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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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专机升空不久就进入雷雨区，电光雷火映得天空一片红，飞机像燃烧的火团一
般。我不安地想去前边提醒张瑞霭几句，总理马上挥手制止：“别去打搅人家，瑞霭他
们会有办法的。”
这一次却颠倒了。飞得四平八稳，我一百二十个大放心，总理却狐疑地朝下方望个
不止。
“是过长江吗？”总理朝下望，朝张瑞霭凝视：“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
“那里，看到了吗？在那儿！”张瑞霭帮助总理找到下方宽阔的长江入海那一段，
几个人都跟着说看到了。
“瑞霭呀，这是长江吗？”总理脸上的狐疑之色使我也疑惑了，该不是海湾或外国
的什么河吧？总理的声音充满了不安：“我看不像呀！”
“没错，总理，是长江。”张瑞霭忙拿出地图递给总理：“你对照一下，现在看到
的就是这一段……”
总理拿着地图，在张瑞霭的指点下，对照半天才多少放下心地点点头：“哦，是长
江……”
常听医生讲，身体的变化会反映到精神上；精神的变化也会影响身体变化。我相信
这个说法。
这件事发生不到半年，医生便在总理的尿中查到了癌细胞。这种发现若是在另外一
个人身上，也许会带来沮丧；但是在总理身上，却像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他以前所未有
的忘我精神投入了工作中。
从1972年5月18日确诊癌症，到1974年6月1日住进305医院手术，周恩来是怎样完全
忘我地拼命工作呢？
1973年6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已是30多个小时没合眼。究竟处理了多少文件，接
待了多少人？恐怕秘书也算不清楚。
夜里一点多，似乎他老人家该歇口气了，秘书却看着手表提醒：“总理，还有14分
钟。”
“唔，你们做准备，我刮个胡子。”我看到周恩来往起站时，已经十分吃力，用双
臂撑着才站起来；他的手抖颤不止，身体晃了晃才站稳，然后竭力用平时惯有的那种快
步朝卫生间走去。
那时，总理查出癌细胞的情况还只限于很小范围的人知道，连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多
数也不清楚；只知道有病，不明确究竟是什么病？更不曾有“不治之症”的任何念头和
预感。对于总理每天的活动安排，仍像过去几十年一样严密紧凑，以分秒来计算时间。
总理要刮胡子，说明又是外事活动。他注意仪表整洁，前面章节专文谈过，是几十
年如一日，因为这是代表着中国人的脸孔和精神状态。以往修面，或者是请北京饭店的
理发师朱师傅，或者是他自己用安全刀片刮脸。进入七十年代后，总理由于手越来越抖
的厉害，不大用刀片了，多用电动刮胡子刀。我见时间所剩不多，看来总理又顾不上吃
饭了，便去给负责招待工作的李维信打电话。
以往，总理一旦顾不上吃饭，我们就给李维信打电话，请他准备一杯玉米面糊糊或
是几个素馅包子，拿在路上吃。这次考虑总理的身体状况，30多小时没休息，胃口肯定
不好。我就请李维信准备一碗素汤面。估计汤汤水水的吃着可以舒服些。
给李维信打完电话；接着又调车。到办公室请总理出发时，屋里屋外正在乱纷纷找
人：“总理呢？谁见总理了？”
总理“失踪”了！正有些慌乱，忽然有人说：“哎呀，总理不是说要刮胡子吗？”
总理要是用电动刮胡子刀，不会耽误这么久，因为他常是拿着刀上车，在车上顺便
就刮了胡子。想到总理的胡子又多又硬，稍长点电动剃须刀就刮不动丁，我就忙朝卫生
间找。他也许见电动剃须刀刮不动又用了安全刀片呢……
我在前面走，后面跟了几个人。进门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怔住了；不会说，不会动，
甚至停止了呼吸。唉，我们的总理哟！他垂落的左手下，有一条面巾；他微屈的右臂，
手里仍虚握着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他就歪在镜子前边睡着了！他英俊的面孔
曾使所有的中国人为之骄傲，现在却变得那么瘦削灰黄；他的眉毛依然威武，双唇仍然
露出善良和慈爱，可是他的眼窝却是深深地，深深地沉陷下去……
我们面面相觑，用颤抖的目光互相提醒：别出声，也不要动，让总理睡几分钟，哪
怕是多睡几秒……可是，心血翻呀翻，翻上了壅塞的喉咙。有人用手捂住了脸，有人不
停地朝上眨眼睛；我们只能让泪水在眼圈里悄悄地转，让泪水往心里默默地流。
就这么一屋子人静悄悄地停滞了那么片刻，周恩来双肩一颤，腿失去支撑地猛然一
弯，我忙抢上一步扶住他不要摔倒。
“哎呀，”周恩来一声轻唤，掀起了眼皮。他与其说看到一屋子人不如说感觉到一
