激发感召下，他的创作热情如同火山一般喷突出来，在1919年冬和1920年上半年，出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他后来回忆说：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像一座作诗的工厂一样，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在1919年与1920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创造十年》）这是郭沫若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许多不朽的名篇，如《凤凰涅盘》、《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炉中煤》、《光海》等，都是这时写成的。
就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也是毛泽东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同时，即1921年夏，郭沫若和几位思想爱好共同一致的伙伴，在日本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为自己献身的文学事业同时也是革命事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时至此刻，毛泽东和郭沫若，一个韶山冲里的伢子，一个沙湾镇上的娃儿，通过各自的途径和通道，都成长为新时代的新青年，都正积极投入时代的潮流，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不过他们至此还互不相识，天各一方，没有任何交往。
他们还在等待时间和机会，在历史的重要关头汇合握手。
有一种说法是，五四时期郭沫若和毛泽东即虽说不上开始交往却已有过接触。具体是：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候，日俄战争爆发，他参加驱俄义勇队跑回国来，写诗明志，跑回来一看国内没什么动静，他就在北京转悠。杨昌济是日本留学监理，郭沫若就去杨家玩。杨家有一个年轻人来给他开门，开门之后默默就走了。待郭沫若和杨昌济谈话结束，这个年轻人好像听到一样，又赶快跑来开门，送郭出来，一句话都不讲。郭沫若说月亮之下，觉得那个人个子高高的，留着长头发。
后来郭沫若回忆说，那时候眼真拙啊，原来给他开门的人就是中共领袖毛润之啊。这就是郭沫若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
还有一种说法是，大革命时期郭沫若积极参与北伐，一下就官至国民革命军行营政治部主任。这时也跟毛润之有一面之缘。郭沫若回忆说有一天毛润之来要见张发奎，来到政治部，郭沫若就问“咦，你是毛润之吧？”毛泽东当时是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其实那个时候算是我（郭沫若）的上司了，但是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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