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东轶事 作者:垂钓老人-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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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这场运动是由批判国内一位很有声望的年轻史学家所创作的一出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既而在学校里就出现了学生斗老师的现象。牛德草因为在这场运动发生前是他们班的班长、学校学生会副主席，在全校有着一定的知名度，在学生中又有着相当的威望，加之他在运动之初表现得也相当积极，所以理所当然地就被他的那些同学们把他推到这场运动的风口浪尖上，荣幸地当上了他们学校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也算是造反派的一个头目吧。牛德草自当上这个副组长以后，就带领着他们那一伙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小将，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批斗起往日给他们教书的那些老师来。对于给他们任过课的老师，牛德草最耿耿于怀的莫过于兼任他们班主任的数学老师，这是因为他以前在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自己满以为自己在班上担任着班长，在学校还担任着学生会副主席，是够品学兼优的了，如果团组织在他们班上发展团员，他肯定是第一个够条件、有资格加入的。可是谁知道他的入团申请书写了一份儿又一份儿，接二连三地递交上去，眼睁睁看着他们班上那些各方面条件都远不如他的学生，一个接一个地都光荣地加入了青年人最理想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而他入团的事情却一直泥牛入海—无消息，连过问都没有个人影儿过问。对此他心里实在不是个滋味，怎么也想不通，到后来终于憋不住了，就斗胆去直接找他们的班主任上官老师问原因。谁知他的班主任上官老师全然是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然而又很心平气和地对他说：“德草，这事我没办法，你也不要责怪任何人，因为上面在这方面有内部明确规定，上中农出身的子女不能接收为共青团员。”牛德草听着班主任上官老师说出这样的话，十分惊讶而又难以置信地反问：“那为啥呀？”“因为上中农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最不坚定、最容易动摇的阶级，他们时刻都在梦想着复辟他们解放前的那富裕日子。”班主任上官老师给他解释说。牛德草马上心气不平地辩驳说：“那么我见咱们班上张××家庭还是地主成分呢，为什么他都能入团而我怎么就不行？难道上中农子女在革命斗争中比地主子女还坏吗？地主阶级在革命中还是个反动的敌对阶级、革命的对象呢！”牛德草由于一时冲动，把他向来一直都很看重的师道尊严一时也都置之不顾了，不惜语言冒犯师长，很有怨气地质问起他那班主任上官老师来，“难道说在革命进程中，作为革命对象—地主阶级的子女还比上中农的子女立场要坚定不成？”他的班主任上官老师冷不丁还差点儿被牛德草这不顾情面的质问给难住了，他禁不住深深地倒吸了口长气，干张了张嘴，咽了口唾沫，然后干咳了两声，极力调整了一下自己那紧张而难堪的情绪，使自己镇定下来后才向牛德草解释说：“这你就不知道了。我党对敌斗争的政策有明文规定，地主阶级出身的子女有百分之五是可以教育好的，我们要努力争取他们，以做到最大限度地团结大多数，孤立、打击一小撮。你刚才所说的那个同学就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一类情况。而我党对上中农出身的子女却就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这回牛德草心里即使再憋闷也说不出什么话了，他有心革命，可是无力回天啊，最后只能是极想不通地说了句：“照这样说来，家庭出身是上中农的子女既不是革命依靠的对象，也没有可以教育好的可能，上不着天，下不挨地，哪方面的边儿也都沾不上，革命的这条路是走不通了，只好下地狱啦？”班主任上官老师难为情地摊开两手，无可奈何地说：“这是上面的政策规定，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也只能是有看法，没办法呀！”