屋子人，一边用毛巾擦去脸上的肥皂，用力揉着双眼，一边喃喃：“糟糕，我怎么睡着
了呢……”他看一眼表，匆匆向外走：“迟到了，迟到了，这次怪我。”
“总理！”我们小声叫着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面前，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
因为我们在流泪……
来到新6所，韩念龙等同志已经等侯在那里，迎上总理汇报情况。这时，周恩来用
力揉搓一下脸，灰黄的脸孔便奇迹般地恢复了片刻青春的红晕和光彩。我早就发现了这
个秘密：只有工作能够使总理显出年轻。
李维信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总理，吃碗面条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不吃了。”总理声音沉重地说，带着叹息一般的疲倦。他那威武的眉毛耸了耸。
小声说：“你帮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买两块咖啡糖？”
“是，总理。”李维信匆匆走开，工夫不大便取来两块咖啡糖。
总理剥糖纸时，我清楚地看到总理的手指抖得厉害，差点把糖掉地。我要帮忙时，
他终于剥下糖纸，把糖放进嘴里。我清楚地看到韩念龙在对面嘴角一阵抽搐，眼圈刷地
红了，流水也似地扭开了头。
我也低下了头，伯总理看到我夺眶而出的泪水。我知道总理从来不曾吃什么糖块．
这次连吃两块，是因为咖啡可以提神。
会谈开始了，是与越南总理范文同谈。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和范文同总理
从1973年6月4日开始访问我国，一边要援助一边闹矛盾；我们一边不借作出最大的民族
牺牲支援他们的抗美救国战争，一边还得听他们的抱怨。这就是胡志明逝世后的中越关
系现状。外电当时评论说，黎笋是“亲苏派”。
会谈中，越方不停地提条件，刚达成一致，他们又出尔反尔地加码，好象我们援助
他们不但要无条件，而且应该是无限制地满足一切。
会谈十分艰难。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
借李维信上水的机会，他小声吩咐：“给我送条湿毛巾。”
女服务员很快就用托盘送来了湿毛巾。周恩来拿过毛巾，轻轻抖开，垫在右手上，
用力擦脸，在额头和眼窝的部位反复擦拭按摩，然后放回托盘上，哑声说：“谢谢。”
女服务员的目光从周恩来的脸孔上一掠而过，她不敢多看。周恩来刚刚擦拭过的脸
孔又恢复了光彩，但那湿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当他用力按摩额头时，
他是怎样艰难地从全身每一个细胞里挤压搜索聚集残剩的最后一些血液和热力啊1女服
务员嘴角一抿，迅速垂下眼帘退出来，她是在强忍住自己的泪水。
不到10分钟，周恩来又用眼色讨毛巾。他常常用眼色指挥调动工作人员，早已形成
默契。女服务员再次上毛巾时，他小声请求：“要热的，热一点。”
第三次上来了热毛巾。周恩来一边倾听范文同的喋喋不休，一边将热毛巾用力按在
额头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在脸上搓几下，将毛巾还给服务员，小声嘱咐：“再热些，
要烫的。”
女服务员退下不远，便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与范文同会谈的声音始终那么清朗
流利，句句反应敏捷，字字切中问题实质。
可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越来越不安，心里抱怨范文同没完没了，不看看我们的总
理累成了什么样子？但凡有点精神，何至于10分钟一次热毛巾擦脸？但我们不能议论，
只是互相传递忧虑不安的目光。偏偏这时，女服务员过来了，向李维信小声报告：“总
理要烫毛巾……”
李维信牙齿咬一咬下唇，山东大汉那种铜钟般的嗓门竟变得像姑娘的声音一样温柔：
“那就用，用开水……用开水涮毛巾……啊？”
女服务员始终不曾抬头，望着自己的鞋尖喃喃；“再、再找一个人上毛巾吧。”
“怎么了？”
“我，我受不了了……”女服务员哭了。四周围顿时响起一片唏嘘声。
李维信抽响鼻子，用力眨着泛红的两眼，驱散泪水，喉结滚动着，终于喘上一口气，
用一种鼻音喃喃的极温和极富感情的口气说：“再说，再说我打你……快去吧。”
服务室里，两名女服务员用滚开的水为周恩来涮毛巾，腾腾的蒸汽凝聚在睫毛上，
眼圈里又有珠泪，端了毛巾望会议室，灯光下便显得五彩斑澜。周恩来在倾听范文同讲
话时，将热气逼人的毛巾抖开，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放下毛巾后，便
又开始回答问题，解释情况，阐明道理。
