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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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用木板搭起来的讲台，l。5万群众——老人坐在晒得滚烫的土地上，妇女们穿着黑袍，还有孩子。下边一片嗡嗡声。不是交谈声。那是受苦受难的人民痛苦的呻吟。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不管是以前，还是后来。仿佛是那晒得焦烫的土地发出的悲痛欲绝的心声。难怪这片靶场的名字叫做“仇恨和悲哀之营”。
一个与我同行的妇女——委员会的委员——没有任何开场白，就宣布让我讲话。全场一片死一样的寂静。讲话很短。宣布了跟委员会达成的协议。号召他们赶紧迁移到新住地去。这时从前排站起一位白胡子长老对我说：
“在接受您的建议之前，请您回答我们，雷日科夫同志：土耳其族的梅斯赫蒂人在40多年前背井离乡来到这里，是他们的错吗？”
“不，”我回答。“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决定。对于这个决定，党已经有了相应的评价。”
又问：“在这次野蛮的大屠杀中，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有错吗？”
“不，”我回答，“不过乌兹别克人民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错。40年前他们收留了你们，把最后一块饼子分给了你们。有罪的是那些挑起民族纷争，肆意打砸抢和凶杀的人。”
我当场下了保证，同时也在共和国的其他场合下了保证，安全部门和内务部一定要找到罪魁祸首，一定要把他们绳之以法。对那些匪徒和暴徒绝不会有丝毫心慈手软。谁也逃脱不了自己的罪责，其中包括幕后的黑手。谁也逃脱不了法律的惩罚。
我信守了自己的诺言。
视察了难民营之后，我又同共和国以及中央机构的领导人商量了一些问题，听取了他们对局势以及刑事案件侦查情况的详细汇报，然后前往安吉让、纳曼冈等地，视察了一批国营农场和工厂，出席了多次同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乌兹别克人的会见。
后来查明，参加暴行的甚至有苏维埃机关和党机关的工作人员。这就使得事件具有了另外一种色彩。下面引用一段共和国报纸上的报道：
……据雷日科夫称：要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必须先要搞清各种情况。这需要时间。不过即使在今天，有一些情况也还是清楚地显现出来。比方说，卷入暴行的居然有个别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人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强调说：我要把那些向暴徒提供汽油、运输工具，用酒把青少年灌醉的人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要迫使他们对那些无辜的人们作出回答。我这一辈子见过的事情不算少，可是要跟昨天在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难民营里的所见所闻相比，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杀人犯和强奸犯可以按罪量刑，依照法律严惩不贷，可是那些玷污了党的威望、乌兹别克人民美好名声的共产党员呢？他们应该受到特别的惩罚！……
帮助暴徒作恶的党和苏维埃干部是极个别分子。他们受到了最严厉无情的惩罚。而绝大部分干部都是在想办法制止这次野蛮的暴行。至于塔什拉克区那两位领导人的功绩，前面我已经提到。
6月14日在塔什干召开骨干分子大会之前，我们请了一些几十年在一起比邻而居的人过来，事先对这次残酷至极的民族冲突作了一次“总结”。
烧毁的房屋有数千座，到当天为止，共发现尸体106具，其中43具为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12具为阿塞拜疆人，35具为乌兹别克人，5具为俄罗斯人。以前多人受到人身伤害，其中约150人为军人。失踪者有数百人（其中有的在发现时已被悄悄掩埋）——这就是费尔干纳事件的可怕后果。
到1989年7月1日止，迁出费尔干纳州的人数达到2．1万，其中1．6多是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
当我在民族仇恨野蛮暴行肆虐的几个区视察时，并没有急于对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下结论。我的任务在于立即解决那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制止互相残杀，深人研究事件的真正根源。这一立场可以从我在乌兹别克电视台答记者问中得到证实：
我们来到乌兹别克斯坦的目的是就地搞清近来此地发生的一些问题。
我们是从视察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栖身的难民营开始的。那些梅斯赫蒂人丧失了自己的牺身之所、住宅，或者干脆抛弃了自己的家园，被迫来到部队的打靶场避难。我们跟委员会的成员们谈了话，他们是人民选出来跟我们对话的。对话进行得很艰难。
