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 作者:张鸣-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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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于中国士大夫有开化启蒙之功的英美新教的传教士，维 新派与之关系非常密切，彼此都对对方大有好感，梁启超说李提
〔1〕《洧议报全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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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太是维新运动的良师益友，在变法的危急关头还曾向其求救。传 教士也对维新派印象不错，李提摩太甚至于幻想康有为可能会入
教。
按道理说，维新派的举止都是无可厚非的，将所有传教士都 冠之以“帝国主义分子”的头衔是否合适，并非我所要回答的问 题。但是，不论这些传教士真实的居心何在，他们在戊戌维新中 的表现总还是友善的，维新派争取他们的帮助无论从哪方面看都 是合理的，因为变法需要国际援助，而通过传教士争取这种援助 确实是一种合适…行的途径。
问题是，维新派在做出上述的种种举动，恰恰是农民所嫌恶 的。当维新派把自己处于与农民思想感情所对立的地位时，显然 忽视他们将要面对的困境，至少对这种困境估计不足。更为可虑 的是，他们往往过多地看到了一般老百姓迷信、愚昧的一面，而 忽视了在这愚昧背后所蕴含的民族主义情绪，全然没有估计到这 种情绪所蓄蕴的巨大能量，这是一种有可能毁掉任何变革的力量。 当然，在维新运动最初的年月，在策略的运用上一时还无需 争取民众的力量，因为属于上层政治斗争的变法活动，民众的声 音没有多少分量。而且在那短短的几年里，维新派还没有精力来 摘民众启蒙，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他们应该清楚，民众 的分量最终还是会在改革的进程中体现出来的，没有民众的觉悟， 近代化毕竞还是无法实现。
一般老百姓对维新派的误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与维新 派毕竞分属境通悬殊的两个阶层；在文化上也分属不同的层次，只 有士人（而且是家境不错的士人〉才有可能接受西学的教育，形 成较为理性的文化意识，而以农民为主体的老百姓没有这个能力， 也没有这个觉悟，他们对维新派的种种误解，在某种意义上还有 爱国与反侵略的因素。
然而，维新派顽固的英雄史观却使得他们总是踞高临下地看 204
着老百姓，只看到了老百姓的愚昧，却没有对其中的民族主义情 绪进行正确的引导，甚至连这种引导的意识都没有。如果说在变 法的当口没有精力和时间的话，他们在以后的岁月里仍然对此没 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对义和团充满了仇视，认为团民就是后党和 暴民（这一点他们远不如革命党人客观夂他们把老百姓的愚昧、 落后和封闭视为绝对化的模式，眼里只有士人。其实，正如以往 出身农家的士子往往要显露出比世家子弟更为优长的才干与见识 一样，农民接受新事物、新道理未必就不如士大夫，至少要比那 些头脑冬烘的道学先生要强些。
当然，我们在此责备维新派未免过于苛刻，在那个时候，让 维新派充分地理解农民，充分重视开民智（不是绅智）的重要性， 并不现实。农民思想意识的整体性改观，客观地面对西方文化的 侵入，正确地意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那个时候还远远不到火 候。这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自从戊戌以来，老百姓的麻木、 落后、愚昧以及散漫的状态常常令思想家们心灰意懒，这也说明 了这项工作的繁难。
幸好，值得欣慰的是，在变法失败后，愤激之下要“挑战四 万万群盲”的梁启超，在庚子之后，终于开始艰雉的民众启蒙工 作。他的小说界革命的主张，与大量的俗语报、白话报一道，把 一点一滴的国家、民族、世界及科学的常识灌输给民众。只可惜， 这种尝试没有坚待很久々
老百姓看康党，似乎看错了，可是康党也部分地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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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多难的中枢维新
戊戌维新又称百丨日维新和康粱变法。这两个称谓很恰如其分 地点出了这场运动的两大特点。一是时间短，虽然从甲午战后就 开始嚷变法，但真正开始变法不过是戊戌年那一百天的事。这样 短的变法古今中外都少见（唐代的永贞新政号称短命，但也延续 了近八个月〕，严格地说，只能箅一次流产的政治改革。二是变法 的倡导者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没有他们，也许就不会有这样一场 变法，至少不会有这种样式的变法。虽然变法是甲午战后几乎所 有思想开通且有心救国的士人的共同心愿，但领头羊无疑就是康 梁。参加过变法，后来成了中国出版业大王的张元济先生有诗曰：
