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虚伪的形式-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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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是清晰而震撼人心的。正因为这样，他不会蜕变（如苏童），也不会诀别（如孙甘露），他始终坚定着他的信仰，领悟和谛听着先锋的天籁。不管我们今天怎么看待和评价“先锋”，但至少从吕新这里，我们看到了对于自我、对于先锋一往无前的信心，看到了先锋血脉生生不息的精神轨迹。其二，他是一个具有深厚本土体验和文化体验的作家。在一般的观点中，先锋写作总是具有某种显而易见的舶来品特征，作为一个陌生的闯入者，它似乎天然地游离于中国文学的传统之外，武断而粗暴地制造着中国文学的“断裂”，永远也无法融入中国文学的血统并真正地生根发芽。然而，这一切在吕新这里发生了动摇。吕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是“飘”在空中，而是扎根在“泥土”中的“先锋”图式。吕新的先锋写作当然也离不开“形式”，但是他的“形式”不是漂浮和虚无的，它有着坚实的乡土中国内涵，有着浓郁而强烈的本土体验。我想，这是吕新与中国作为“类”的先锋写作者的根本区别。与大多数依赖“洋奶”写作的作家不同，吕新是有根的，丰厚的本土民间资源和凝重的三晋文化传统支撑着他的先锋写作。某种意义上，我敢说吕新对山西文学尤其对主流的“山药蛋”派文学传统来说绝对是一个“另类”，但是这种“另类”又不是“天外来客”式的另类，相反它恰恰是在传统的内部裂变、孕育、升腾而出的“另类”，坚实的土地、喧腾的民间仍然是这个“另类”不可或缺的资源。我不敢想象离开了“山西”背景的吕新会是怎么样一种状态，但我能想象没有了吕新的“山西”文学的缺憾，因为吕新呈现了一种新的可能，一种新的参照，它不仅有助于防止主流文学范式陷入惯性和僵化，而且还标示了文学传统在否定和背弃中自我更新的生命力与再生性。当然，这样的说法也许过于抽象和武断，我们不妨以他的长篇新作《草青》（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5月版）为例证来完成一次对于吕新的重新发现与阐释。　　　　
　　　　我个人觉得，《草青》与吕新近期的《瓦蓝》等中篇小说一道构成了吕新小说创作某种转型的迹象。当然，这种转型与九十年代初苏童等一大批作家的“背弃”式的转型不同，吕新的小说似乎只是一种稍微的调整，其“本质”一以贯之且依旧坚硬如故。也就是说，他仍然坚信和坚守着自己的先锋文学理念并不断充实着新的内涵，他没有中断或扭曲自己的文学“历史”，而是努力赋予其一个连贯的持续性的“生长”过程。仿佛一棵树，它最终能长多高长多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始终在生长着。　　　　
　　　　如果说《草青》与吕新从前的小说有什么差别的话，这种差别大概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即《草青》有了比从前小说轮廓更为清晰的故事，有了依稀可辨别的年代，有了面影尚能识别的人物，有了具体可感的生活场景。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改变吕新小说的“本质”。吕新小说的“本质”是什么呢？我的答案是，吕新的小说根本上是超越认识论和现象学的，它的作品不是为了提供历史或现实的见证，而是为了提供一种关于历史或现实的想象，是为了呈现一种独特的体验与感觉。他小说中的人物也不过是“现实主义材料中的秘密，一种对现实的富于诗意的猜测或否定”。　①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吕新的小说中具体的人物、具体的生活、具体的场景往往既是写实的又更是抽象的，既是清晰的又更是模糊的，吕新的艺术目标总是远离具体的所指，而呈现某种能指意味。某种意义上，我们几乎无法对吕新的小说进行主题学分析，因为他小说的主题本来就是无法概括的，隐藏的，歧义的，或象征化的。　　　　
