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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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尼科利斯基眼中，军队的作用只是履行民警职能。
由于格鲁吉亚政治形势恶化，共和国领导向全苏强力机构寻求援助，1989年4月7日苏共党中央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麦德韦杰夫、斯柳思科夫、切勃里科夫，政治局候补委员卢基扬诺夫、拉祖莫夫斯基、亚佐夫，还有苏联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内务部副部长特鲁申以及其他有关人员。
在讨论过程中与会者得出结论，必须给予共和国政府以帮助，运用苏联内务部、国防部的兵力和装备维护法律秩序，为此建议上述各部领导研究这一问题，并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采取相应措施。同时特别强调，共和国领导必须尽力采取一切措施，用政治手段恢复局势正常化。在利用两部拨出的兵力和装备时，必须极端谨慎。并建议：在目前状况下，在第比利斯不宜宣布宵禁。
同一天，根据苏联内务部副部长希洛夫和苏联国防部参谋总长莫伊谢耶夫的指示，下达了相应的命令和指示，将内务部机动部队和高加索军区的野战部队调往第比利斯地区。
除此之外，遵照苏联国防部的命令，1989年4月7日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科切托夫大将也随同罗吉奥诺夫上将由列尼纳坎来到第比利斯，副部长的任务是弄清目前局势，必要时协助罗吉奥诺夫将军。
在此期间首都第比利斯的形势已经接近危急关头。4月8日清晨，游行示威者的队伍开始向政府大厦，国家电视广播大楼，第比利斯国立大学，师范学院进发。普通学校的中、高年级学生在教师陪同下，有组织地向政府大厦进发。集会的组织者向与会者发出号召：“各校的老师校长们！不要阻止学生参加罢工和示威，不要在他们面前威信扫地。”
这一天还有过一次试图不借助非常手段影响事件危机性发展的努力，以制止集会群众和他们的头头继续从事违法活动。依据决定，4月 8日清晨两个军用直升机航空大队在城市上低空盘旋。而后 12时许，三列军车按不同路线从第比利斯大街上驶过，其中两列要驶过卢斯塔维里大街。
关于把军车示威作为警告集会者手段之一的问题，事先于4月7日在共产党中央局讨论过，对此帕季阿什维里、尼科尔斯基和马哈拉什维里（第比利斯市党委第一书记）都做过解释。
在一个由 10辆步兵战车组成的纵队在大街上行驶时，集会群众向它们投掷石块、金属罐及其他东西，有人还跳上战车，遮住驾驶员的瞭望孔。在卢斯塔维里影院旁，一组肆无忌惮的年轻人抢下一辆交警的田野牌巡逻车，把它推倒，横在行驶中的步兵战车正前方的通道上，挑逗战车轧碾这辆“田野”车，而巡逻司机——民警中士马加尔达泽被殴打之后还被迫躺在了步兵战车下。
由于集会者的流氓行为致使7名军人受伤，包括多处挫伤、皮肉伤和淤瘢。两辆伴随纵队前进的汽车被损，交警队的巡逻车则完全报废。
此外，政府大厦前参加集会的人群中，一群流氓分子还对多名交警进行辱骂和殴打，指责他们没有阻挡战车从大街驶过。还有人撕扯民警的肩章、制帽，企图殴打他们，交警大队的许多工作人员不得不赶紧逃跑。
第二装甲车纵队未能完成穿越大街的行动，因为大街入口处的通道被来自共和国广场的游行示威者占据，不许战车前进。
就这样，1989年4月8日尝试以军车示威稳定第比利斯局势的办法，未能达到警示的目的。
第比利斯和整个共和国的社会政治形势，4月8日白天已达到白热化程度，而且还在升级。反苏的、民族主义的、极端主义的性质更加露骨。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越来越常见，也更具挑衅性。这就证明，在共和国首都和阿布哈兹，实质上正在酝酿着一场未来可能引发后果难以逆料的反社会大行动。
政府大厦前集会的人数已达到2。5万—3万人。卢斯塔维里大街艺术家之家大楼前的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旗被集会者示威性地扯下践踏，升起了一面格鲁吉亚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统治时期的旗子。人数为三四千的许多群众集会依然在国家电视广播大楼前，在一些学院和市里其他地方继续举行。
