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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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带来一方对另一方的政治批判。可惜的是，现实生活中并不是如此，特别是在当时那样强烈的“文化大革命”政治空气之中，郭沫若的学术观点就几乎为他带来严重的灾难。
毛泽东对郭沫若的史学着作，一直十分注意，甚至可以说历来十分重视。在毛泽东的中南海故居里，收藏有郭的《历史人物》、《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和《中国史稿》等。这些书上都有圈划点，留下了认真阅读过的痕迹。
大概是《十批判书》在学术界影响深广的缘故，毛泽东先后读了五遍。晚年因为视力不好，还特地印了大字本来看。开始，他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不是全盘否定，只是说其中有的（观点）是好的，有的有错，思想是尊孔的。
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到郭沫若的观点和《十批判书》。他说：
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也是基本上有点崇孔，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哪。冯友兰就是拥护孔夫子的。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但是，在范老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这些古董，我也不劝同志们回去研究这一套呵。
这里毛泽东虽然说了自己和郭沫若以及范文澜在孔子问题上观点的不同，但语气平和，还停留在学术观点的争鸣，并未上升到政治问题的范畴，所以郭沫若也并未感到有多大压力。不仅是郭沫若，大概连毛泽东本人也不一定料到后来事情会发生变化。
“9·13事件”发生后，情况就有些不同了。1973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指示。其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中央决定发起“批林批孔”运动的意图和意义，作了如下的阐释：
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同国内外反动派作斗争，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同时，反复地批判孔学，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批判林彪宣扬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坚持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样，就把是“尊孔”还是“批孔”提高到政治上是“革命”还是“反动”的高度来看待了。毫无疑问，这在郭沫若的头顶就戴上了一道“紧箍”，命运就掌握在别人手里了。
就是在这时，毛泽东给了江青一册大字本《十批判书》，同时随意地诌了几句顺口溜，曰：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这几句“顺口溜”，在毛泽东看来，也许只是表示出他对郭沫若“崇拜孔二先”的不满，属一般性的批评，因为“顺口溜”中还称郭沫若为“郭老”。他没有想到自己“伟大领袖”的身份，他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没有想到由于他的指示正在发起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重要斗争。尽管他是随口说出的几句“顺口溜”，但对于郭沫若则是很重、很尖锐的批评了。
就在这一年（1973年）的下半年，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宣扬他批孔扬秦、扬法抑儒的观点，同时也常夹带着对郭沫若的批评。
7月4日，他在召见王洪文、张春桥时，对他们说：
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
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
……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抉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尽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7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时，又说：
有人骂我，说我是秦始皇。秦始皇焚书坑儒，坑的是一派，只有460人，他崇尚法家。郭老对历史分期的看法是对的，但是他的《十批判书》有错误，是崇儒反法。法家是前进的嘛！我们社会要发展，要前进。……秦始皇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人。坑儒也不过坑了460人。
如果说，这一些，还只是夹带着地点到郭沫若，捎带地批评了郭沫若，那么，8月5日，毛泽东让江青记录下他新作的一首诗《读〈封建论〉呈郭老》，情况就有些不同了。这首诗是专门说郭沫若，给郭沫若的。诗曰：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写这首诗的真正用意何在，现在已不太好说了。要说是指示对郭沫若开展批判，似乎不像；因为这毕竟是一首诗，而且诗中是“劝君少骂秦始皇”，对秦始皇“焚书坑儒”也只是说“要商量”。要说是和郭沫若没有多大关系，也不像；因为诗是专门“呈郭老”的。大概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毛泽东对于“郭老”批判秦始皇“焚书坑儒”一直耿耿于怀，因为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以至反右斗争后，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以及国外也曾用“焚书坑儒”来暗指中共的某些政策。毛泽东十分恼火，对此也特别敏感。
9月23日，毛泽东与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菲会谈，又一次说到秦始皇。他说：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应该说，即便是到这时，虽然毛泽东不断地批判孔老二，肯定秦始皇，也没有想到把主要矛头对准郭沫若。在他的心目中，“批林”就要“批孔”，而“批孔”也是为了“批林”，目的和意图是十分明确的。
然而江青却有她自己的小算盘。她在记下毛泽东呈郭沫若的诗句后，很快就跑到北京大学，组织起一班人将郭沫若着作中颂扬儒家的话全部摘录出来，准备印发各地作为批判的靶子。