　　　　从故事形态上看，《草青》算得上是一部家族小说。它叙述的是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内一个家族四代人生离死别的故事。从众多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光与影，生命的悲与喜，情感的痛与伤，甚至还不乏生活的戏剧性。但这些本质上却都不构成小说的叙事目标。小说的真正叙事目标是通过这些故事与人物建构一个诗性的“乡土民间”。可以说，小说的真主主体不是故事，不是人物，不是命运，也不是场景，而是一个形态丰满，意象纷呈，众声喧哗的“民间形象”。小说所有的一切都最终归结在这个形象上，它是小说松散的故事、分散的叙事背后真正的主角。它既是立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诗意的，又是感性的；既是荒诞的，又是真实的；既是抒情的，又是哲学的；既是经验的，又是超验的……在这里，小说的先锋性已经与丰富、复杂、包罗万象的民间性真正融为一体了，它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姿态、理念、形式或技术，而是有了饱满而充实的内涵。乔治·布兰曾说过：“文学是一个完全想象的世界。这是行为十分纯粹的结果，作家通过这种行为，在把他的对象物转变为观念的同时，使一切不再是观念的东西消失殆尽。于是一种观念保留下来了。它存在着，是可理解的，可通行的。它面对一系列洞穴敞开，这些洞穴各自相异，它们空无又满溢，一种对存在独一无二的肯定在这些洞穴中回响着。谁介入其中，谁就不仅仅是离开了对象物的世界，还离开了他自身。因为观念从它变成观念的时候起，就要求单独存在，不再能接受任何同伴。那就只需顺从地与地点化为一体，寓居其中，并让观念居于其中。”　①　我想，如果我们一定要从吕新的《草青》中寻找某种终极性的观念和信仰的话，那么这种观念和信仰就是“民间”，正是一个个“敞开”的“民间洞穴”奠定了整部小说的风貌。可以说，吕新在《草青》中营构的“民间世界”完全是一个自足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写实与写意、具象与抽象、隐喻与寓言的奇妙结合。这当然是由吕新观照世界的独特方式决定的，一方面，他的艺术世界总是保持着与“现实”世界明显的“距离感”，他的小说永远不会是“时代的记录”，更不会与现实发生直接的“镜像”关系；另一方面，他的小说总是以想象代替观察，在他的小说中真实与虚幻、生与死、人与鬼、此岸与彼岸等等的界限常常是非常模糊的，他的小说叙事永远只会遵循想象的逻辑而不是真实的逻辑。这一点，在《草青》对“诗性民间”的营构方式上有集中的体现：　　　　
　　　　一、经验叙事与超验叙事的“合谋”。《草青》是一部充分显示吕新叙事才能的小说。这部小说放弃了其前期小说那种高度技术化的主观叙事和“元虚构”风格，而是采用纯客观的第三人称叙事。小说的叙事非常有节制，显得松散而随意，既没有明确的贯穿性的叙事视点，也没有统一固定的叙述话语。但是“无视点”的叙事恰恰为不同民间场景、民间经验的登场创造了机会，也使得不同的民间声音和民间话语能够在小说中自由呈现。我觉得，《草青》是一部真正凸现“声音”的小说，文本的每一章都充斥了戏剧性的“对话”场景，但是对话的主体却常常是无法辨认的，可以说正是这种“无主题变奏”的“众声喧哗”构成了小说最基本的叙事情境。在这样的叙事里面，没有了人为的调度，也没有了逻辑的设计，小说仿佛水一样自然流淌，由一种内在的诗意节奏推动，颇有举重若轻的味道。与此相对应，我们看到《草青》具有非常明显的经验叙事的成分，个人、家族、现实和时代的经验在小说中甚至构成了一条基本线索。小说所展示的乡村生活情景、家庭日常生活、民间记忆以及土改、抗美援朝等时代内容无疑是经验化的。而胡氏家族从胡麸、胡佛、邬云娜到胡天、胡地、胡符再到胡图等几代人的生命故事也是真切而实在的，可以说，《草青》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表象和经验内涵。乡村的夜间电影、胡地的工作队生活、胡天的光荣与梦想、董圪亘的参军失败、纸的医院爱情、邬云娜的家庭生活，等等，都可以说是经典的民间记忆和极富现场感的民间经验的遇合。在吕新笔下，乡村民间的“革命”、“政治”、“庆典”、“爱情”、“迷信”、“选举”等历史影像都得到了全新的阐释与呈现。吕新无意于以写实的方式面面俱到地为时代留影，但是他捕捉的历史细节和象征化的时代意象，却都在人们的心灵经验中留下了深深的精神刻痕。然而，这只是小说的一个方面，在小说的另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与“经验”线索相纠缠的则是更为强大的“超验”线索。在《草青》中，幻觉、错觉、梦境、亡灵、鬼魂纷纷登场，经验与超验互相侵略又互相渗透，这使得现实非现实化、非现实又现实化了，记忆与想象、真实与荒诞之间的边界也因此被泯灭。不仅小说的情节是非逻辑、跳跃性和梦态化的，而且所有的人物在小说中也都是具有叙事功能的，甚至小孩、鬼魂也都能推动小说的现实叙事进程。正是在这样的叙事语境里，我们看到了人与世界的某种通灵状态。胡佛整天注视着“山梁上行走的两个人”，倾听着他们的谈话，仿佛穿行在人、鬼两重时空中；胡雁看到了厨房里偷吃的“白胡子老人”；胡地和胡瓶宿命般地命丧“白蝴蝶村”；胡天能预知爷爷的死……而胡符更是联结、沟通阴阳两界成了同时推动小说的经验叙事和超验叙事的一条重要线索。经由经验叙事与超验叙事的这种“合谋”，《草青》所营构的民间就变成了一个魔幻而荒诞的民间，这种魔幻和荒诞既是对于特殊时代的一种寓言，又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于民间精神现实的隐喻。而从文体上看，作家以客观写实的手法来书写神秘与魔幻，让“经验与超验”在文体意义上真正融合，其文体的冲击力也同样值得重视。　　　　
