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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部分

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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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仁尚未上台,行政院院长孙科就已跟他唱起反调来了。孙科在一月十九日,以行政院的名义给各国驻南京使节发出通知,要他们迁往广州——因为行政院要迁往广州。在竞选副总统时,孙科和李宗仁芥蒂甚深,此刻    
    也就跟李宗仁分庭抗礼。    
    在李宗仁上台之后,孙科果真于一月二十九日起,把行政院迁到了广州。    
    这样,国民政府也就一分为三:蒋介石在溪口遥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孙科在广州办公。就连李宗仁,也不得不称此为“一国三公”。    
    李宗仁一上台,在一月二十二日,便发表文告,声称“决本和平建国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    
    二十四日,李宗仁命行政院执行以下指令:    
    (一)把全国剿匪总司令部改为军政长官公署;    
    (二)取消全国戒严令;    
    (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    
    (四)释放政治犯;    
    (五)解除报章杂志禁令;    
    (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    
    (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    
    平心而论,李宗仁的这些措施,表明了他想改变南京政府的形象。他甚至还下令释放张学良。他派出自已的政治秘书程思远前往台湾,交涉释放囚禁在那里的张学良。只是由于张学良属保密局主管,而保密局直属蒋介石,他人无法过问。李宗仁只得作罢。    
    一月二十七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表示愿以毛泽东在一月十四日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李宗仁的电报,受到孙科的反对,乃在意料之中。然而,二月九日,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却也在上海声称,要求“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不然“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    
    毛泽东于二月十五日,为新华社写了评论《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对乱糟糟的国民党政局,进行了抨击:“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一月十四日的声明,致命击破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使蒋介石在一个星期以后不得不‘引退’到幕后去。虽然蒋介石、李宗仁和美国人对于这一手曾经作过各种布置,希望合演一出比较可看的双簧,但是结果却和他们的预期相反,不但台下的观众愈走愈稀,连台上的演员也陆续失踪。”    
    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在溪口、李宗仁在南京、孙科在广州,“一国三公”,各唱各的调:“蒋介石在奉化仍然以‘在野地位’继续指挥他的残余力量,但是他已丧失了合法地位,相信他的人已愈来愈少。孙科的‘行政院’自动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它一面脱离了它的‘总统’、‘代总统’,另一面也脱离了它的‘立法院’、‘监察院’。孙科的‘行政院’号召战争,但是进行战争的‘国防部’却既不在广州,也不在南京,人们只知道它的发言人在上海。”    
    毛泽东勾勒出李宗仁的窘境:“这样,李宗仁在石头城上所看见的东西,就只剩下了‘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李宗仁自上月二十一日登台到现在下过的命令,没有一项是实行了的。”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毛泽东论蒋介石、李宗仁优劣

    蒋介石在一月二十三日回到故乡溪口,当晚便在母亲的墓庄“慈庵”住宿。那时,宋美龄正在美国,为他争取美援。    
    蒋介石这一回回老家,脾气大得很。他一进卧室,见到为他准备的席梦思,大为不悦,要马上换木板床。给他吃机器碾的大米,他不喜欢,一定要吃用石磨碾的大米。武岭学校的校务主任施季言给他送来了甲鱼,他不但不谢,反而问这年头甲鱼多么贵,吃甲鱼干什么……他心中异常烦闷,脾气也就异常暴躁。    
    虽说下野,蒋介石依然是国民党总裁,而且还只是暂不“视事”的总统。电话、电报不断,又有两架专机往返穿梭于奉化和南京之间。蒋介石在幕后,依然操纵着一切……    
    李宗仁呢,他在南京,依然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虽说他也并不完全听命于蒋介石。    
