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虚伪的形式-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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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抬头望天上的云。我永远忘不了那天的云彩，好几朵白云连成一片，一朵比一朵大，最大的那朵云像牛，居中的像羊，最小朵的像鹅。我感觉是牛带着羊，羊又领着鹅在回家。我想看看它们最终会在哪里消失，就知道它们天上的家在哪个位置了。正当我观察云彩时，突然听见一声清脆的枪响“砰———”，我扭头一看，只见水缸举着枪，正对着湖心。而我的主人，他已经平躺在湖面上了！他游泳时从来不用这姿势，我猜水缸是把他当野鸭给打中了：我跳下湖，奔向我的主人！他虽然在漂动，但我知道那是水在推着他动，他的四肢不动了，胸前涌出一汪一汪的血水。他睁着眼睛，微微张着嘴，好像还想看看天上的白云，还想和谁说点什么似的。我知道他这是死了，我悲伤极了！没人看见我的泪水，它们全都落入湖水中了。我试图把他推上岸，但努力几次都不成功，我就想该回小木屋求助老许。水缸我是指望不了的，他开过枪后，一直呆呆地坐在湖畔，目光直直地望着湖水。在这里，情与景、人与物、动与静、描写与叙述全都被笼罩在悲情的语调里，汉语的表意与抒情功能、汉语的特殊的美感无疑被发挥到了极致，真是每个字、每个词、每个句子都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这样令人感动的语言境界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已是很罕见了，但在《穿过云层的晴朗》这部长篇小说中却比比皆是，例如，小说写梅主人死的文字，写狍子、芹菜和十三岁被杀的文字，写白马累死的文字，等等，就都同样是既放射着艺术的光芒，又洋溢着浓得化不开诗情的美文。在我看来，《穿过云层的晴朗》的语言魅力和语言成就，既是迟子建卓尔不群的语言理想和语言追求的体现，同时也是她非凡的语言功底和语言能力的证明。更重要的是，对迟子建来说，这样的语言境界似乎也并不是刻意雕琢而成的，仿佛就是一种“日常生活”，她的语言总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这就是迟子建，只要她一开口，她的“口语”就已经是艺术化的了，就已经进入一种“境界”了。没办法，这也许就是一个作家的天分吧。
（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3期）
第六章“符号”的悲剧（1）
———评艾伟的长篇新作《爱人同志》
尽管从整体上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新生代作家的长篇小说与苏童、余华等八十年代成名的新潮作家的长篇小说无论在艺术含量、思想含量，还是受社会关注的程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应该说，曾维浩的《弑父》、东西的《耳光响亮》、红柯的《西去的骑手》、李洱的《花腔》等长篇文本的面世还是以其新颖的艺术质地为新生代作家赢得了荣誉。在这方面，我觉得，艾伟的长篇新作《爱人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8月版）又是一部能够证明新生代作家艺术能力和艺术实力的作品。这部小说不仅显示了新生代作家艺术上的独特气质，而且在思想深度以及精神、情感的震撼力上也达到了令人信服的高度。小说既没有复杂的故事，也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但是却以不长的篇幅、单纯的视角，完成了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中国历史变迁和精神变迁的独特阐释，其对于人与世界、人与时代关系的独特解读，对于爱情、人性、英雄等时代性词汇的解构，都赋予小说一种罕见的力量和深度。
一 爱人＋同志：爱情是怎么变质的？