牛德草为这事伤心透了，十分的气馁。他察觉自己现在已经是被革命打入了另册，在他前进的路上无形中横着一条自己不可逾越的鸿沟。他要革命，现实生活中却有着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坚决阻挡他，不准他革命；他再加劲儿努力，也无法越过这条鸿沟，那有什么办法呢？他自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就再也没有自作多情地去写入团申请书，在心里一再提醒自己，共产主义青年团再好，那也是人家的组织，与自己无缘。可想而知，他最终是没能够加入那个他日夜神往、梦寐以求的革命先进青年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事他心里再有一千个想不通、一万个想不通，当然也把国家政策没办法的，这笔账，他只好自然而然地就记在了他班主任上官老师的头上。
“文革”疾风暴雨般地爆发了，学校里纷纷传来了外校学生怎样夜以继日地批斗老师的革命消息。这下子牛德草的革命情绪又高涨起来，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心里长期以来对班主任上官老师的那股怨愤，用毛笔在六张很大很大的旧报纸上，一张写一个他从来都没有写过那样大的大字：“上官如鳖批判专栏”，把它贴在了校内最显眼的一座教室的山墙外面，以鼓动全校学生行动起来，集中火力批判上官老师。满校园学生闻风响应，顿时就掀起了一股轰轰烈烈地批斗上官老师浪潮，揭发上官老师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大字报一下子贴满了教室山墙。后来，造反派还给牛德草的班主任上官老师糊了一顶很高很高的高帽子让他戴在头上游街，游完街后又责令他在学校扫地、掏厕所里的大粪—把他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对其进行彻底地革命改造。上官老师的爱人有一次到学校来看望上官老师，一见上官老师被整成了那模样，吓得回去后不久就和上官老师离了婚—然而这些事情却都是牛德草后来离校以后所发生的，和牛德草似乎已没有了丝毫关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学生造反的情绪空前的高涨，继而对所有的老师进行拉网式排查，稍一发现有点蛛丝马迹，就通宵达旦地对其批斗，要其彻底交待问题。作为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牛德草对此虽然心里有时很想不通，不愿意这样去对待每一个老师，但革命群众一旦发动起来了，就像是一堆干柴燃起了火，愈着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谁也无法阻止得了。牛德草对这个局面一时失控了，有好些事往往都是被动不得已而为之。革命就是要乘风破浪，革命就是要摧枯拉朽，砸烂旧一个世界、建立一个新社会，革命就是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不断扩大范围，绝不能像小脚女人走路，扭扭捏捏，老是批判原有的那几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造反派们不停地在物色新的批斗对象，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发起了一轮又一轮全面的进攻。有人突然向牛德草建议说：“哎，牛组长，有一回我到给我们教语文的罗老师房子去，发现他神神秘秘地不知道正在日记本上写着什么，一见我来，马上就神色慌张地把他那日记本给合上了，似乎是惟恐我看见了他日记本上所写的内容。我想，他在那日记本上写的肯定都是些见不得人的事情，说不定还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呢。对此我们革命造反派决不能掉以轻心，得把它彻底查清楚，公之于众，让它充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时勒令语文罗老师坦白他的反动隐私，以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个造反派所说的这个罗老师，正好是给牛德草高中一直教了三年语文的老师，牛德草由于在校念书酷爱语文课，所以平时有事没事就总爱往罗老师那儿跑，要么是向他请教一些疑难问题，要么是和他谈论谈论古今中外的一些文化名人、名著。由于牛德草很懂事，在语文方面学习又很用功，罗老师自然也就很喜欢他、赏识他，两人之间的感情十分融洽，师生关系一直很好。现在这个造反派突然提出要对罗老师动手，狠批猛斗，牛德草嘴里虽然没有敢说什么反对意见，但心里确实是很不愿意的。谁知道这事经这个学生一鼓噪，就犹如给燃得正旺的烈火上猛的浇了一瓢油，立刻就得到广大革命造反派同学的热烈响应。他们说干就干，雷厉风行，决意以风驰电掣之势付诸行动。牛德草一见连忙劝阻说：“别急别急。一个人的日记，上面很可能写的是他个人的一些不愿意让人知道的私事。如果人家愿意让我们看，我们当然是可以拿来看看的了；然而如果人家不愿意让我们看，那么我们要强行干涉人家的隐私，这恐怕就不大合适吧？”可是，这时候这些头脑发热的学生革命造反派头脑里只有一个观念，这就是“一切捍卫党中央，一切捍卫毛主席”，至于其它什么，他们就都无暇顾及了，哪里还去理会合适不合适，隐私不隐私这些鸡毛蒜皮的细枝末节？