    毛泽东在西柏坡,细细观察着、比较着蒋介石和李宗仁。他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为新华社写了一篇饶有兴味的评论,题曰《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    
    大抵是三大战役已经结束,毛泽东有了点“闲情”,所以对蒋介石、李宗仁的优劣比较,产生兴趣。此文写得轻松活泼,调侃辛辣,典型的“毛派”笔调。    
    一开头,毛泽东便写及蒋介石和李宗仁的相同,也注意到两人的不同:“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起,蒋介石谈和平,从同年同月二十二日起李宗仁谈和平,两个人都谈和平,这是没有区别的。蒋介石没有下过如像言论自由,停止特务活动等项命令,李宗仁下了这些命令,这是有区别的。但是李宗仁的命令全是空头支票……”    
    毛泽东笑谈两人的另一不同:“人们骂蒋介石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听惯了,从来不申辩。人们骂李宗仁为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李宗仁没有听得惯,急急忙忙起来申辩……”    
    毛泽东又指出:    
    “蒋介石撒起谎来,大都是空空洞洞的,例如‘还政于民’‘我历来要和平’之类,不让人家在他的话里捉住什么具体的事物。李宗仁在这件事上显得蹩脚,容易给人家抓住小辫子……”    
    毛泽东又指出:“蒋介石昨天是凶神恶煞,今天也是凶神恶煞。李宗仁、白崇禧及其桂系,昨天是凶神恶煞,今天则有些像笑面虎了。”    
    毛泽东批驳了李宗仁:“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代总统在其‘致电毛泽东’里面说:‘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谈尚未开始以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执行某项条件,则何得谓之和谈?以    
    往恩怨是非倘加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罪人矣。’哎哟哟,李宗仁来得厉害,这一枪非同小可。但是李宗仁的枪法,仍然不过是小诸葛桂系教程里的东西,中国自有孙子兵法足以破之。”    
    毛泽东所说的“小诸葛”,指的就是白崇禧。    
    毛泽东接着又讲述了这次国共和谈的“故事”:“夫‘在双方尚未开始商谈以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执行某项条件’者,是因为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自兵败如山倒以后,即如丧考妣地要求谈判。中共说:好,待我们准备好了你    
    们再来谈。战犯们说:不行,非立刻开谈不可。中共说:你们闲得发慌,给你们一件工作做罢,你们去逮捕一批(自然不是全部)战犯。故事的过程就是这样。后来,中共将逮捕改为监视,算是作了一个极大的让步,战犯们就安静下来,不再吵闹了。”    
    毛泽东最后这样评价李宗仁:“人们请看,李宗仁就是这样反复无常的,又赞成商谈惩办战犯,又不赞成实行惩办战犯,他的脚踏在两条船上。”    
    毛泽东在二月十八日为新华社写的另一篇评论《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中,则这么论及李宗仁:“如果说,李宗仁别的什么都不好,那末,他说出了这句老实话(引者注:指他承认内战是‘惨绝人寰的浩劫’),总算是好的。而且他对这场战争起的名称,不叫‘戡乱’或‘剿匪’,而叫‘内战’,这在国民党方面来说,也算得颇为别致。”    
    其实,蒋介石把李宗仁推到前台,自己躲在幕后,有他的打算:由李宗仁出面跟中共谈判,他借此争取时间,以整顿溃败中的国民党军队。    
    蒋介石作了这样的部署:    
    上策——通过和谈,实现“划江而治”,即以长江为界,与毛泽东形成“南北朝”对立的局面;下策——和谈失败,失去中国大陆,退往台湾,实现“隔海而治”,即以台湾海峡为界,与毛泽东形成“大陆、台湾”对立的局面。    
    蒋介石作这样的战略部署,李宗仁并不知道。一九四九年二月,蒋介石瞒着李宗仁,下了手令,把中央银行库存的九十二万两黄金、三千万枚银元装上一艘军舰,极为秘密地运往台湾……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国民党代表团在北平受到冷遇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下午二时,一架来自南京的专机飞抵北平。机上载着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六名代表,即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刘斐、李蒸、章士钊,以及代表团顾问屈武和二十多位工作人员。    
    中共中央于五天前由西柏坡迁至北平。三月二十五日下午,北平西苑机场人山人海,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这“五大书记”全都来到那里,举行隆重的阅兵式,三万多部队受阅。眼下,机场上冷冷清清!按照国共过去多次谈判的惯例,国民党代表团以为,在到达时,必定会受到中共代表团的迎接。前几日中共已经公布了代表团名单,也是六人,即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    
    令国民党代表团吃惊的是,机场上空荡荡的,不仅没有周恩来的身影,连其余五位中共代表也没有露面。前来迎接的人,寥寥无几,而且全是陌生面孔,经介绍,才知是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北平市副市长徐冰、北平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    
