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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

彭德怀自传-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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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广大地区做群众工作。一九四八年冬也是在这个地区过年的。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七日,我奉中央命令离开西北前线,去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二中全会未开完,毛主席即令我去帮助指挥进攻太原。得手后,大约四月中旬,中央将华北野战军十八、十九两兵团拨归第一野战军建制,我即将十八、十九兵团带去西北。去中央开会及打太原来往共用去三个月时间。
  五月下旬返回西北前线。部队得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十八、十九兵团到西安平原时,巩固了西安、咸阳两城。经过了一次扶战役,消灭胡宗南四个军,结束了胡宗南在西北十二年的统治,解放了宝鸡。十八兵团留守宝鸡,对付胡宗南退汉中残部。十九兵团随第一野战军西征,在兰州进行了一次恶战,全歼了马继援军。八月二十五日解放了兰州,九月五日解放了西宁。十九兵团单独消灭马鸿逵三个旅,马鸿宾五个团。一九四九年九月,西北人民解放战争基本结束。
  十月初(大约五六号)我到酒泉,同新疆派来的陶峙岳谈判关于和平解放新疆的问题。
  一九四七年三月份,当我军撤离延安时,全国解放区均处于战略防御;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初,这一年中,全国各解放区均先后转入进攻,这个变化是多么大啊!由放弃延安到瓦子街战役胜利是一年零十八天,由瓦子街胜利到攻克兰州,是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内,解放全国领土五分之二(包括新疆),打了二十次旅以上的战斗,至于团以下的小战斗,就没有去计算它了。只有人民的武装斗争,才能解放人民自己。
  西北解放战争时间共是两年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不到四年。全国以一与四的对比,战胜了优势的敌人,解放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把世界革命运动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两次错误和一条宝贵经验


   我在西北战场有过两次错误,和取得一条宝贵经验。
  第一次错误,是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下旬,打下清涧,活捉了蒋部师长廖昂后。陕北气候寒冷,部队经过半年多的紧张战斗,应该就在清涧、延长线进行整训,不要再练。如不再打榆林,新式整军可以多搞一个半月,成绩会更大些。我在作战指挥上有一个优点,就是不满足于已得胜利;但求之过急,就变成了缺点,而且屡戒屡犯,不易 改正。第二次打榆林,只是想到中央在米脂、绥德一带不 安全,打下榆林就放心了,未考虑其他方面。
  第二次错误是在瓦子街战役大胜后。进占陇东、邠州,截断了西兰公路之后,应当集结兵力,进行休整,争取教育瓦子街战斗中的大批俘虏。但当时想乘胜进攻宝鸡,破坏胡宗南后方,缩短西北战争时间。这就是思想上的急躁病,产生了轻敌思想。结果胡宗南采取了异常迅速的手段,从延安、主要是从河南调集最大的兵力,和青海马继援部一起向我夹击。我撤出宝鸡后,搞得很疲劳;因为过度疲劳,使本来可以歼灭之敌而未能歼灭。这样的教训在我的战斗生活中,过去就有几次,但都没有这次深刻。过急求成,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在行动上是冒险主义,而且往往发生于连续大胜之后。这就是骄傲,但当时还会得到一定的群众支持。
  一条宝贵经验是新式整军,已在前面叙述了,不再重复。



  注 释

  〔81〕伪“国大”,指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政府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在南京单独召开的“国民大会”。这一分裂的、独裁的“国民大会”,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抵制。 
 