牛德草按常理说的这些话，他们全不当回事，旋风一样，说话间就气势汹汹地闯进了罗老师的房间，翻箱倒柜，没要多长时间就把罗老师仅有十四五平方米的那间宿办合一的房子翻了个底儿朝天，当然毫无疑问的也就翻出了那本他们所谓的罗老师的黑日记，要把它拿走审查。罗老师一见可着急了，发疯似的上去抢夺，说什么也不愿意让这些人拿走他的日记去看。谁知道这罗老师越是不让这些造反派学生看他的那日记，这些造反派学生就越起疑心，越加怀疑这些日记里面写的有鬼，因而要看的态度就愈加坚决，心情也愈加迫切。你想想，这时候的形势怎么能由得了罗老师他呢，不论他是怎么声嘶力竭地阻拦，也阻拦不住这些“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造反派学生的革命行动，最后还是被这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学生推倒在地，把他那本日记给强行拿走了。
学生造反派们把罗老师所写的那本日记从头到尾，一字不落，仔仔细细地下茬翻腾了好几遍，可惜却没有从日记上找到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字眼。要知道，在那本日记上罗老师全都记的是他和他爱人多年来在私人生活中的一些感情纠葛。罗老师拼死拼活不让人看他那些日记的原因原来是不愿意让外人知道他们夫妻之间的那些隐私。然而造反派们现在既然查抄了罗老师的房子，就得要给人家有个合理合法的说法，说他有问题，不然谁来承担这个行为错误的责任呢？说句心里话，他们怎能愿意让他们的这一革命行动有始而无终？所以，事情既然已经闹到了这一地步，他们自然是不会就这样说不出个张道李胡子而轻易地把罗老师放过，要不然他们就下不了这个台。于是这些革命小将就在罗老师的这本日记上大作起文章来，“上挂黑主子、下打活靶子”，“稳、准、狠”地打击罗老师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所导致的现行反革命活动。他们搜索枯肠地给罗老师罗列反革命罪状，最后给他头上扣上了一顶反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揪住不放，成天价批来斗去。
牛德草一方面心里一直认为罗老师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个问题，更主要的是另一方面从感情上压根儿就不忍心眼看着自己所尊敬的老师没来由挨批判，受冲击，遭非人的折磨。总之，牛德草在对待批判罗老师的问题上态度颇为消极，行为十分被动，很不尽如人意。全校各年级的造反队队长一再向他提出这个问题，而他却总是推三阻四地一拖再拖，一直拖了一个多星期，还是迟迟不见有所改正，不去积极组织全校革命师生，召开大型批判小资产阶级反革命知识分子罗××的师生大会。造反派们这时候的办事原则是“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们怎能容得牛德草这种磨磨蹭蹭，拖拖沓沓的工作作风呢？牛德草的这种不作为行为确实把这些当时六亲不认的造反派给惹恼了，气怒了，一声呐喊，就给他们这个温文尔雅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头上扣上了一顶“资产阶级保皇狗”的帽子，把牛德草从西岳中学学生造反派领导的宝座上给拉了下来，让另一个叫刘满祥的替代牛德草当造反派总司令。刘满祥走马一上任，批判牛德草“保皇”的大字报瞬间就贴满了西岳中学的角角落落，愤怒痛斥牛德草历来不问政治，只专不红，是个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反动典型。大字报上以令人醒目的字样触目惊心地写着“我们誓死要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保皇狗—牛德草拉下马，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牛德草很快就被整得灰溜溜的，拉到他们班学生批判大会上批判去了。不知为什么，这些造反派对牛德草的批判还算是很温良恭俭让的，他们在批判时没有让牛德草站在教室前面的讲台旁边，以往让挨批判老师所站的那个三条腿的板凳上，而是让他坐在自己原来上课时所坐的那个座位上。
牛德草被打倒了，他所敬爱的语文罗老师就失去了强有力的保护伞，自然也就没了挡风的墙。这些学生造反派把他可给斗惨了，让他一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站在教室前面、讲台旁边放着的那个三条腿的窄板凳上，而他们自己分成三组，两个钟头一换，不分昼夜车轮战式地对罗老师进行批斗。罗老师成天价都要把腰弯得像弓一样，胳膊伸直，向后背得像鸟儿将要飞起时的翅膀，站在那个三条腿的板凳上接受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洗礼和学生造反派们的革命再教育。这三条腿的板凳稳定性极不好，站在它上面稍不注意就会摔下来，可怜的罗老师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