在我看来，《爱人同志》的艺术力量首先就来自于小说独特的“爱情”描写以及对“爱情”崩溃、变质过程令人心悸的深刻揭示。题目“爱人同志”本身就体现了小说所表现的“爱情”的复杂性。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称谓，“爱人”体现为一种情感关系，“同志”体现为一种政治关系，“爱人”和“同志”的身份重叠，既可以证明“爱情”的高尚性、崇高性，又可以暗指这种“爱情”背后的政治、时代、社会或意识形态的内容，同时也隐喻了这种“爱情”的杂糅、混合质地与矛盾走向。应该说，女中专生张小影和残疾军人刘亚军的爱情最初是非常纯粹的。她想做的只是刘亚军的“爱人”而不是“同志”。甚至，这种爱情的发生还不乏一种古典“英雄美人”的意味和“一见钟情”的色彩，她“迷恋”他的声音和眼睛，同情他的不幸遭遇，“她觉得他很可怜很可怜，从那时起她发誓一定要好好照顾他”，“她觉得自己只不过做了一件简单而普通不过的事情，也就是说她喜欢上了他。没有更多的理由。”而刘亚军对爱情的最初态度也是矛盾甚至拒绝的。他对张小影的辱骂和厮打，既与他的性格有关，“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的心情反复无常，同时他也是个脾气暴躁的家伙”，他的反复无常可以说正是他的一种特殊的情感表达方式，同时也与他对张小影和这段爱情的“珍视”和“看重”有关，他既渴望被爱，又不愿张小影因他受苦受累。他的矛盾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他们爱情的纯粹性。
但是，这种爱情的悲剧性又几乎是天生注定的。本质上，爱情是一种私人性、私秘性的行为，然而张小影、刘亚军却生不逢时。他们的爱情从诞生的那一刻就脱离私人性而成了一种公共性的行为。他们的私人生活空间完全被公共空间取代。爱情也很快由他们个人的需要变成了时代的需要、官方的需要和公共的需要。正如接待张小影父亲的那位青年军官所想的那样：“这样典型的美好的故事目前是需要的，因为战争刚刚结束，政府和军队需要安慰前线牺牲者的家属和负伤的官兵。”张青松阻止女儿的企图之所以失败，也在于他女儿的爱情已不是他家庭内的事务，而是成了一种“公共事件”。
事实上，除了在最初的那一刻张小影对爱情的那点主动权和决定权外，他们的“爱情”在其后的发展轨迹就几乎完全脱离自我主体的控制，成了遵循社会惯性的一种被动行为。爱情的变味和变质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小说中所说的那样，“这段日子以来，张小影处在一种麻木和茫然之中。围绕着她和刘亚军的爱情而发生的事让她有一种怪异的感觉。一切完全超乎她的预料和想像，好像她和刘亚军的关系有着自己的生命，完全脱离了她的控制。她想，现在有关她的事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美丽的气泡了。她甚至担心这个气泡吹得太大而破碎。”而爱情的结局———结婚及婚礼———也没有带给他们任何幸福感，相反，他们倒似乎成了一场“仪式”的旁观者，身不由己地进行着某种“惯性表演”。对于结婚，“张小影从未想过关于她和刘亚军关系上的一些具体问题，她也没有想过和刘亚军组成家庭。”“但后来，由于外力的介入，她不得不面对这件事。校方及部队希望她在毕业那天和刘亚军结婚，他们说全国人民需要看到张小影和刘亚军的故事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这个故事的圆满结局会鼓舞奋斗在各条战线上的人民，他们说婚礼将会通过电视和广播传入千家万户。一切是不容置疑的，根本容不得张小影说是或者不。”而那个热闹的婚礼，则更令张小影觉得有点“不对味”，“好像这个婚礼是一个拥军报告会。张小影觉得自己仿佛游离于这个婚礼之外。她的思绪飘忽，这个为婚礼做过精心装扮的显得花枝招展的礼堂在她的感觉里成了一团头绪纷繁的色彩。”
如果说，由私人性向公共性、由世俗性向神圣性的转化是《爱人同志》所展示的张、刘“爱情”的必然轨迹的话，那么，在他们的“爱情”内部，时代、社会以及意识形态的需要在改变“爱情”的质地同时，却并没有完全遮蔽“爱情”主体的个体体验与生存痛感。在与时代的逶迤关系之中，两个主人公之间的“战争”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爱情”异化、变质的惨烈过程。在爱情的发生期，张小影和刘亚军虽然也时常吵骂、厮打，但这里面有真实的情感，有相互的依恋和吸引，甚至当新婚之夜刘小影得知刘亚军仍然具有性生活能力时，她还有着感恩式的幸福感，“她感到她的身体里面流动着什么，后来，她才知道那是幸福。这幸福来得非常突然，就好像是上帝对她选择的褒奖，她本来以为她选择他就是受苦受难，她没想过获取这份甘美的馈赠。她突然激动得流下泪来。”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掩盖这种“爱情”的先天不足，刘亚军的身体残疾以及心理的失衡是他们“爱情”的一种病毒，如小说所写的，“刘亚军是个反复无常的家伙。这可能同他的残疾有关。她时刻可以感到他的不甘心，感到他身体里面那种没有目标的愤怒。他没有骂让他残疾的敌人，也没有骂政府，但他身体里的愤怒却一直在燃烧。”而张小影从神圣的、精神化的“爱情幻觉”回到具体的世俗婚姻生活时的心态变化也是促使他们“爱情”变质的重要因素。事实上，从结婚那天起，张小影就对自己和刘亚军的爱情产生了某种怀疑，“张小影自进入房间起，她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陌生感。