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法特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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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们送到拉姆安拉。我们在路边住了三天。夜里他们向我们上空开火。第
二天，大轿车仍然未来，他们命令年老的男人步行去拉姆安拉。我和我的三
个弟兄，其中一个是婴儿，我的三个姐姐，我的母亲、祖母和婶婶，一起被
留下了。
“第三天，大轿车来了。我们随身带着一些袋子。有一个袋子里装着一
点面包和奶酪，还有一套我非常喜欢的睡衣。当犹太人告诉我们不能携带袋
子上车时，我试图把面包、奶酪和睡衣带上。我以孩子天真的语气同一位司
机说话。我用希伯莱语说，‘先生，先生，我想带点吃的，’我指着我的袋
子。他说，‘可以，可以。’当我把手伸进口袋时，传出一阵希伯莱语的大
声喝斥。刹那间，母亲把我抱进怀里——她看到一个犹太士兵正瞄准我。他
打了几枪。要不是母亲发现这一切，我会被射中，也许被打死。子弹恰好没
有打中我，而打在我们一位邻居的腿上。他是玛萨拉家族的。现在他住在安
曼。如果你去看他，他会对你说，子弹在他腿里，这是为了哈利勒·瓦齐尔
的生命而作出的牺牲。
“拉姆勒的妇女和儿童最后总算被送上了车，汽车开往拉姆安拉。但是，
他们的苦难远未过去，更大的折磨还在后头。
“当我们来到离拉姆安拉还有10 多英里处时，犹太人停下轿车，要我们
下车步行，他们指着远方说，‘拉姆安拉就在那儿，你们必须走过那些山岭
和谷地。’于是我们开始步行。我们只能慢慢地走。有些妇女衰弱多病，每
走几分钟就得停下来喘口气，歇一歇。其他一些妇女虽然能够行走，但由于
背带她们的孩子而变得精疲力竭。
“第二夜，犹太人向我们发射大炮和迫击炮弹。起初我们躲在岩石后面，
可是射击连续不断，每个人都开始惊慌、哭叫了。。我们拼命地跑啊，跑啊，
一直跑到拉姆安拉。我忘不了这一切。有的母亲抛弃了他们的孩子——她们
已经太疲惫无力，再也背不动他们了。甚至我的婶婶也要我母亲丢掉几个孩
子。我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我的婶婶对她说：‘你带着三个孩子无法奔跑。
你会被杀死的。你必须丢下两个孩子，等我们到达拉姆安拉后，我们会帮助
你的。’我的母亲拒绝了。她对我说：‘哈利勒，你才12 岁，又不很强壮，
你想你能带着一个小妹妹一起跑吗？’我说，‘能，’我就这样做了。有些
孩子因为没人带领被丢弃在后面。有些孩子则因为他们的母亲被杀死而被丢
弃。这些情景我至今难忘。
“这一地区没有阿拉伯军队——没有正规军，没有志愿军，没有任何一
种阿拉伯军队。犹太人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和住在哪儿。这场精心策划的袭击
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在一种非常惊慌和痛苦的精神状态中抵达拉姆
安拉。他们期望我们对这一段经历的描述将使其他的人产生恐惧而逃离自己
的家园。迫使我们在恐怖状态下离开家园，就是一个非常聪明而又十分成功
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全部战略。”
抵达拉姆安拉后，在继之而来的更大的惊慌中，哈利勒·瓦齐尔和50
来个由拉姆勒来的妇女儿童要设法在一辆准备开往希伯伦（即哈利勒）的卡
车上寻找容身之处，从那儿他们再横穿进入加沙。在联合国分治计划下，加
沙是巴勒斯坦阿拉伯国的一部分。埃及人在战争中占据了这块地方。在1949
年签订停火协议时，加沙实际上变成了埃及的一部分。在同样情况下，应当
属于巴勒斯坦阿拉伯国的另一部分，没有被以色列占领，而变成了约旦的一
部分。
阿布·杰哈德讲完这段故事后苦笑了一下，他说：“我知道你会感到难
以置信，但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如果你在以色列留心作些调查，你会找到
证据来证实我所讲的都是真实的，在他们的书箱中和在他们的报纸上，有些
以色列人开始承认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在几个月前，一些以色列报纸曾十分
尖锐地批评拉宾先生，当时他说出了他及其同伙在1948 年如何把巴勒斯坦人
从拉姆勒和卢德逐出。”
我曾同阿布·杰哈德的母亲谈论过上述事件。当我在大马士革会见她时，
阿布·杰哈德在好多英里以外，正被围困在特黎波里。自从我跟阿布·杰哈
德谈话后，她确实尚未见过他的儿子。但是，她的叙述在每一个细节上和阿
布·杰哈德所讲的完全一样。94 万巴勒斯坦流亡者中的许多人，只要你问及，