南州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 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1〕
这其实也是那个时代许许多多赞同变法者的共识。这些人里不论 与康梁交情深浅、印象好恶，但儿乎都认为他们的地位是不可取 代的。
戊戌维新从表面上看是历史给中国的一次机会，然而这个机 会却又来得太不是时候。尽管我们不得不对康梁表示遗憾，认为 他们缺乏政治经验，不僅策略，甚至胸无韬哜，因此不知道选择 对象，拉拢同盟者，犯了许多不该犯的错误，因此早早地输掉了
〔1〕《戊戌变法》（四〉，第350页。 206
大家都希望他们赢下来的这局棋。但是，在那个时代，谁又更高 明些呢？有经验富谋略者，如李鸿章，没有那个心胸；有见识的 如严复，没有那个气魄1能够坚持不懈，反复上书呼吁，在下奔 走联络的；能够办报启蒙、大声疾呼的；能够不怕挫折，不屈不 挠的；能够振臂一呼，不怕罹祸的，也只能是康梁。也许，他们 并不是那最杰出的人才，也不是最通西学的学究，更不是合适于 主持政治变革的政治家，但是，时代选择了他们，他们也当仁不 让地站了出来，没有他们的不屈不挠，奔走呼号，这样深度和广 度的变法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
但是，传统的称谓也表露了人们的某种偏见。维新运动能演 变成中枢变法，光绪和他最信任的重臣翁同龢的态度也是相当关 键的。光绪虽然慊弱，但却不是没有主意的人，没有他的执意要 求，变法也不可能出台。在变法的百日里，康梁只是出主意的人， 而真正的主持人只能是光绪自己。在传统社会，人们虽然给予帝 王最尊荣的冠冕，但每逢重大事件总是习惯于将他们撇开，坏事 说是奸臣当道，好事自然也由别人顶戴。翁同龢的作用也是相当 大的，只可惜这位世家出身的“天子近臣”，书生气还是太浓，以 致戏刚开锣就被人赶下了舞台。
后人看百日维新，就如慧星一现，虽然闪亮耀人，但却稍纵 即逝。可是，当事者披榛幵莽之难，却难为外人详知。
一、机会之光透过了裂缝
维新运动的中枢维新实际上是1898年1月24日（光绪二十 四年正月初三〉拉开序幕的，这一天，康有为被召至总理衙门 “问话”，实际上是康有为以一介小小七品主事和朝廷重臣的对话。 从此以后，酝酿数年的朝廷变法开始按康有为等人的设计进行。 在此之前，在康粱一方是拼命想要打动皇帝，以实现借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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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重温再现俄彼得、日明治的旧梦。1895年得中进士后，任 工部主事的康有为留在京师，并没有为他那点政务操过心，而是 日日为策动变法而奔走，不仅自己一本一本地上书皇帝〈清制，主 事无直接上奏折之权，需交他人代递〉，而且毛遂自荐地代为他人 拟奏折，特别把眼睛盯在御史身上，许多御史都曾烦劳他的代笔， 象宋伯鲁、杨深秀、陈其璋、文悌等等，甚至还谋划发动御史联 合伏阙上书要求变法（因文梯的变卦而止广泛交结，挖空心思， 通过各种渠道以干“圣听”。时人曾这样描绘康有为的广泛结交， 说他“目光炯炯射人、“见人长揖大笑，叩姓名毕，次询何郡邑、 物产几何、里中长老豪杰，必再三研诘，取西洋铅笔，一一录其 名，储夹袋中。是时天子方开特科，四方高视阔步之士，云集辇 下，争暱交康先生；有为亦倾心结纳，终日怀剌，汲汲奔走若 狂。”〔“
对康有为他们“奔走若狂”的努力，光绪当然不可能无动于 衷，事实上，甲午之后，力图改弦更张的年青皇帝对一切变革的 呼声和建议都十分留意’康有为公车上书的名声，不久就为光绪 所知，而康有为的第三本上皇帝万言书也在1895年7月几经周折 转到了光绪的手中。但如果说这个时候光绪就对康有为十分看重 恐怕也未必，设想康有为一本上奏就能打动皇帝，从而垂青予他， 好象更多的是康梁等人经过美化后的幻觉。清代的皇帝处事以矜 持闻名，唐太宗与马周的奇遇，在请代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他 们更期望的是依靠制度和惯例来运作。事实上，光绪在看到康有 为上书后，虽然也很“嘉许“，但并无更进一步的表示，所谓的 “嘉许”也没有传到康有为耳朵里，当然更没有康有为所幻想的一 步登天的“奇遇”，甚至连些许的口头表示都没有。
不过，这时的光绪帝确实想要变法图强，所以颇想知道这位
〔1〕胡思敬：《戊戌雇霜录》卷二，《戊戌变法》（一、笫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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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名渐著的康有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在光绪读到康有为 万言书不久，皇帝的头号近臣，人称“帝党”的领班翁同龢就去 造访了康有为。不巧未遇，康有为得知后受宠若惊，马上回拜，两 人谈了许久，据康有为自己讲，翁同龢对他十分推许：“与君虽新 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实无权。”〔1〕 这话估计是有水分，翁同龢可能会称许康有为之才识，但未必喜 其人，更不可能一见面就把‘‘上实无权”这种私房话掏给一个聚 昧平生的人，这对于在宦海泡了几十年的“翁相”来说，是太不 可思议了。
