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苦难-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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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哄笑起来……　
我知道，阿洪之所以想死，是因为承受不了沉重的心理压力。　
在号子里，比饥饿更折磨人的，莫过于那样一种心理压力──你命运的吉凶未卜。　
我们这些被收审的“嫌疑犯”们，在法律上还不是“罪犯”，而是“公民”，需等公安机关审结后，认定有罪或无罪。　
只有认定你无罪了，你才可以被放出来，获得自由。否则，等着你的，将是令人更加谈之色变的看守所和劳改农场。　
我被派出所所长大人的一句“你是典型，要坐牢了”吓得不轻，以为自己必被判刑无疑，对未来充满了无尽的恐惧。　
真要劳改吗？会判几年呢？……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死死纠缠着我，几乎让我窒息。　
“最可怕的生活，就是蜘蛛的生活——悬而未决的生活。”一位外国作家这样说。　
我才20岁啊，如果判刑的话，我这一辈子不就彻底完蛋了么？　
时间一天天过去。那里面的每一天，都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大锯子，它锋利的锯齿毫不留情地朝你的心上锯过来，锯过去……　
在号子里，我见识了难友的创造力。　
一些烟鬼们要过烟瘾，叼着一截香烟头却找不着火（号子里不容许有打火机和火柴），便从被子上扯下一团白花花的棉絮，刮下一些白墙粉混进去，搓成棉条，再取下木床脚，按住棉条在水泥地上来回猛搓，搓到冒烟时，放嘴边吹几下，便吹出豆大的火苗来……　
写信没有墨水和笔，这也难不倒我们。只要往地上洒一点水，再把胶鞋底放在上面用力磨，渐渐地，那水就变黑变浓，再把筷子的一头磨尖，就可以蘸着“墨水”在破报纸的空白边角上写信了。　
我在手臂上文下了刻骨铭心的两个字……　
一天，哥哥和三姐夫以及我的两个同学来“接见”了我。　
哥哥告诉我，他正在想办法，争取让我在年前出去。　
哥哥的话，多少给了我一点安慰。　
元旦过后不久，号子里忽然掀起一股文身热。　
不知是谁搞进来一枚缝衣针，一瓶墨水，难友们有的在手臂上文匕首和骷髅头，有的文“忍”字、“搏”字，有的文老虎、老鹰，就连书法家“港澳先生”也赶时髦，在手臂上文了四个字“龙的传人”。　
盛仔在手臂上文了一个太极图，图的两侧各文了一枚铜钱，他说，太极图代表乾坤，只有金钱才能扭转乾坤……　
见我无动于衷，盛仔极力劝我也文一个什么：“留作纪念嘛，也不枉坐牢一场啊……”　
阿洪在大腿上文了“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也力劝我文一个。　
我终于下了决心：文一个做纪念。　
但是，文什么呢？　
苦思冥想之下，两个字如一道电光划过我的脑际：　　　
第一章　牢狱之灾（7）　　　
──“命运”！　
书法家“港澳先生”的才华在文身热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在我手臂上笔走龙蛇地描上了“命运”二字，又在后面添上了一串省略号，口中哼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的主旋律：“当当当当……”　
一个难友自告奋勇为我文身。　
裹了棉花的针尖饱蘸墨水之后，便沿着描好的“命运”笔划行走开来……　
那两个字，文了有几百针。　
针针见血，针针刺心。　
命运待我如此不公，从今往后，我要把它锁在我的手上，永远，锁在手上！　
其实，命运是最公平的，因为它对谁都不公平。　
要想让命运对我们公平，我们就应当去拼搏，去抗争。　
沉重而压抑的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被我挨了过去。　
农历腊月二十七，我进号子已经50天了。　
这天一大早，阿洪就对我说：“灯明，我昨晚做了一个梦，你今天可以回家了。”　
“是吗？”我将信将疑。　
还有三天就过年了，我还能出去么？　
如果过年前出不去，何时又能出去呢？　
年前出不去，我被判刑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这种悲观的念头，像一块千斤巨石一样沉沉地坠在我心头。　
上午，干部叫我们挨个出去剃光头。　
过年前剃光头，这是惯例。　
初进号子时，我剃了一次光头，现在，头发又长得差不多了。　
难友一个一个光着脑袋进来了。他们都劝我，快点出去剃吧，不然，干部发现就麻烦了。　