    国民党代表团一下飞机,就马上意识到受到冷遇。他们原本以为,这一回是败军之将,前来乞和,中共当然给以冷冰冰的面孔。    
    在极其沉闷的气氛中,代表团驱车前往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东交民巷原本是北洋军阀时期外国驻华使馆群集之处,六国饭店乃是外国贵宾下榻之处。国民党代表团步入六国饭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标语,写着:“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    
    国民党代表团下榻之后,从窗口望出去,街上锣鼓喧天,男女老少在扭秧歌、打腰鼓,令他们感到甚为新鲜。直到傍晚六时,周恩来等六位中共代表前来六国饭店看望国民党代表,并设晚宴为之接风洗尘,那冰冷的气氛,总算略为回升。不过,平素总是脸带微笑的周恩来,见到老朋友张治中却板着面孔,益发使张治中纳闷。    
    直到晚宴后,周恩来约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张治中这才解开心中之谜。周恩来的第一句话,便责问张治中:“你为什么在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原来,中共对张治中此举,极为不快,所以也就给国民党代表团以冷遇……这一代表团是李宗仁派出的。内中,委派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委派邵力子为代表,当然是考虑到他俩是“老经验”,跟中共有着多年的谈判经验。张治中曾三到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友情都不错;邵力子更是中共元老,中共开始创立时他便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黄绍竑、刘斐是桂系人物,李蒸不属什么派系,章士钊乃社会贤达。    
    张治中受命为首席代表,深知和谈方案,未得蒋介石点头是万万不行的。这样,他先是在三月三日去溪口,和蒋介石谈了五天。蒋介石、张治中的谈话,是由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记录的。据余湛邦回忆,对毛泽东提出的“八条”,蒋介石的意见如下    
    :一、关于惩办战犯问题,蒋介石认为无法接受毛泽东的条件,不加谈论;    
    二、关于改编军队问题,蒋介石还念念不忘他所谓“军队国家化”,主张双方军队保持一定的比例;    
    三、关于政治体制问题,蒋介石根本回避了毛泽东提出的“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只表示同意实现民主化和多党的民主政治;    
    四、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蒋介石回避了毛泽东提出的“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及“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只表示同意三三制或六六制,使国共双方在政府中保持同等的发言权。    
    张治中显得很谨慎,在飞往北平前夕,又于三月二十九日由南京飞往溪口,向蒋介石作了请示。临走时,蒋介石对张治中说:“你这次担负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我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中共的情报非常灵敏。毛泽东、周恩来迅速得知,张治中在来北平前竟两赴溪口。这样,当国民党代表一到北平,便受到了冷遇。    
    在双方会谈时,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直言不讳地提及张治中两赴溪口,质问道:“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这一回的国共谈判,与往日那么多回的国共谈判截然不同。如今,中共是占了绝对优势,以居高临下之态跟国民党代表谈判。用周恩来的话来说,三大战役结束之后,蒋军主力歼灭殆尽,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剩的任务只是打扫战场而已!往日的国共谈判,以“马拉松”著称。这一回,则“速战速决”。中共代表团经过十来天的谈判,于四月十三日早上,向国民党代表团正式提交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这一草案是根据毛泽东意见,由周恩来起草的。    
    国民党代表团一看,大吃一惊。因为国民党方面希望通过谈判,达到“划江而治”、“南北对立”的目的,而“草案”简直是对国民党政府的审判书,是要求国民党政府举起双手的“投降书”。国民党代表们面面相觑。好在那文件上标着“草案”二字,表明尚有商榷的余地。于是,国民党代表花了一天多时间进行修改,这修改无非是把过分刺眼的字句加以改动而已。四月十五日晚七时,周恩来把标明《国内和平协定》字样的文件,送交张治中。张治中一看,已无“草案”二字,而内容与“草案”相差无几。全文共八条二十四款。    
    周恩来一眼就看出张治中心中的困惑,特地强调了一句:“这是最后的文本。”    
    张治中当即反问:“也就是‘最后通牒’,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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