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懿娜作品集-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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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平坦的石板上，自己去游了。哪料到那块石板上长满了青苔，我动了一下，
脚底一滑就滚到湖底去了，我只记得呛了好多水最后被人救了起来。我倒没
什么，惹得外公外婆都掉了泪。
愈加是不敢放我出去玩了。那一年，我才七岁，差一点我就要被淹死
在那条湖里了。
与大自然最初的亲近感也是在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田地里的空气总
是非常新鲜，外公外婆都有早起的习惯，他们是不让孩子睡懒觉的。记忆中，
总有那样的场景：我在田里一直跑，跑啊跑，直到精疲力竭为止。与现在六、
七岁的孩子比，虽然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学习电脑、钢琴，可是，很多无
形的知识就是在点滴之间融汇贯通起来。不同的时代总会有不同的方式去接
受不同的知识和教育，这恐怕也不是哪一个更好的问题。
我后来问我的父母，为什么在我上学后，每年的寒暑假还要坚持送我
去那里。父母的回答非常简单：一直待在城市里，总不是件太好的事，小孩
子应该接触最天然的东西，在农村里住过的孩子会比较纯朴。
我还记得，我跟着外婆走过很多真正的农家。那时候，他们的生存根
本是土地。我第一次看到了跟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种种有意思的事。那些
农家都是用灶火烧饭的，当你把枝杆放进去的时候，噼噼啪啪作响，炉火会
映得半个屋子焕发出光采。我只记得，那些人都特别好客，忙不迭地将自己
家里的糖果往我手里塞，虽然远不如爸爸妈妈特地给我带来的大白兔奶糖和
巧克力，可我还是将他们的盛情牢牢记住了。农家的后院里大多都养了长毛
兔、山羊，家里有猫有狗。正院子里栽着桃花树和橘子树，搭的凉棚上爬满
了丝瓜的藤。我也曾在这样的农家住过几天，吃着灶里烧出来的特别香浓的
饭菜，喝着从井里打上来的水，偷偷地去拔过几根长毛兔的毛，也被那只调
皮的猫划伤过手背。农家的生活在那时我一个孩子的眼里是生趣盎然的，很
多的东西都是家里没有的，然而即便在那时候，我也已经知道，农家的生活
是寂寞而清苦的。那些农家的孩子是非常羡慕我这个从上海来的小孩的。后
来，我渐渐长大，关于那个江南小镇的记忆就真的被深锁起来了，外公也从
那家厂离休回到了上海。回来以后，我和很多的同龄人一样度过寂寞而冗长
的童年，在父母和长辈的眼里，我是个文静得近乎孤僻的孩子，从来不愿意
出门去玩。想想那些跳橡皮筋，偶尔跟着父母上公园的情景，我就会不自觉
地想到关于我童年的那些乡村记忆，都市的孩子相对于乡村的孩子，在心灵
完全舒展自由这个层面上，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游戏可言的。
这一次，我回到了这久别的江南小村。世事变迁，让人在蓦然回首间
才觉得近乎十年的时间就这样滑走了。儿提时代的玩伴已经有了很大的变
化，有的已经结婚当了母亲。我一个人在田埂上走，想想心事，暮色一层浓
过一层挂下来，茫然远眺，一切都是安宁的。好多年前，那个年幼的女孩趴
在窗台上，看暮色中的湖，看湖上的船，看那些夜归的人，小小的脸都快要
贴在窗户上了。。所有的情景，那些往昔的旧照片，与现在的一切不自觉地
靠拢，渐渐地成了一张叠影。好多年过去，这里的人家或盖了新居，或是搬
走了，我们以前住的那幢房子还依然在，那一个黄昏，我在那个临湖的窗台
上搂着外婆，让她和我一起回忆当初带我出去钓鱼的情景。老人家的脸上腾
升出一种光采，那种回忆里好象也盛满了她的幸福，她对往事的追恋。那些
我们曾共同度过的日子和共享的乡村往事，留给了往昔，却在记忆里共同地
沉淀下来，永不会逝去。
剧社二年间
进大学的第一年，学校里铺天盖地的艺术团体招新的广告没有让我有
过一丝一毫的动心。有一天中午，在中央食堂前花花绿绿的招贴中我注意到
了一份不太起眼的启示：复旦剧社招新。记得从幼稚园起到小学、中学，学
校里只要有文艺节目总是少不了我的，每逢元旦、国庆等文艺晚会主持人也