有约3000妇女参加了示威游行以及在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楼前的静坐罢工，要求把苏联内务部队撤出首都。政府大楼前绝食的大学生和高年级中学生已达400人。在第比利斯其他地方，也组织了青年绝食。
由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和采列捷利建立的机动宣传小组继续在首都和其他城市煽风点火，制造舆论，组织“自发的”群众集会和绝食，在工业、交通企业、机关、学校建立纠察队，拼命煽动这些单位的工人停止工作，参加集会群众队伍。高校、中学、普教学校都没有复课。又有一批工厂、机关和团体的工作人员参加罢工。青年小组强制迫使一批通信枢纽的职工也参加到罢工中来。
劳动集体的代表同鼓动小组的冲突时有发生，侮辱、威胁和攻击民警和军人的事件也未有间断。宣传员积极散发反苏传单。
但是到头来杂牌军的头头们也并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和农村劳动者对他们反社会行动的全力支持。首都大部分企业和机关依然照常工作，虽然工作负荷不满。
不过，共和国其他城市和地区的罢工代表团有组织的队伍仍在向政府大楼汇集，集会群众人数达到数千人。
在这种形势下，4月8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局召开会议，讨论第比利斯形势和“政治组织措施紧急计划”，其中包括恢复秩序的措施。然后，召开了共和国党和经济工作积极分子会议，计划得到了会议的赞同。积极分子会议结束后中央局会议继续进行。考虑到当时一触即发的爆炸形势，会议通过决议，取缔政府大楼前未经批准的群众集会，“动用警察、内务部队和苏军部队”，采取这一行动时，由高加索军区司令罗吉奥诺夫上将指挥。
应当指出，苏联国防部并没有下达任何委任罗吉奥诺夫为行动指挥的命令。但是按苏联武装力量卫戍勤务条例要求，罗吉奥诺夫上将在当时的情况下，理应担任为恢复城市秩序分拨出来的所有的军队、兵力和装备的指挥官。
依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令批准实施的条例，在苏军部队、苏联安全委员会和苏联内务部队协同配置担任卫戍任务时，它们均应服从由军区部队司令任命的卫戍司令的指挥。
因此，作为高加索军区的司令的罗吉奥诺夫上将，其军衔最高，理应拥有卫戍司令的全部权力，担任这次行动的领导。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局就这一问题的决定是完全合法的。
那一天的17时30分，召开了国防委员会会议（成员由帕季阿什维里、尼科尔斯基、切尔凯济亚、奇赫伊泽、古姆巴里泽），参加会议的还有军事指挥部的代表（科切托夫、罗吉奥诺夫、诺维科夫）和护法机关的领导（戈尔戈泽、卡兰纳泽、沙拉舍尼泽、绍舍阿什维里），会上一致认为共和国的政治形势极端尖锐，“已濒临灾难边缘”。会议进程中与会者又一次一致表示，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迅速采取坚决措施，恢复共和国的正常生活和活动”。当时规定了开始行动的大致时间——1989年4月8日深夜。这是因为考虑到之前几日这个时间逗留在政府大厦广场的人较少。会上建议格鲁吉亚共和国部长会议草拟和发布相应的决议，作为内务机关和调来的部队整顿秩序行动的法律依据。
依照格鲁吉亚共和国部长会议颁布的命令，共和国内务部“派出内务部队和苏军军人”，奉命采取维护社会秩序的补充措施一从政府大厦广场上驱散集会人群，关闭公民前往政府大厦的通道。对那些“未经批准的群众活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采取既定的法律措施”。在共和国电视广播大楼毗邻地域，必要时，亦可在城市其他地方，奉命采取同样措施。
作为共和国国家权力的最高执行机关和指挥机关，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依据格鲁吉亚共和国宪法，实行保卫国家利益、维护社会秩序、保证和维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措施；同样根据宪法，其决议和命令，也必须在共和国领土上付诸实施。
苏联内务部的机动部队和苏军各部队由相应的全苏各部派遣，帮助共和国政府维护社会秩序。至于如何使用它们的问题，已同苏联内务部和军事指挥部代表专门协商过。
在这一段时间里，一批年轻人在市内开始抢夺装碎石和其他建筑材料的大卡车、公共汽车、无轨电车，把它们开到卢斯塔维里大街，封锁了列宁广场和共和国广场通向各条街道的出口，同时也封锁了由毗邻各街道通往广场的入口，作为街垒。为了这一目的，他们利用大量的交通工具，而且在抢夺时还威胁司机。交通警察想把卢斯塔维里大街和毗邻街道上的汽车清除，但却遭到集会群众阻止，这些人嚣张地对抗民警、对之进行威胁和侮辱。