江青这样做，也不是以郭沫若作为首要和终极目标。在她看来，郭沫若是不值得用如许力气来批判，来打倒的。她心目中有更大用意和目标，那就是被她看作最大障碍的周恩来。要扫除周恩来，批林批孔正是其时；而要真正扫除周恩来，就要把批林批孔的烈火烧得更猛；而要把批林批孔的烈火烧得更猛，最好的一着棋就是先批郭沫若，从郭沫若这里打开缺口。
这样的用意，这样的打算，这样的谋划，真正是何其毒也！
毛泽东是不是看出江青的用意，不好说，但及时发现了江青想用郭沫若祭刀，立刻加以制止，并明确指示：不能批判郭沫若。
当时江青还组织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后来取其谐音，以“梁效”署名）连篇累牍地撰写评法批儒的文章。也不知这些人是出于无知，抑或因为无耻，他们居然把整个中国的历史歪曲成一部儒法斗争史，进而荒谬绝伦地推论出法家都是爱国的，儒家都是卖国的。
当时一贯崇儒的北京大学着名教授冯友兰迫于形势，也写了两篇批孔文章《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知道后，饶有兴趣地叫人拿来给他看。在看完两篇文章后，他对人说：“那里面可是指了郭老的名字的，别批郭老啊！”后来这两篇文章在《光明日报》1973年12月3日、4日公开发表时，郭沫若的名字和《十批判书》的书名都删掉了。
由此可见，尽管毛泽东曾多次批评过郭沫若“尊孔反法”的学术思想，但他无意从政治上来批判郭沫若，更不想伤害这位多年的老朋友。他要“打倒”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尽管认为郭沫若尊儒，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但他并不是要打倒这位老朋友，最多，不过是想以自己的看法影响这位老朋友，让这位老朋友放弃原有的观点，转到批儒崇法的立场上来。
然而，江青一伙还是不死心。
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了国务院系统的近两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这是一次别有用心的大会，一次杀气腾腾的大会，对于郭沫若更是一次造成他刻骨铭心的痛苦的大会。
那是一个严寒的冬日，彤云密布。偌大一个体育馆挤满了人，空气十分混浊。会场上旗帜招展，大喇叭哇哇乱叫，让人眼花缭乱，喘不过气来。
江青一伙人坐在主席台上神气活现。
就在这次大会上，江青公然蛮横地点了郭沫若的名。她表面上还假惺惺地叫郭沫若为“郭老”，说了一些郭沫若的好话，可内心十分凶险。她拉腔拉调地说：“对郭老，主席是肯定的多，大多数是肯定的，郭老的功大于过。郭老对分期，就是奴隶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是有很大的功劳的。他有一本书，《奴隶制时代》。
郭老对纣王的翻案，郭老对曹操的翻案，这都是对的，而且最近还立了一个功，就是考证出李白是碎叶人。碎叶在哪儿呢？就在阿拉木图，就是说，那些地方原来是我们的。郭老的功勋是很大的，这点应该同志们知道。”可她的话锋突然一转，马上板起面孔严厉地说：“他这个《十批判书》是不对的。”她还引用毛泽东说过“十批不是好文章”的话，把郭沫若叫起来站着当众侮辱达数分钟之久，这无异于当众对郭沫若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批判。那分量，江青和郭沫若以及在场的听众都是心中有数的。
会后，郭沫若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自己前海西街18号的家里，加上内心郁闷，一句话都不想说。家里人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
就在这时，周恩来派人来探望，并对郭沫若的家属、秘书和工作人员说：郭老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保证郭老的安全。并且传达了认真保护好郭沫若的四条具体措施：第一，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第二，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卧室搬到大房间去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第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第四，具体工作由秘书王廷芳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他负责。
郭沫若听后无比激动地连连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周总理在大会前还亲自来看望过郭沫若。周恩来总是说：请郭老自己研究自己的着作，并表示自己也要研究他的着作，只有读了书才有发言权。他还对郭沫若的秘书和孩子们说：咱们大家都要读书，要不，就没有发言权。
郭沫若对周恩来的关心十分感激。他此时心里十分清楚，周总理实在不可能对他有更多更大的保护啊，他自己也还处境艰难，要对付多少难以对付的事啊！
“1·25”大会是背着政治局召开的，也没有经过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在知道情况之后，十分生气。他下令扣留准备发到全国各地的“1·25”大会实况录音带，客观上也使有关批判郭沫若的那些话没有在全国扩散。
这使郭沫若感到别有一番暖意在心头。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感激，也出于“自觉革命”的要求，他于2月7日，抱病写了两首题为《春雷》的七律奉呈毛泽东。
诗曰：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
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在这两首诗中，郭沫若用回答毛泽东的《读〈封建论〉赠郭老》的方式，一方面检查、批判自己过去的观点，一方面表白自己重新学习、重新认识的决心，表示要用毛泽东思想的“神方”排除自己脑子里的“蛊毒”，和工农大众一道去“涤除污浊绘新图”。这一些，可以说都不是虚情假意的表态，而是他的确如此想，如此认识“批林批孔”的重要意义的。实实在在，两首诗都给人充满“诚惶诚恐”之感。
这实在是够难为郭沫若的了。
但我们也不要太天真，以为郭沫若的这一转变是极为容易、轻而易举的。实际上，其中不知有多少矛盾，多少痛苦！
我们知道，就是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如排山倒海的五四时期，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积极参与者的郭沫若，也并没有对孔子及其学说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依然对孔子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孔子是个“球形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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