大多是我。对话剧的喜爱是在中学时代就萌发的。那时我母亲有个朋友是话
剧演员，她常带着我去看话剧演出，有时候他们排练也会带着我。我觉得那
么多叔叔阿姨聚在一起或悲或喜大声嚷嚷的样子实在很有意思。我母亲的这
个演话剧的朋友不是很漂亮，但风度很好，我那时老是学她说话和走路的样
子，希望有一天能象她那样的风采。本以为报了名就可以进去的，没想到还
要考试。报名的不少可剧社只招十个人。表演了一段小品，主考的老师说：
你的普通话标准，声音也挺好听，形象也可以。于是我就成了剧社的一员。
真的排起戏来才知道排戏原来是那么复杂与辛苦的一件事。从接到本
子的那刻起，就得反复地念台词，以至于熟到能倒背如流。不仅要记住自己
的台词，而且还要记得别人的台词，以便很自然地接上。常常是一个晚上，
一个剧组的人围坐在一起串词，练得大家口干舌燥，心烦意乱，导演还说：
下次还要再来一遍。也在这种过程中我知道其实说话也是需要学的，而且还
有很大的学问。很平淡的口吻也可以来表达很激动的情绪，同样的文字因声
调的不同停顿的差异所产生的效果是迥然不同的。练完台词就要走台。一开
始我们就象木桩子，被导演一会儿挪到这儿一会又挪到那儿，然后好象慢慢
地从木桩变成活人，并且能够走着说话，再过一段时间总算可以带上表情了。
我演的第一出戏是与阙合作的一出短剧。演一对夫妇，他演一位医生，
是位过于考究有点迂腐的书呆子，我演他的妻子。这是一出喜剧，可演员在
演戏的时候是不能笑出来的，我常是演到一半不是忘词就会笑出声来。最后
导演下了最后通谍：这次绝对不能再笑了！可排到一半我还是实在忍不住又
笑了出来，而且感染了全组，连导演也被逗笑了。后来阙想了一个主意：想
笑的时候就用牙齿咬舌头——痛得只想哭，再也笑不出来了！这出戏后来排
的很不错，还有外校请我们去巡演。那次在华师大演出的时候获得了满堂的
喝采。戏结束了以后有几个女孩买了饮料让人带进后台来，并附了一张纸条
美美地夸了我一下，我觉得都被夸得要飘起来了！我把饮料分了一半给阙说
是他的崇拜者送的，他也是一副自我陶醉的样子。演戏的人多少是有点虚荣
的，明知自己不怎么样，可是在掌声与赞扬声中总还有点飘飘然的感觉。这
一次，实在是让我们过了瘾。
最受苦的那一次演出是与阿俊搭档演的那一出《机器人的妻子》。戏讲
的是在二十一世纪中期，人类的科技已经高度发达，一位相貌堂堂的公司经
理一直希望找一位貌美贤淑的妻子。然后他找到了一家专门为为人介绍妻子
的公司。该公司推荐的都是一些机器人妻子，机器人哪怕再先进也总是要出
故障的，其中冒出了各种各样啼笑皆非的事。最后这位公司经理挑中了该公
司的销售经理（即我饰演的这个角色），以为销售经理是个真正的人而不是
机器人，没想到这位销售经理竟是一位高级智能型的机器人。演出的季节是
在圣诞前夕，可我们必须穿着夏装演出。大礼堂里没有暖气设备，在开演的
前一分钟还披着厚厚的军大衣，冲上台去的一瞬间舞台上所有的灯骤起，场
里坐满了观众，一紧张竟全然不觉得冷了。戏演得还算成功。我忘了一段台
词，于是自己编了一段凑上去，没有露出太大的破绽。谢幕的时候才感到冷
得浑身打颤，为此得了重感冒，同剧组的几位女友也都生病了，我是最重的。
我在寝室里躺了好几天才恢复过来。这期间我收到一个女孩写来的一封长
信，谈的都是她对戏剧的偏爱以及看了我们这出戏后的感受，并且谈到不少
中外名剧，希望我能与她共同聊聊话剧。
可是我一直是高烧不退，居然把回信的事给忘了，后来病彻底好了却
找不到那封信了。事后想想觉得有点负了别人的盛情，很不好意思。获得掌
声的是我们，可是那些灯光、调度和舞美所付出的劳动是别人看不见的。剧
社就象一个大家庭，彼此都是一些性情中人，对生活的热情特别高涨，大家
处得很好。我们的社长老耿先生为人很好，就是脾气不好，性子急起来会骂
人，虽然我从未被他骂过，可我很怕看到他训人的样子。
二年的剧社生活很随意地就从指缝间滑过了，它让我慢慢养成一种挑
剔的眼光去看戏，甚至看一场普通的文艺演出。在剧社的那么多个日子里我
才很具体地领会到一件很普通的工作，其中蕴含的劳动量也许是超出人的想
象的。所以不可以轻易地去否定一件事，在我们还没有彻底了解这件事的全
部内容时不要轻易下结论。真正的演员应该具备的绝不仅是一个良好的外形
和一副动听的嗓音。
离开剧社的时候我很是不舍。那时候剧社正在筹措要排一场大戏，好
象是莎翁的《威尼斯商人》。我一直希望有机会能排演莎翁的戏，很可惜我
要离开校园了。我对剧社新招来的学友说：以后，我一定会来看你们的演出，
我的鼓掌一定是最热烈的。
洪僖鲜