对军人耍流氓，肆无忌惮地以武力抢夺国家的汽车，反抗民警履行职责维护社会秩序，再次证明局势有爆炸危险。
傍晚，集会群众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出现醉态。后来在事件调查中有许多人证明，当时曾向群众大会大量供应酒精饮料，会上有为数众多的醉鬼。
1989年4月8日深夜，第比利斯附近一个共和国重工业中心卢斯塔维市的局势也紧张起来了。这里跟第比利斯一样，也举行了未经批准的群众集会，也是杂牌军的代表们组织的，内容和倾向也和第比利斯一样。
4月8日下午，杂牌军组织的几千群众（主要是青年）向卢斯塔维冶金厂进发。此前他们曾在市中心集会。在厂行政大楼广场集会又继续进行。演讲者讲话中除要求格鲁吉亚独立和脱离苏联外，还出现了要求工厂停工，工人放下工作参加集会的呼声。听到了这样的叫喊：“你们炼钢献给俄罗斯，而俄罗斯用它来造武器消灭你们。”随后有人提议冲击工厂，在马丁炉车间举行集会，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工厂工作人员和前来的民警呼吁要理智，建议集会解散，但是都没有奏效。
将近24时，行政大楼广场上的形势恶化了，一大批人高喊：“不要听他们的！冲破炼钢厂防线！”涌向正门，想强行冲入厂区。当时为了对付胡作非为的人群，工厂开来了消防车，堵住了正门。水龙头喷射的水流让攻击者清醒了一下，可是很快储水用完，对大门的冲击又加强了。在这紧急关头，厂保卫部副主任向天空放了5枪，阻止了集会群众进一步深人厂区的企图。他们逐渐离开大门，回到行政大楼广场，夜里3点才离开。
在卢斯塔维冶金厂举行集会，目的是想鼓动大部分城市居民和工人，把他们拉过去。第比利斯特使们的标语和口号并没有收到预想效果：工人们没有允许集会者进入厂区破坏生产，在城市造成无法控制的局势，引起混乱和恐慌。
恐怖之夜的真相
依照已作出的决定，罗吉奥诺夫上将作为取缔政府大楼前未经批准的群众集会这一行动的指挥，责成少将叶菲莫夫（苏联内务部军事作战组的首长）协同格鲁吉亚共和国内务部中将戈尔戈泽拟订行动计划，并于4月8日24时许经上将正式批准。可惜的是那些作出决定的人没有在文件上留下自己的“亲笔签名”，于是罗吉奥诺夫将军便正如他预料到的那样，此刻便独自成了第比利斯事件中的“极端分子”。
取缔政府大楼前群众大会的行动预定在 1989年 4月9日4时开始。
根据当时的标准，内务部队的装备如下：钢盔、防弹衣、警棍、塑料和金属盾牌，军官们配备个人武器。按编制配属的伞兵分队配备有钢盔、防弹衣、小型步兵铲，军官和准尉们配备有编制规定的武器。
参加行动的除民警人员外，共2300人，另6辆装甲运输车、8辆步兵战车。2辆救护车和4辆消防车。行动计划还规定必要时可以喷射消防水龙对付集会群众，但后来决定只是在行动中遇有焚烧车辆或发生火灾时，才使用消防手段。
3时许，戈文察泽中校依照戈尔戈泽中将的命令，在政府大楼前向集会群众讲话，建议他们离开广场，并警告说，未经批准的集会不得继续进行，为此将动用军队。但是集会群众对这一警告未予理睬。接着，3时16分，应中校请求，格鲁吉亚最高主教伊利亚二世向集会群众讲话，请求他们停止集会，并警告他们存在确实的危险，“只差几分钟了”。
听到这一呼吁，集会组织者之一，身在艺术家之家医疗站屋内的采列捷利，大喊“是谁给他的权利命令人们？”跑到广场，夺过麦克风，开始鼓动人们不要离开广场，要忠于誓言。
在多次警告将动用武力之后，眼看着部队和军车就要沿大街向政府大厦进发时，3时50分，广场的扩音器响起音乐、歌声，大街有些地方人数不多的游行示威者跳起了舞。
舞曲录音带是专门准备的，一些地方同时开始跳舞是事先定好的——在面临危险的时刻，这种娱乐是不自然的，显然是装给人看的，这一切都是杂牌军头头们事先排练好的一出戏，想以此证明他们的集会、游行是和平的、无可指责的。
1989年4月9日4时，按计划规定，第4摩托化步兵团分队缓慢地向政府大厦开进。
实际上从部队移动的最初几分钟起，空降部队的官兵就已受到集会群众的攻击。战斗部队还没有同集会参加者接触，就已有 6名空降兵因集会参加者投掷石块、瓶子和其他东西而身体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放过战车后，在装甲运兵车行进时，集会群众又重新聚集到一起。第四摩托化步兵团的散兵走走停停。中校巴克拉诺夫通过扩音喇叭呼吁集会参加者离开大街，否则将使用武力。4时零 6分，摩托化步兵团在政府大厦右侧地区接触会众，试图在盾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