　　　　　　　　
　　　　


第五章“民间”的诗性建构（2）

　　　　二、时间的“空间化”与叙述的“共时态”。前面我已说过，《草青》所叙述的故事是有相当长的时间跨度的，但是小说却并没有直接的“时间标记”，有的只是事件和场景背后的时间暗示。比如从胡天的参军情节中我们看到了五十年代抗美援朝的时间背景；从小胡符的背诵“语录”的经历和胡瓶、胡雁关于“活埋”的对话中我们依稀看到了“文革”年代的剪影；从小说第一章第6小节邬云娜遭遇问路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女人都是破×”的骂声中，我们得到了二十世纪末的时间暗示。吕新有意在小说中赋予时间以空间性形象，让时间隐现在故事、场景以及日常生活情境等空间意象的背后，这使得《草青》成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化小说。空间的并置是小说的基本结构面貌，在这种空间的并置与呈现中，时间被抽空了，我们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却越来越强烈地体验到了空间的压迫。可以说，这种时间的空间化策略，正是“民间”的丰富形态得以具象化和浮雕化凸现的一个重要原因。黄伟林在区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形态时认为“意识形态宏大叙事是关于时间的小说”、“文化的民族叙事是关于空间的小说”，在“文化的民族叙事”中“时间要么是停滞不前的，要么是暧昧不明的。时间的消失意味着历史的消失。历史的消失就为文化的永恒特征的出场提供了空间。”　①　如果我们认同黄伟林这种划分的话就会发现，《草青》正是一部典型的“文化的民族叙事”文本，它对空间的挖掘与呈示正是为了更深层地揭示“民间”的文化内涵和人性内涵。而与此相关，我们看到小说的叙述也是“共时态”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不是历时性、逻辑化地呈现在小说中的，而是非逻辑、跳跃性地在小说空间被“共时态”地叙述着。几代人同时登场，过去与现在同室操戈……叙述的共时态隐喻的是时间的凝固、静止与停滞不前，它寓言的是“民间”空间内文化的负累、人性的愚昧和精神本质的亘古未变。如果从这样的叙事语境出发来分析《草青》里的人物，我们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具有“互文性”的“赤裸的人”　①　，他们身上虽然难免时间的刻痕和时代的油彩，但是他们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他们的麻木与愚昧，他们对生死的茫然认同，他们精神的零生长……却是一以贯之、代代相传的。他们都是游离于时代之外的人，他们的意识、思想、语言都是与现实处境背离的，他们是漂在现实之外的人，仿佛永远“生活在别处”。我们看到，胡麸犹如一个“民间”的活化石，他的生与死都没有激起什么波澜。胡佛生活在现世，但他的精神却总是活跃在梦境、幻觉与冥间。邬云娜是大地之母，她的坚忍的生存是民间生命力的某种象征，但是亲人的死亡却似乎总在远方向她招手。胡符童年时代虽有对毛主席语录倒背如流的天才，但最终却成了一个“妖人”，成了沟通阴阳两界的幽灵。胡图是民间新生力量的代表，他想冲出大地飞向天空，但“糊涂”的他制造的飞机却根本无法实践他的理想。在小说“共时态”的“空间并置”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人都是民间的一种影像，他们的共同的“面孔”正是民间的真实和民间的本质。　　　　
　　　　三、民间想象的诗性修补。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民间”是远离诗性的，它要么被简化成一个藏污纳垢之所，要么被赋予一个空洞的“宏大叙事”所指，而其丰富的文化和乡土内涵则往往被抽空与忽略。吕新显然不愿意使“民间”沦落为一种空洞的历史符码，而是在《草青》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民间想象，艺术地挖掘和呈现了“民间”的美学魅力。法国批评家让·皮埃尔·理查说过“一切都始于感觉”，“文学毋宁说是作家感觉的流溢，是作家使其笔下人物对自身、对周围的时空、诸物、他人的关系进行体验。”　②　吕新可以说正是这样一位对感觉主义美学情有独钟的艺术实践者，他笔下的“民间世界”是一个色彩斑斓的感觉与意象世界。一方面，吕新总是敏锐地感受和呈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