会谈从夜里2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其间，每隔10分钟便由服务员送上一次开水
涮过的毛巾，这是当时在场十几位同志看着表掌握，亲眼目睹，可以完全作证的一次工
作场面。
“好了，不要涮了。”李维信朝服务室里吩咐：“总理马上要走，你们……怎么了，
你们，怎么了？”
两位女服务员没有像往常那样丢下手里的活儿，追出去送周总理离开。她们俩丢下
毛巾，放下开水瓶，面对面垂了头站立，各自捧了双手怔怔地出神。
“什么毛病，你们这是……”李维信走近两步，突然住了嘴。两位少女笋一般嫩的
手，如今红得像他家乡出产的那种小水萝卜，手指和掌缘烫起一串晶明透亮的小水泡，
并且闪闪地泛出光来。
“哎呀，烫这么多泡，”李维信皱一皱眉，他不善于跟女孩子讲什么体贴话，有些
结巴：“你，你们辛苦了，也，也是为工作么……”
两位女服务员仍然是一动不动地捧着手，手在颤，眼角在颤，嘴唇也在颤。
“总理……”
一声哀哀地轻唤，两名女服务员压抑已久的哭声便挣脱喉咙的束缚，一下子灌满服
务室，传入空荡荡的会议室，久久不息地回荡着。于是，李维信这位170斤重的山东汉
子也垂下头哭了，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泪流满面……
6月12日，中越联合公报发表。
越南党政代表团走后，总理的工作情况被毛泽东得知。6月20日，邓大姐向我们全
体工作人员传达了那条“最高指示”：
请恩来同志节劳，不可大意；
周恩来是怎样“节劳”的呢？那情景写三本书也写不完。从总理的工作日历和我们
的日记就可以看出基本情况。
从1974年1月1日到6月1日，这住院前夕的5个月，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治疗外，
他总共抱病工作139天。这139天中，工作达18小时以上的有130天2剩余的9天无一不超
过10小时以上。
如果以小时论，总理抱病工作的5个月，比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一般干部工人在一年
里的全部工作时间还要长。
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的日记不能以大自然的一天记，只能以“周恩来的一天”记。
周恩来的一天有多长？说不准。随便举他住院前的3个例子：1974年2月9日凌晨4点
至2月12日凌晨4点三刻：
……到了11日夜，他还是不能休息，晚上又安排了几个会。第二个会议开始时，他
终于累得犯了病，就站起来用椅背顶住腹部继续听汇报。大家不知道他已连续工作近50
小时，请他坐下听。他低声说：“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1974年3月6日下午
3点至1974年3月7日中午12点半：
……他工作12小时后，发生缺氧病状，体力实在支撑不住了，躺到床上吸氧，边吸
氧边批看文件达9个半小时……1974年5月6日下午4点至8日凌晨4点半：
他连续工作18小时后，刚睡下40分钟就被叫到钓鱼台……以后又工作10多个小时，
一直到8日凌晨4点半。
他又出现严重的缺氧病状，这已经是第4次了……
周恩来的一生可以说都是在这种连续的大工作量中度过，本不足为奇。但是1974年
这5个月不同，他的病情已相当严重，每日大量便血，多的时候能达到上百cc，就像直
接便血水似的，看着惊心动魄，忍不住泪。他以古稀之年就是这样一边输血吸氧一边便
血坚持着健康人无法负担的工作量。当时卫士和医务人员累病三四个，都是比他年轻二
三十岁的健康同志，又是轮班跟随他他怎么能不累倒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理确实是累死的。
总理也曾讲过伤感的话，我听到过3次：
他曾望着整日辛劳的花工老周师傅，用一种苦涩的声音感叹：“唉，咱们西花厅就
是我们两个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他曾坐在马桶上批阅文电急件，一小时完不了，终于叹口气说：“我成了一个语文
教员，天天在那里改卷子……”
有一次开会后，坐车回西花厅。车停好后，他几次动不了身，钻不出车，内我们把
他扶出车。下车离办公室只有30几米的路，他自己都走不了，需要我们架着他走。
“我太疲乏，”总理歉意地望望我们，身体虚软地下坠着，我们不得不尽力架住他。
他脸上掠过一丝凄凉的笑：“让我喘息一下……”
“总理！”我轻轻叫一声，赶紧扭开脸。我实在无法忍住流淌的泪。记得每位新到
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都要听到邓大姐——声：嘱咐：“总理走路很快，你们要跟紧，
不要跟丢了。”
那个走路生风，行动敏捷洒脱的总理哪里去了？现在他已经无法独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