现在看来还很难下最后的结论。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应该对所有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调查研究，主要应该从政治层面上进行分析：我们这个加盟共和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能够出这样的事？为什么突然之间．简直就是在几天之内，从5月23日到今天，在国内就出了这么大的事，产生了如此悲惨的后果？的确是悲惨的后果，别的词我实在找不到。为什么对 45年来一直跟乌兹别克民族并肩生活在一起的一个民族，突然表现出如此的深仇大恨？
我还要说一句，就是尽管悲剧已经发生，尽管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精神压力很沉重，始终处于一种高度戒备的状态，但照我的观察，他们依然珍视乌兹别克人民长期以来为他们所做的一切。
他们至今依然在说，我们不责怪乌兹别克人民，他们不该负责任。这是，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在起作用。我们请政府，请我们的党要彻底搞个明白，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实际上对我们下狠手的是谁，搞得我们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想，对今天共和国国内局势，评价应该是这样的：它很紧张。尽管在费尔干纳州，以及在我们所处的科坎德，并没有出现6月7—8号那种事件，但人们的疑虑和恐惧还是存在。他们害怕这种情况不仅会发生在土耳其族的梅斯赫蒂人身上，也会发生在别的民族身上。
以我的看法，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人们不能没有互信。大家比邻而居数十年，从来没有一个人问过对方：你是什么民族。我们跟人们谈心，到过两个工厂。那里的人都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从来不问谁是乌兹别克人，谁是俄罗斯人，谁是克里米亚鞑靼人，谁是土耳其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但却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
当然，从法律角度我们得出的结论，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我们把最优秀的检察人员派过来办案，他们已开始着手认真细致地调查分析每一个事件。
我们要对发生的事件进行评估。当然，对每个人都要按罪量刑。但最主要之点在于，这是个政治问题。必须对发生的过程进行深入分析。一群半大小子，哪怕汇集起来的有好几百号人，但若要他们在好几个州都造成这种简直是恐怖的态势，那是不可能的。以我们的看法，问题恐怕还有更深的根。
我想，共产国的党组织，将要召开的骨干会议，最终将会对事件作出正确评价。我相信，共产党人一定能查出在乌兹别克斯坦造成这类事件的原因。我绝不会放过共和国内发生的每一件事。一定有深刻的根源，没有根出不了这样的事。
问：现在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的迁徙工作开始了。昨天我在报道中说，他们是热爱劳动的人。不论他们迁到哪里，他们都会把农业搞起来，把村庄建起来。我不敢说他们到了那边便就要定居。借此机会我想问一下，梅斯赫蒂人是不是临时迁居呢？请问，这个民族迁回格鲁吉亚故乡的事究竟将如何解决呢？
雷日科夫：情况是这样的。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一直要求迁回45年前居住过的地方，也就是迁回格鲁吉亚的某些区。我们解释说，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不容易，原因有很多．而且格鲁吉亚也出现了一定的紧张局势。因此不能简单地回答说：咱们把这些人迁回去吧巴。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同格鲁吉亚领导人磋商。
最高苏维埃打算在民族院建立一个专门小组或委员会，由它同有关加盟共和国一道来负责开展这项工作。
当然，这就需要时间。我们绝对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是急不来的，但它会得到解决。
明摆着，把这1。5万人继续留在难民营，天气热得这么可怕，住帐篷，没有任何生活条件，那是不可能的。
局势的发展使得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同乌兹别克人在他们共同居住的地方互信遭到破坏。我还要再重复一遍，发生这样的事，不能责怪乌兹别克人民。
俄罗斯联邦有8个州同意接纳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但提出的申请是把他们分送三个州，同其他民族一道混居。现在把这些人送到俄罗斯联邦，是一个临时性措施。我们理解，迁徙到永久居住地的要求还会提出来，所以我们再次声明，不但在同委员会会见的时候，而且在会见后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我们都一再确认：这是个临时措施。只要问题一解决，人就迁走。眼前我们还看不到别的解决办法。孩子们应该过上正常的生活。
我们的立场得到了委员会和全体人民的支持。
我还要重申：要深入分析发生的一切，要建立信任，要心平气和。乌兹别克斯坦有许多民族，可是今天能感觉到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摩擦。走到这一步自觉不自觉都是由缺乏互信引起的。我看，这件事需要时间。只要有了巨大的信任，只要有了相互尊重，看来事情就会有前途。我们坚信这一条。