洪僖鲜是一位韩国少女的中文名字，她来我们学校学习汉语，在别人
的推荐下我成了她的中文课外老师。
我曾经兼过家教，大多是一些念初中学生的英语课，但洪僖鲜却是个
比我还要长二岁的女孩子。她第一次来我宿舍的时候，站在门口远远地看了
我一眼就弯下身子深深地鞠了一躬，我从来未受过如此“师长礼遇”，实在
有点不知所措。我立刻意识到这一次多少有些特别。我们的上课时间约在晚
上，每周三次，每次一个半小时。留学生公寓比较宽敞，比起我们五个人一
间的宿舍要好多了，于是就约在她的住处。第一次上课，我刚走出宿舍的门
就看见她远远地站在宿舍大门口，她说，她来接我。她已经站在这里好一会
儿了，眼睛眨一下都不敢，生怕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把我给“漏”了。我问
她：“不是说好了我到你那边去吗？”她笑了一下说：“让老师跑那么多路实
在是太过意不去了，我是应该来接你的。”
她的中文底子打得很好，在来中国之前，她已经在汉城学了一年的汉
语了。只是发音很不准，要纠正过来还需要费很长的时间。经常把我的“董
懿娜”念成“董芋艿”，每次都让我笑着更正她的发音，要好几次才能慢慢
咬准。每次上课她总是很认真，我在讲的时候她从不打断，如遇到需要我再
讲一遍的地方她总是很歉意地向我打招呼。我按照她平时上汉语课的教材给
她作一点补充，此外就是找一点课外书籍，进行一些对话或是念给她听然后
让她简述。虽然我一句韩语也不懂，她的中文也不很好，但我们的交流似乎
并没有太大的困难。有时可以借助英语，有时则利用字典。后来我才知道，
她在汉城念了二年神学院后再辍学改念中文的。她高中毕业后，由于对宗教
学十分感兴趣就报考了神学院。神学院的招生有些与众不同，除了要相当优
异的成绩之外还要有虔诚的宗教信仰。洪后来告诉我，那时候的她觉得只有
学习神学才可能达到平静、从容、崇高的境界。她自小就相信有上帝的存在。
在她还是念小学的时候她的母亲得了场大病，百般求治都无济于事，眼看着
就要衰竭了，医生们也都觉得回转的可能愈来愈小。年幼的洪就跪在窗前，
祈求看在她母亲善良、仁爱的这一面上能让母亲好起来，整整一天一夜。母
亲奇迹般地从死亡边缘逃了回来，所有的人都感谢医生的倾力相助，唯独她
相信是上帝拯救了她的母亲。那时候，她就相信上帝是最仁慈的人，她希望
将来有一天能去神学院念书。这样的愿望陪伴了她好久，后来她也终于实现
了她的愿望。
然而她抛却了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却是为了她的父亲。洪的父亲是一
位制表商，有着一份不小的产业。她父亲将把业务扩展到中国来，他希望女
儿将来能携助他，所以学习汉语仅仅是第一步。洪还有一个弟弟，目前正在
参加为期一年的军训。洪说，父亲从来不干涉弟弟的意愿，他愿意怎么样就
怎么样，可是对于洪，父亲自小就是苛严有加。我问洪，是否为此而感到伤
心。洪说：“一点儿也没有啊！父亲希望我学习汉语后能帮他做事，我当然
应该遵从他的意愿的。”她绝对是个孝女，和她相比我实在算是很不孝顺的
了，常常是自己定下的主意就去做，美其名曰“有个性”和“独立能力强”。
洪还告诉我，在韩国，男子的地位是很高的，有很多女子在结婚以后便不出
来工作了。在同一家公司里做相类同的工作，往往是男士的工资要比女士高
很多。很多中国人只知道这样的情况在日本很盛行，其实与韩国比起来，韩
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记得我的一位老师在汉城当了一年的客座教授回来后告诉我的事。
有一次他去拜望一位韩国教授，教授的夫人准备了好多的菜肴，到了吃饭的
时候夫人是不上席的，只有两个男人在桌面上你喝酒我吃菜。我的老师很不
好意思，就请他的夫人一起入席。可是讲了好几次，那位温柔的女子总是端
上菜来笑笑又退了下去。最后一次也算是给我老师的一个面子，那位夫人从
桌上端了一小杯酒，背过身去慢慢地饮完再转过身来，而且连连向我的老师
致谢。我的老师既诧异又不好意思，他想：是我上你家来吃饭，怎么搞得象
我来逼债一般。后来象这样的情况在不同的韩国家庭中都遇到过，他这才明
白，原来在韩国若丈夫的朋友来家中用餐，妻子一般都是不入席的。韩国的
知识女性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赋闲在家的太太族，养花弄草，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