这不是对环境的陌生，她没来过这家饭店，她对环境感到陌生不足为奇。她是对刘亚军感到陌生，突然涌出的，没有来由。她本来以为她已经十分了解这个男人了，以为她了解他的任何想法以及一丝一毫的心理波动。但现在，她却对他感到陌生，就好像他们之间存在一条银河，她难以逾越过去。”其后，他们的爱情就一步步被“敌意”取代了，而彼此间的猜测、谩骂、伤害则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刘亚军更是由一个“英雄爱人”变成了一个性变态者，一个靠黄色书刊和下流语言刺激自己性幻想的“流氓”。“他和张小影的战争没有停止过。他总是挑衅张小影。现在他把激发张小影对他的仇恨当成自己的乐趣。他希望张小影把他当成一个魔鬼或一个专门吸她血的吸血鬼。他确实看到仇恨在张小影的眼里一点一点地积聚。”《爱人同志》就这样以一种冷酷而原生态的笔触向我们展示了由“同志”→“爱人”→“敌人”的神话崩溃轨迹，不仅对由“爱”→“恨”的“爱情”异化、变质过程的揭示是真实而惊心动魄的，而且对这种“堕落”爱情背后的心理内涵、人性内涵和精神内涵的挖掘也是异常深刻的。
第六章“符号”的悲剧（2）
二 英雄与圣母：人是怎么成为符号的？
当然，《爱人同志》在通过对一个“爱情”神话的解构来反思人与世界以及人与时代的关系的同时，对“人”本身的关注和解剖仍然是小说最重要的聚焦点。某种意义上，对特殊生存境遇下个体特殊的生存体验和生存心理的剖示，以及对个体的生存人格、深层人性和精神悲剧的深入挖掘也正是这部小说艺术感染力和情感震撼力的重要根源。
小说的主人公刘亚军和张小影是近年来中国当代小说中不多见的两个既有丰富的性格内涵，又有独特精神深度和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一个英雄，一个圣母，在他们这里，堕落、下坠的冲动与上升、超越的渴盼是紧紧纠缠在一起的。他们的悲剧既是他们各自性格的悲剧，又更是时代的悲剧和命运的悲剧。而归根结底，宿命般地成为时代的“符号”以及对这种“符号”命运的沉溺与反抗、迷恋与失落则构成了他们性格中的基本张力。拿刘亚军来说，他的“英雄”身份是小说一开始就赋予的，是先于小说或故事的一种“前存在”。客观上，他对这种“身份”是不甘的，是反抗的。因为，在他这里，“英雄”身份的获得是基于一个残酷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身体的残疾，就是许多美好的东西的丧失。“残疾=英雄”这个等式也许是他不愿正视的，但是就他本人来说却是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而就小说来说，这个等式的隐喻、象征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它其实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开始了对“英雄”神话的潜隐解构。也正因为这样，小说在展示“英雄”作为一个政治神话的空洞一面的同时，更关注的还是“英雄”活生生的、具体的、感性的一面，甚至是“反英雄”的一面。刘亚军的悲剧在于，他既享受着“英雄”身份带给他的“成果”———他的爱情，他的婚姻都是“英雄”身份带给他的，“总的说来，刘亚军对张小影是心怀感激的。不管怎么说，他有了婚姻，有了一个不错的妻子，这意味着他有了一个可以照顾自己的人，意味着他枕边有了一具暖烘烘的肉体，意味着他有了正常的生活，而原以为像他这样的伤残的程度，不会再有姑娘来嫁他，他将独自走完这悲惨的一生。……张小影是这个世上的稀有品种，只有她这样的傻瓜才会不顾一切地嫁给他。……她的行为是这个世上许多奇怪行为中最不可思议的一种。”同时，他又渴望能脱离“英雄”身份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正如小说中所写到的，“其实，刘亚军心底里也没有把自己看成一个英雄。他甚至有点反感别人把他当成一个英雄。”“他相信张小影嫁给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英雄（这当然是重要的），还有更为隐秘的原因。从张小影同他打打闹闹的过程中，他体味到张小影其实在心里没把他当成一个残疾者。他不想张小影把他看成一个英雄，当然也不想被看成一个残疾者。”因此，对于刘亚军来说，“英雄”身份其实正是一种“命运”，他对此的反抗也正是对于“命运”的一种反抗。他的反复无常，他的狂躁和愤怒，他对张小影的谩骂与伤害，都是一种无奈而变态的“反抗”，这里面有自恋，有伤感，有发泄，也有面对命运时的悲怆与疼痛。他对于“性”的痴迷，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是他人性的一种蜕变或堕落，但是，这又何尝不是他寻找自我生存意义的一种努力呢？因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