   
第十四章 抗美援朝
(一九五0年十月至一九五三年七月)
          出兵援朝


  一九五○年十月一日国庆节后,四日午,北京突然派来飞机,令我立即上飞机去北京开会,一分钟也不准停留。当日午后四点左右到达北京中南海,中央正在开会,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听别的同志告我,当毛主席让大家着重摆摆出兵的不利情况以后,主席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我刚到,未发言,内心想是应该出兵,救援朝鲜。散会后,中央管理科的同志把我送到北京饭店。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想着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如果美国决心同我作战,它利速决,我利长期;它利正规战,我利于对付日本那一套。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为本国建设前途来想,也应当出兵。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比资本主义阵营强大得多,我们不出兵救援朝鲜,那又怎样显示得出强大呢?为了鼓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也要出兵;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威力也要出兵。“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我把主席的一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如果不把它同朝鲜处于危急时刻联系起来考虑,那就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者。我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迫不及待的。我想通了,拥护主席这一英明决策。
  第二天下午,中央又在颐年堂开会,在其他同志发言后,我讲了几句:“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主席决定我去朝鲜,我也没有推诿。散会后在南海畔,有人向我说:“看来还不服老哟!”


          第一次战役


  一九五○年十月十八日黄昏时,我随志愿军第一批先头部队跨过鸭绿江。十九日晨到拉古哨电站,二十日晨到达北镇西北之小山沟。当时,敌乘汽车、坦克追击,先头一部已抵鸭绿江。二十一日晨我四十军之某师通过北镇不远,即与李承晚伪军遭遇。第一次战役是一个不期遭遇战,我立即改变原先行军部署,利用我军特有的灵活机动,在北镇云山地区消灭了李承晚伪军一部,打退美伪军的追击,立稳了足跟。二十五日即胜利结束了第一次战役。美、英军和伪军利用机械化迅即退至清川江与德川地区集结,构筑野战工事,我们未跟踪猛追,因为仅消灭伪军六七个营和美军一小部,还没有消灭敌之主力,敌机械化部队运动迅速,构筑工事亦快,主要是坦克部队,已交织成防御体系。以志愿军现在技术装备去向敌军进行阵地战,是不利的,甚至可能打一个败仗。


          第二次战役


  我们当时采取了故意示弱,纵敌、骄敌和诱敌深入的战术。我以小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而我主力控制在北镇东西地区,利用有利地形,在离敌进攻出发地三十公里左右,隐蔽构筑反击阵地。十一月中旬×日,麦克阿瑟〔82〕坐飞机侦察,其总部又对所属广播:“要加紧准备,打到鸭绿江,回去过圣诞节。”我军判断敌即将进攻,一切准备就绪。十一月二十日前后,敌向我猛烈进攻,我按上述部署作战。以小部队节节抗击,引敌进攻。待敌进至云山、龟城线我预定战场反击阵地前沿,时近黄昏,乘其立足未稳之际,又是一天疲劳之时,以小部插入敌军后方,我兵力、火力预先适当配备,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入敌阵,用手榴弹、刺刀与敌短兵混战,使敌优势火力不能发挥,我军奋勇冲杀,打得敌军人仰马翻,车辆横七竖八,阻塞于途。此种打法,敌军未见过,也是出敌不意,是我争取第二次战役胜利的正确战术方针,舍此没有第二种好办法。
  此役胜利很大,报销了敌军汽车六千辆以上,坦克、炮车千数百辆。但这些装备,被敌大量凝固汽油弹所烧毁,故缴获只是小部。敌军狼奔豕突,放弃平壤,退回三八线。此役确定了抗美战争的胜利基础,恢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


          第三次战役


  在第二次战役胜利后,即乘胜追击,至十二月中旬,我已隐蔽接近三八线。经过严密侦察,做好各种攻击准备,乘一九五一年元旦前夕(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一举突破三八线,夺取汉城,飞渡汉江,收复仁川港,将敌逐至三七线。
  敌改变计划,从日本和国内抽调之新生兵力,共约四个师,集结洛东江预设防线,从欧洲抽调老兵补充;从东线咸镜方面撤退之兵力,亦集结于洛东江;机械化部队每天只退三十公里,恰是我军一夜行程。敌军一切一切在诱我攻坚,待我军疲惫消耗,从正面反击,从侧翼登陆截击,断我军归路。
  志愿军入朝后,连续经过三次大战役,又值严冬,历时三个月,既无空军,又缺高射炮掩护,敌人利用飞机轰炸,长射程大炮昼夜轰击,我在白天根本不能通行,也未曾休息一天,疲劳之甚可想见。运输线延长,供应非常困难。战斗的和非战斗的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急需休整补充,准备再战。这时,我已有三个军进入汉江以南,接近三七线;主力位于汉江以北三八线及以南地区休整待机,构筑工事,以防敌反攻,并准备长期作战。