不管怎么样，翁同穌从此与康有为相识了，而且，在以后的 两年里，翁同龢对康梁等人办学会、办报纸的种种举动都给予了 相当的关切和帮助。据康粱一边说法是翁同龢很主动，几乎对他 们的所有行为都无条件赞同，可据翁的日记，则翁对维新派的联 络都出于光绪之意。当然，这日记可能会有篡改，翁借此为自己 开脱。不过就算翁后来改过了，但作为天子多年依重的近臣，总 不会将没影的事安在光绪头上，他怎么可能预料年纪轻轻的光绪 会活不过西太后，因而不给自己和后人留一点后路？所以，最大 的可能是他和光绪总的来说对康梁印象都不错，翁同龢联络康有 为确有光绪自己的意志，他想通过他的师傅去摸康的底，看看这 个人有多少见识和才学，可不可以依为变法的顾问和干臣。显然， 直到变法开始，光绪还是拿不准康梁是否可以依为行政人才，更 I 吃不准任用庫梁后所引发的风险。
不管怎么说，光绪也表现出来了足以令维新派感到兴奋和鼓 舞的举动，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臣工切实检讨过去，改弦更张。 1895年会试完毕，梁启超对友人说他“本欲于日初出都，惟日来 此同颇有新政。上每言及国耻辄顿足流涕，常熟（指翁同龢——…
〔1〕（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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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注〕亦言变法，故欲在此一观举措”。〔1〕于是，康粱联络同志， 办起了强学会，印出了《万国公报》。当这一切受挫以后，他们又 把阵地移到了风气开通的上海，结果康粱的名头终于打响了，“通 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2〕康有为及其弟 子，最大限度地在全国士子中造成了变法的声势。国民党的元老 吴稚晖当年还是翩翩一少，去见康有为，“不觉惊异是夭人”。〔3〕 毫无疑问，通过翁同龢以及翁门弟子如沈椬桐、陈炽等人的 关系，光绪对康梁的一系列活动都是有所了解的，随着康梁的声 名雀起，光绪和翁同龢愈被其爱国的热忱与不凡的见识所打动，却 也日益担心他们的思想与言论所引发的危险。主要是担心顽固派 的激烈反对会最终导致西太后收回权力。当然，前者为“显欲”， 后者是隐忧，翁同龢在政变初起时，曾致书密友，说：“弟之举康 梁也，衷心无一毫不能告人处，足下所知，而世人所共见也。康 梁有其经世之才，救国之方，此弟之所以冒万死而不辞，必欲其 才能得所用而后已也/’1141光绪与翁同龢知道，在当时的中国，能 拿出一整套变法方案，提供维新大思路的，也只有康梁。所以欲 “得所用”的欲望日益强烈。但是，小小主事与九重宫阙里的皇帝， 的确隔着的不止是一道紫禁城的城墙，虽然双方都有一面的欲望， 但如果没有人荐举，光绪连提到他都要三思。
1897年接踵而至的瓜分危机在齊观上促成了变法走康燊路 线的实现。德国人一口吞掉丁胶州湾，顺势将山东塞人了他们的 囊中，而俄国也把爪子伸到旅顺，满清的龙兴之地眼看就要不保，
〔1〕《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乙未年，《与穗卿足下书I 〔2：！胡思敬：《戊戌履霭录丨卷心
〔3〕旲稚晖：《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I《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丨，上海书店，第
101 页，
〔4〕张子扬：《关干翁同龢与康梁关系的一件史科》，1955年7月21日‘光明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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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二连三，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都伸出了鹿爪。一时间， 西方舆论界在谈及中国时的主要话睿褪恰肮戏帧保约钡闹趁裰鳌∫逭咭丫谀被⒐戏种泄蟮男轮刃蛄恕Ｔ谡庵智樾蜗拢小」吮纠匆丫械懵槟镜纳窬僖淮问艿角苛掖碳ぃ缇臀〖叶判闹僦俚奈氯耸烤透悄岩宰猿郑嗟摹拔潞团伞睅浴∈记阆虮浞ǎň」艽蠹倚睦锩坏籽ǹ涤形俅谓省渡锨濉〉鄣谖迨椤罚约ち摇⑾稚拇茄裕蚬庑鳎蚕蛩泄亍⌒墓颐说娜嗣钦故玖酥泄媪俟戏侄蛊实拿饲熬啊Ｆ浔弧∪斯惴捍械睦倬洌骸耙涎ò牡蹋霾辉诖蟆Ｖ翱肿远螅噬稀∮胫畛迹溆栋驳┫Γ椅韬蕉豢傻靡印Ｇ铱只噬嫌胫畛肌∏笪ぐ膊家露豢傻靡印！薄病�3足以摧人泪下。这本上书并没有被 递到光绪手里，但却被广泛传抄，被报纸全文刊载，时人记载说： “康工部有为五次上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