都能讲述类似的故事。
至1949 年，在加沙地带几乎有25 万难民。对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这
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集中营”。联合国1954—1956 年停战监督组织的
参谋长伯恩斯将军，在他的《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这部书中曾这样描绘加
沙地带：
“这一地带大约40 公里长，平均宽度为8。25 公里；这样，其总面积约
330 平方公里。这一地区只有2/3 的土地多少是可耕的，其余是从海边以不
等距离延伸向内地的沙丘地。在这一地带约有31 万阿拉伯居民，其中21 万
难民来自巴勒斯坦南部，现已成为以色列占领区。这样，一平方公里可耕地
约有1500 人——大约每平方英里3，900 人。那儿的深井有充足的水源可供
日常家用和部分灌溉。人们在较好的肥沃的土地上密植着小麦、大麦、小米，
土豆、洋葱、秋葵，柑桔、李子、葡萄和西瓜。但是，就所产的食品来说，
它自然只能养活人口的一小部分。21 万难民的食品靠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供
给。口粮标准是一天1600 卡路里，主要是碳水化合物。按西方标准，1600
卡路里是减肥饮食。维持难民的生活费用每人每年约27 美元。
“他们住在用泥土和混凝土砌块筑成的小棚子里，屋顶是波纹铁的，一
行挨着一行排列着。有较充分的医疗服务，也许比他们在被逐出自己生长的
村庄以前所享受的医疗条件还好些。特别是有较好的妇幼保健诊所，其结果
是婴儿死亡率较低。孩子们到处成群出现。小学可以接收很多儿童。小女孩
们穿着漂亮的黑白条纹的棉布衣服。小男孩穿着土黄色的衬衫和短裤。中学
可以接纳相当部分青少年。考试期间，可以看到许多青年人在马路边漫步，
背诵功课，此外那有别的什么地方他们可以集中学习呢？所有这些青年男女
们在完成了他们的中学学业以后，又能做什么呢？在加沙地带，没有他们就
业的机会，只有极少数人可以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谋生。
“在这21 万难民之外，这一地区大约有3 万居民，靠耕种或做小生意为
生。31 万人中除去上述24 万人，剩下的人不符合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关于
难民的定义。他们都是穷苦人，靠埃及政府菲薄的救济为生。人们在街上虽
然看不到饿死或病死的人，然而，加沙地带就像一个大集中营。它为大海和
人为的不能逾越的边界与世隔绝。在靠近拉法的巴勒斯坦和西奈之间的边
界，埃及人不准许他们通过。人们穿越其周边停战分界线，就有被以色列人
开枪射死或被埃及人拘捕入狱的危险。他们遥望东方，看着那曾是阿拉伯人
的土地，那些宽阔的田野，现在被少数以色列人大面积地耕种着，以色列人
的聚居点连成一串，保卫着这些高地或更远的地区。毫不奇怪，他们是用仇
恨的眼光来怒视那些撵走他们的人。”①
在加沙，瓦齐尔家的孩子们，他们的母亲、祖母和几位婶婶，跟一位叔
叔一起住了几个月。后来情况逐渐明朗，巴勒斯坦人在近期内无法返回家园，
因而瓦齐尔一家搬进了他们自己租用的住房，阿布·杰哈德说：“这是十分
简陋的住房，实际上只是一个2 米宽5 米长的房间，我们一家14 口人全住在
①
《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乔治·格·哈拉泼出版有限公司，伦敦，1962 年）第69—70 页；巴勒斯坦
研究所再版，1969 年，贝鲁特，再版丛书第2 集。
里面。它是用很粗劣的石头筑成的，屋顶是仓促搭就的。我无法向你叙述这
段困窘的日子。有一次，大风刮走了洗菜盆。另一次，屋顶被风掀掉了，屋
顶上的石头正好坠落在我母亲的头上，她被砸伤了。鲜血从她脸上直往下
流。”
哈利勒·瓦齐尔最优先考虑的事是受教育。他极想继续学习。大约过了
八个月左右，由于加沙地带难民极度拥挤，他发现任何学校都没有空额。在
那段时期，他出售一些零星物品，“主要是供儿童们用的糖果和小玩具”，
挣点钱帮助他的母亲。其后，他得到机会进入了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开办的
小学。
由于他比阿拉法特小六岁，又不像阿拉法特对阿拉伯国家的背叛有亲身
感受，哈利勒·瓦齐尔是在它们背叛后一二年，才开始懂得对巴勒斯坦人发
生了什么事和为什么。他了解这些主要是听取了参加过1948 年或更早些时候
的战斗的那些人的介绍。到他16 岁生日时，瓦齐尔沿着与阿拉法特极其相似
的路线在思索。“在大灾难以后，在我们等待着能够返回我们国家的日子里，
我们深信，那些曾经背叛我们的阿拉伯政权将会由新的领导人来取代，他们