          第四次战役


  我军进至三七线(水原一线),即行停止攻击。敌见诱我深入洛东江预设坚固阵地不成,于一月下旬举行反攻,我集结五个军举行迎击。此役消灭敌军约两个师,大部分是李伪军,小部分是法、比、卢森堡混合部队,约两千人左右;美军只一个多营。但把敌反攻打退了。一九五一年二三月间利用短暂的几天时间(来回七天)回到北京,向主席报告了朝鲜战况和请示战略方针,说明朝鲜战争不能速胜,须在二月十五号以前将汉江南岸背水之五十军,撤回北岸。这次主席给了抗美援朝战争一个明确的指示,即“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这就有了一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


          第五次战役


  敌积极诱我军深入洛东江失败后,于二月中旬大举向北进攻。我采取节节抗击,艰苦战斗,经过约四十天,敌推进到三八线。我在西线举行反攻,把敌打回汉城附近。这是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但敌不再放弃汉城了,在东线进至三八线,敌亦不撤退,向汉城摆成梯阶队形。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部共同组织力量将东线之敌打退。有一个军进得过远(接近三七线),接济不上,粮食异常困难,撤回时很疲劳;还有六十军之一个师,在转移时,部署不周,遭敌机和机械化兵团包围袭击,损失三千人。这是第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所遭受的损失,也是全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一次损失。
  第五次战役规模是很大的,敌我双方兵力都在百万。没有消灭美军一个团的建制,只消灭一个营的建制有六七处;消灭伪军一个师,其余消灭的都是不成建制的。一般包围美军一个团,全部歼灭要两天时间,原因是我军技术装备太落后,他的空军和地面机械化部队拼命救援。全歼美军一个整团,一人也未跑掉,只在第二次战役中有过一次,其余都是消灭营的建制多。一般夜晚包围不能歼灭时,第二天白天他就有办法救援出去。在这时毛主席来了一个电报,指示对美军作战的口不能张得太大,必须采取敲牛皮糖的办法,一点一点去敲。这个办法很好,但需要有一过渡办法,使阵地稳固起来。站不稳脚就无法去敲别人。由第四次到第五次战役结束,经两个多月的激烈战斗,敌军也就相当疲劳了;我军阵地已开始形成,并逐渐巩固起来,地面防御战转变为地下固守防御战。在作战形式上,我方进一步构筑坑道纵深工事,沿着“三八线”逐步完成。坑道工事的加强,敌攻不破我阵地,(上甘岭阵地的出现即是一例)使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均被挫败。我集中兵力可以有选择、有准备地攻破敌阵地,学会了既利用坑道工事为掩护进行防御战,又利用坑道工事进行阵地进攻战。构筑稳固的阵地战,在一九五一年夏秋出现了,对敌军进行主席指示的“敲牛皮糖”战术开始了。即集中最大限度的火力、兵力,做好隐蔽进攻阵地,每次歼灭敌一部,大多是敌一个营。打了不少这样的歼灭仗,每月大概打四五次,集中起来就不少了,而且真正学会了阵地攻坚战。最后一次阵地突破战,是停战前一夜(一九五三年七月下旬某夜),我方以四个军一夜突破敌人二十五公里纵深的坑道工事体系,消灭伪军四个师大部,美军一个重炮团。我们打出了这样一套阵地积极防御的新战术,即劣势装备的我军,进攻敌阵地时,能攻得破;防御时,能守得住;能攻能守,掌握战场主动。这是革命军队优良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相结合的表现,为持久的阵地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此战胜利,迫使敌方联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请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书上签字,克拉克和他的僚属说:“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在签字时心中想:先例既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说来,也是高兴的。但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更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
  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是丰富的。在完全没有空军掩护下的后方勤务工作,其经验也是宝贵的。在反细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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