“发现就发现吧，阿洪说我今天就可以回家了。”我答道。　
幸而，干部并没有进来检查脑袋，我遂成了一条“漏网之鱼”。　
下午三点多，还不见我有“出去”的迹象，我对阿洪说：“你看，你的梦不准──我没出去……”　
“别急，今天还没过去呢。”　
晚饭送进来了，我刚往嘴里扒了两口，忽听外面有人叫我：“缪灯明，收拾你的东西出来！”　
一阵狂喜的电流瞬间击中了我——我意识到：我，自由了！　
难友们纷纷向我表示祝贺。　
我随便拿了几件衣服，干部打开门，我出来后，门又重重地关上了。　
到了办公室，我一眼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大水！　　　
第二章　流浪；流浪（1）　　　
流浪，需要勇气。　
流浪的过程，其实就是寻找自我的过程。　
不要害怕迷失，只要你在路上。　
——沙漠舟　
才五十天不见，父亲却像老了十五年　
我被抓后，派出所所长如获至宝，一心想把我当“典型”。哥哥大水托了乡政府几个领导去说情，都被挡了回来。父亲又气又急，怕我被判刑劳改，一定要大水在过年前把我“弄出来”。　
最后，大水通过一个在地区政法部门工作的朋友，上下打点，才疏通了关节，使我得以“取保候审”回家过年。后来，派出所以“违反乡规民约　×　×　条”开了一张1000元的处罚单，我的“罪行”就此一笔勾销。　
疏通关系花了几百元，“取保候审”保金要1000元。当时的1000多元相当于现在的好几千元，不是一笔小数目。大水东拼西凑，并向办瓦场的堂哥以及二姐、三姐借了钱，仍然不够，便把家中的一头肥猪卖了。嫂嫂不答应卖，和大水打了一架，把大水的鼻子打出了血。　
从收容所回家的路上，大水特别交待我别计较这些：“你嫂嫂就是那样一种人。”　
大水也上大姐家去借钱，但被大姐一口回绝了。大水气愤地对我说：“你那个大姐，并不是没有钱，根本是不肯借！”　
那天，大水对闯了如此大祸，且让他花了那么大的代价的我这个简直该死的弟弟，竟然没有一句怨言。　
见到父亲时，我几乎快认不出来了：父亲的头发、胡子白了那么多，皱纹也更深了，才五十天不见，父亲却像一下子老了整整十五年。　
我被抓后，父亲代替我照看孵化场的几百只种鸭。恰巧不几天场里又进了1000多只种鸭，关在另一座鸭棚。父亲一个人要在两个鸭棚间来回奔波，有两天连下大雨，路很滑，年近七十的父亲搬运饲料时，一不小心摔倒了，好半天才从泥泞中爬起来……而我“下场”的未卜，更　让父亲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寝食难安。　
听着父亲平静的叙述，我的泪水几欲夺眶而出……　
“我们这些人，都是死过一回的。”阿洪在“号子”里曾这样对我说。　
从收容所“死里逃生”，我开始全面反思自己，重新设计自己的未来。　
人，遭遇不幸并不可怕，而在遭遇不幸之后继续浑浑噩噩，这才是最可怕的。　
我给自己订了“1990年行为准则”：　
1．　少看电影，不看录像，不读无益书；　
2．　不打麻将、扑克牌；　
3．　不乱花钱；　
4．　多找苦吃；　
5．　每天动笔半小时以上；　
6．　遇事冷静，勿急躁，勿发怒，勿贪；　
7．　每晚对照本“准则”，反省日间行为。　
自然，其中多条“准则”我并未能做到，但“多找苦吃”这一条，却在我以后的人生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让我受用终生。　
父亲，父亲，我会回来的……　
然而，今后的路，该往哪里走呢？　
有一封信，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收到一封推销信息资料的信。寄信人是本省一位全国劳动模范，名叫凌霄。1987年，我曾从闽北到闽东参观了他声名远扬的立体养殖场，可惜没能见到他本人。　
我对信息经营一直很关注。我发现凌霄的经营手法十分滞后，沿袭的是别人早已用过的“老一套”，且有很大的欺骗性，效果肯定不好。于是我提笔给凌霄写了一封信。　
我策划了一种新的经营思路，向凌霄和盘托出，并提出，我可以去协助他经营，但不要工资，等有了利润后按比例提成。　
这其实冒了很大的风险，若无利润的话，就可能白白赔进了宝贵的青春时光。　
这时，我已顾不了太多──我必须有一个新环境，让自己重新开始。　
很快，收到了凌霄的回信，让我尽快启程。　
临行前，父亲为我煮了两个荷包蛋，加了很甜的糖，说：“这些年你运气一直不好，吃了太平蛋，希望你去了会有好运气……”　
父亲执意送我到十多公里外的城关上车。我拎着衣服，父亲替我扛着半袋子书。　
车开动了，我向父亲挥手，父亲也向我挥手，我看到父亲的白发在风中飘……　
望着父亲的身影渐远，渐小，渐无，我颓然跌坐在座位上……　
没有泪水，只有一个声中在心中低声呼唤：父亲，父亲，我会回来的……　
从家乡到异乡，要经过300多公里，十几小时的长途跋涉，有一多半的路程是九转十八弯的盘山公路，汽车在崇山峻岭间蹒跚而行，像一条慢吞吞的老牛。　