会使阿拉伯军队强大起来。他们会真正投入战斗。”那时，叙利亚已经发生
了四次军事政变。
“以后纳赛尔和尼格比上台了。”阿布·杰哈德说。“在加沙及每一个
地方，巴勒斯坦人都十分欢乐，感到非常兴奋。我们确信，在埃及和阿拉伯
世界其他地方的变化，将会为我们重返家园开辟道路。我们把纳赛尔看成新
的萨拉丁。”
阿布·杰哈德、阿拉法特、哈拉德·哈桑及其他许多人，在他们斗争中
的这一时刻，都持有并重视这一看法。在1948 年阿拉伯军队被击败后的政治
大变动期间，巴勒斯坦老的和新的两代知识分子并没有裹足不前。在每一个
他们只是希望暂时避难的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的知识分子都很快就投身于
政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革命者；他们成为穆斯林兄弟会
成员和复兴党人；他们甚至成为共产主义者。简言之，只要他们能对阿拉伯
政局变化发挥影响和作用，他们可以变为任何一种政治信徒。他们的目的是
要劝说新出现的阿拉伯政权，把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当成所有阿拉伯人优先
考虑的首要问题。说阿拉法特及其同事们过去和现在是最大的机会主义者，
说的是表面现象。但是，机会主义是他们所能采取的唯一斗争手段的名称。
据传说，阿拉法特有一次曾经讲过，作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就像是唯
一的男性访问者在一个不祥之夜进入妓院去办公事。他的评论是针对他的阿
拉伯领导人同事们讲的，意指巴解组织主席必须去勒索或者必定被勒索。
阿布·杰哈德接着说：“纳赛尔开始掌权。我们耐心等待。我们等着，
等着，但情况没有丝毫变化。在那些日子里，由于我们年轻，我们没有经验，
我们在政治上是天真的。因而，我们不懂得纳赛尔及其他新的阿拉伯国家领
导人为什么不做任何一点事情以帮助我们返回我们的家园。我们不知道，他
们也是被以色列和支持以色列的大国吓坏了。我们只知道什么事也没有发
生，我们再次陷入失望之中。”
哈利勒·瓦齐尔在加沙亲眼所见的事情，有助于使他相信，开罗新政权
的真正意图是要加紧它对巴勒斯坦人的控制，阻止他们自己采取任何行动。
“如果你想了解事实真相，”阿布·杰哈德说，“请看，在加沙的各个难民
营就是监狱。在约旦，在叙利亚，在伊拉克，在黎巴嫩，在所有这些地方的
难民营的情况，也都一样。我们在难民营的人民，是完全被隔绝的，他们不
允许我们有任何行动自由。他们不准我们就巴勒斯坦问题发表言论和撰写文
章。他们不准建立组织和游行示威。我们试图组织起来的一些人则被作为间
谍来对待。我可以给你讲成百上千个关于阿拉伯国家情报机构如何恐吓和虐
待我们的人民，以便在我们当中发展他们的间谍的故事。”
埃及人在加沙反对巴勒斯坦人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中，特别有一项对愤怒
的瓦齐尔是火上加油：“许多巴勒斯坦难民有这样一个习惯，尤其是在周末，
他们偷偷越过边界去看望他们在以色列那边的家、他们的田园、他们的土地。
一般情况下，他们只是远远地眺望——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处境和心情是多么
痛苦。在那些犹太人尚未移来定居的地区，巴勒斯坦人有时悄悄地回到他们
家中，看看是否一切完好。有时在深夜，他们从自己的园地里采回一些水果
和蔬菜。我记得有一个人把自己井上水泵的电动机带回来了。这是在加沙，
也是在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的习惯做法。但是，当以色列由于少数巴勒斯坦
战士的行动而开始惩罚埃及和约旦时，埃及当局，还有约旦当局竟然说，不
论以任何理由越过边界到以色列都是严重的罪行。这样就出现了成百上千巴
勒斯坦难民，仅仅因为他们跨越边界去看望一下自己的家和自己的土地，就
被埃及和约旦当局监禁五年、七年、甚至十年。”
阿布·杰哈德说到的战士，是一小部分参加过1948 年的战斗并设法保留
了自己武器的巴勒斯坦人。阿布·杰哈德评述道：“阿拉伯国家并没有能够
成功地解除每一个巴勒斯坦人的武装。”这些少数战士进行着相当于私自而
且常常是单枪匹马的战斗。他们的努力是哀婉动人的。但是，当这类情况以
后不断出现时，这些微不足道的巴勒斯坦人的军事行动就给了以色列领导人
以他们所需要的借口，他们借此发动大规模的反对阿拉伯前线国家的报复性
进攻，巴勒斯坦人正好也在这些国家。
这种报复性进攻，经常同一般的挑衅完全不同。它的主要目的，从一开
始就是单纯为了向阿拉伯前线国家领导人显示以色列的军事优势。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