自然，对于我们这些身处乌兹别克斯坦的人，以及对各加盟共和国政治领导来说，首先最令人感到不安的问题就是：这次野蛮的冲突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原因？
6月14日在塔什干召开的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这个问题得到了部分回答。还有部分回答后来是靠补充分析才得出了结论。
总结了大量形形色色的说法，以及护法机关对事件侦察的结果后，可以得出下列结论：非常明显，费尔干纳事件绝不是什么部分居民搞起来的自发事件。领头闹事的是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组织。
自1988年秋季起，该共和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已开始露头。费尔干纳政治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在大会上居然表示：“我们不应该学俄语，那些外来户早就让我们腻歪死了。”对此竟然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有人专门散布谣言，说是到了一定时候就要把非穆斯林赶出去。口号是：“乌兹别克斯坦是乌兹别克人的乌兹别克斯坦！”还有，在许多城市，都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口号：“把鞑靼人、土耳其人、犹太人、俄罗斯人……统统赶出乌兹别克斯坦”。
1988年12月，在塔什干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突然有人举起了标语牌：“俄罗斯人滚回自己的俄罗斯去，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快滚回克里米亚去！”当时在安吉让还有人散发传单，上头有这样的话：“……不要对俄罗斯人让步……他们忘记了在困难年月跑到这边来的时候连裤子都穿不上…？？乌兹别克斯坦没有他们的地方！”1989年2月在塔什干，气势汹汹的流氓歹徒对电车上的乘客大打出手，嘴里喊：“杀死俄罗斯人！俄罗斯人让乌兹别克斯坦腻歪透了！应该把他们吊到电线杆子上！”
我写这些东西不是为了挑起乌兹别克人同俄罗斯人的对立。不过正如俗话所说，“小曲离不开词儿”，而且，这也不是乌兹别克人民的看法。他们知道俄罗斯人并没有压迫他们，也没有搞殖民主义，相反却倾其所有来提高这个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
这就是对该共和国人民有计划地推行意识形态灌输的情况。再往后就是准备和发动各种事端了。早在1989年2月，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副部长迪罗连科在《塔什干真理报》的一篇报道中就曾透露过一些令人发指的事实。根据他的材料，仅最后 3年，该共和国内务部门就破获了700个犯罪团伙，其人数几可组建一个整编师团。1988年，在马吉兰几乎是公开招募将来愿意参加骚乱的“志愿者”。12月份这些人又接到通知：“等待信号！”
在科坎德举行了宗教会议，参加的几乎有乌兹别克斯坦所有各州的人民代表。会上公开讨论了成立独立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问题。在这个城市，武装群众亮出了口号：“掐死土耳其佬！掐死列宁的孝子贤孙俄国佬！伊斯兰旗帜、穆斯林信仰和先知霍梅尼万岁！”。
费尔干纳州从2月起就几乎已经是在公开制造武器——用钢筋打造长矛，还有自制炸弹，燃烧瓶。
难道共和国领导就不知道这些情况吗？难以想象。
参与闹事的有许多年轻人，有大量刑满释放分子和无业人员。他们常常喝得醉眼迷蒙，或者是吸食了毒品。
不仅有人要问：“怎么会如残忍和暴虐呢？真是难以想象！这难道是乌兹别克人的民族特点吗？”不，不是的。全世界都了解，乌兹别克人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文化的民族。没有恶劣的人民，只有恶劣的个人。残忍的行动是隐藏在地下的指挥中心一手操办的。正是这个中心挑选了一批打手，在1989年6月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
我和一些发言人在6月14日塔什干积极分子大会上，对所发生的一切作了评估和分析。许多问题都同现在说的这些有联系。我还试图把闹事同共和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局势联系起来。
最近5年来，那里的经济发展速度非常之低，它落在了居民人口快速增长的后头。居民食品供应的平均水平大大低于全苏平均水平，而农业生产的结构改革又进展得非常不尽如人意。
生产发展落后，它向单一棉花作物的倾斜，造成每5个成年劳动力就有1人不能参加社会生产。正如所知，居民的其他就业形式当时还不存在。这样，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对于犯罪群体来说这就是最好的资源。
对共和国领导层也进行了政治评估。
相当有意思的是国际上的反应。作为例子，我想引用BBC的消息。它对事件以及苏联政府当时的态度，作了比较全面的报道：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向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梅斯赫蒂人保证，对其想要回归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