望着车窗外深渊似的山谷和高耸入云的群山，我的心里充满了踏上征程的喜悦与豪情，同时，也伴着前途未卜的迷惘。　
可是，不管怎么样，我，已经在路上了。　
我带着仆仆风尘和满身疲惫，抵达了目的地──凤翔村。　
凤翔是寿宁县的一个行政村。寿宁县地处福建省东部，气候寒冷，山多地少，土地贫瘠，被称为“福建的西伯利亚”。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这里的男人大多有抛家舍子、外出谋生的经历。　
我的祖辈也是寿宁人。父亲的出生地离凤翔村只有几十公里，解放前，父亲为躲避国民党抓壮丁，逃到闽北，后来就在闽北定居下来。　　　
第二章　流浪；流浪（2）　　　
凌霄弟兄六人，二哥、三哥、四哥都在闽北定居。“文革”中他因家庭成分不好而被剥夺了继续求学的权利，到闽北他的哥哥们那儿，做过木工，还走南闯北贩运过药材。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他毅然选择养鸡，经过努力，在家乡成功地创办了闽东第一个“立体养殖场”，被树为“科技致富标兵”，获得“全国劳模”荣誉称号，并被评为“闽东十佳青年”，事迹上过《人民日报》。1987年，当时在一家在国内颇有影响的青年杂志派记者采访了他，以一篇洋洋洒洒的《一个新型农民的故事》介绍了他的创业史，刊登了他的照片，引来了全国各地数千封来信，一时间，他成了一些农村青年崇拜的一个偶像。　
我向凌霄提出“实、新、廉”的经营策略，即摒弃信息界惯用的欺骗手段，向客户提供实用、新颖、廉价的科技信息资料，让引进者真正能应用于生产，产生效益，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创办一份《青年知音报》以作信息载体。　
凌霄采纳了我的建议。　
“旗开”并不“得胜”，对我有如当头一棒　
那是我第一次担任“主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编辑出了一份像模像样的《青年知音报》。　
然而，信息资料的销售远不如预期中的理想，一段时间后，收入与成本相抵，没有一分钱的利润。　
“旗开”并不“得胜”，对我有如当头一棒。　
我一直是个狂热分子，每次创业之初，总对事业充满了过高的期望，而当受挫时，情绪往往一落千丈。　
1990年9月底，我收到大水的一封来信，说家中买了600多只蛋鸭，钱都是向私人借的，到年底要还，“是有些困难，请你是否向凌霄商量能否借些钱”。　
我把信给凌霄看了，凌霄二话不说，到邮局往我家中寄了几百元钱。本来，信息没利润，我是没有理由向凌霄开口谈钱的，但凌霄并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看钱如命的守财奴，而是慷慨地“借”给了我那么一笔在当时数目不算小的钱。　
“借花献佛”地总算帮了家中一点小忙，我的心反而愈加沉重起来，为家中贫困的现状，更为自己愈来愈渺茫的未来。　
“当你心情沉重时，生活也变得沉重了，当你愈是清醒，痛苦也就愈深。”这一段话，就是我当时精神状态的准确概括。　
进入10月后，霜风渐起，路边的红枫也开始凋零，一片片血也似的红叶落满了小径，也落满了我寂寞的心田。　
失落感，空虚感，沉重地向我挤压而来，而我根本不敢把真实的感受写信告诉亲人或朋友，我是个善于隐藏痛苦的人。　
那一段日子，我开始放纵自己。夜幕降临时，便拉上同在立体养殖场的哥们──寒，外出闲逛，常到半夜才回场。　
寒是凌霄的小舅子，刚初中毕业，性格大大咧咧，脾气忽冷忽热，我和他朝夕相处，倒也十分投缘。　
凤翔村人口一千多人，年轻人挺多，晚上大都有出来散步的习惯。村前有一段长达2公里的笔直、平坦的公路，晚上很少有车经过，是少男少女们散步聊天、谈情说爱的“浪漫地带”。年轻人称在公路上散步为“逛夜市”。　
“夜市”中，我和寒是两个特立独行的家伙──一踏上夜色中的“夜市”，我们便扯开嗓门，狂吼滥唱。寒是通过歌声释放过剩的精力，而我，则是通过歌声渲泄心中难言的失落与感伤。　
我和寒，曾因此而被这个封闭山区的一些老头老太们当作“疯子”。　
凤翔是典型的山区，出门见山，抬头也见山，山山岭岭把天空包围得只有一块巴掌那么大，随便站在哪儿吼上一句或唱上一句，回声便连绵不绝，仿如一只天然大音箱。　
凌霄有一台旧收录机，我和寒将之“据为己用”。没有钱买新歌带，就用空白带从广播电台中录下一首首喜爱的流行歌曲，一字一句地用笔把歌词“录”在纸上，再跟着录音机学唱。　
那一段日子，我竟“录”了有好几十首。这，无意中让我进行了大量的“诗歌练习”，为我不久之后写出第一首诗作了充分的准备。　
在这一个浪漫的秋夜，我开始了美好的初恋　
1990年10月8日，我和寒破锣似的歌声照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