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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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虽然允许，但不宜过多过滥。由于第一类文化商品同样要受到市场规律的支配，因此在相当一部分文化消费者精神境界和欣赏水平还有待提高的情况下，只凭借行政推广和舆论褒扬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同时采取经济手段扶持，以赋予其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对于第二类文化商品，行政干预和舆论引导往往显得疲软无力，因为这类文化商品经营者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既然驱动力是金钱，那么就应该相应地采取经济手段对症下药，至少使其无大利可图，这样便可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解思忠在研究报告中分析比较了价格、财政、信贷、税收等几种经济手段后认为，用税收调控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一是国家可以依据文化商品的社会效益直接调节经营收入利润，对第一类文化商品实行减免税，对第二类文化商品则课以重税；二是税收可以覆盖所有的文化商品，并贯穿整个生产、流通领域；三是税收虽属经济手段，在执行上却带有强制性；四是税收只在国家和经营者之间进行，没有消费者介入，不会引发群众情绪波动和社会不安定。
在借鉴世界上一些国家类似做法的基础上，解思忠在研究报告中提出了用实行差别税率调控文化市场的方案构想：一是税务部门应对文化产业的税种、税率进行调整，可以新增一项特别税种，也可以利用现有的营业税、增值税等税种，还可以二者结合；二是各级各类文化管理部门应建立专门组织，对申请减免税的文化商品进行社会效益评估，并按税率标准，分为若干等级；三是国家财政应从文化产业上缴的税收中，再返还一部分资金，用于扶持一些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和代表国家整体艺术水平的院团，以及需要给予特别资助的项目和单位；四是考虑到目前税务部门任务繁重，可由各级文化市场主管部门在税务、财政部门的指导、监督下具体实施；五是有关部门应加强调查研究，根据出版业、影视业、表演业、娱乐业等各类文化产业的特点，分别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税收调控政策。
解思忠的研究报告很快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和肯定。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以《简报》形式分送中央领导；中宣部主持召开的全国文化工作理论研讨会邀请他到会介绍了这项建议，并将其收入研讨会的论文集出版；《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等报刊也给予转载或对他本人进行了专访；1993年，该研究报告荣获“中国改革建议大奖”二等奖。
国务院领导对该研究报告也给予重视，指示由国务院研究室牵头，会同中宣部、文化部、广电部、新闻出版署和国家文物局等有关部门，共同组成“完善文化事业有关经济政策”课题组，由解思忠任课题组负责人，对文化经济政策全面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起草国务院文件。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调研，完成了研究报告；除分送国务院领导外，还在《光明日报》头版刊登，并与相关研究成果汇集为《完善文化经济政策》一书出版，国务院领导为此书题词：“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课题组在上述报告的基础上，紧接着又着手起草国务院文件。在文件起草过程中，经争取，当时分管财税的朱基副总理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大会上表示：原则上同意国家财政部分返还文化产业上缴利税，由有关部门具体落实——这不仅使得整个文化产业将得到国家财政支持，而且也给实行差别税率创造了条件。然而，由于宣传文化系统个别部门的原因，在最终下发的国务院文件中未能落实上述内容，也未能就差别税率做出规定。时过10年，2003年初，一位文化部门的领导同志还向解思忠做过咨询，计划重新启动差别税率这项政策；提及往事，他虽然感慨良深，却还是应其要求，向他提供了保存的有关资料。
1993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我国社会发展领域的各项事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直依靠国家拨款；《决定》发布之后，该领域的市场蓬勃兴起，迫切要求加强管理，一些经济方面的政策也亟待完善。解思忠此前曾自学过经济知识，面对这种形势，他脱产进入国家行政学院，进一步学习了经济理论；结业后，便开始主持对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文物等项事业的整体或局部经济政策研究，并起草制定了一些有关文件；在此期间，还结合课题研究主编出版了《中国科技系统结构调整研究》《完善卫生经济政策》和《体育经济政策研究》等著作。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的经济政策一直是经济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社会发展领域的经济政策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其结果，不仅影响了各项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且还影响着整个现代化的进程。解思忠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期间，用长达6年的时间致力于社会发展领域经济政策的研究与制定；他不仅是社会发展领域经济政策的研究者与制定者，而且也是用经济手段促进、调控各项社会事业健康发展的先行者。
1998年，国务院新一届政府决定从有关部门选拔一批副部级国务院稽察特派员，以实施对国有大型企业的外部监管。解思忠继1987年在建设部民主推荐之后，在此次国务院研究室民主推荐国务院稽察特派员人选时，得票数再度遥遥领先；经过组织考察后，由国务院正式任命。1998年12月25日，朱基总理在与包括解思忠在内的十几位新任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座谈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国务院稽察特派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你们不敢说是百里挑一，可以说是十里挑一，由我和邦国同志把关审查。有些是我的老战友，是我的‘亲点’；有些我不熟悉，但都认真听取过各方面反映，履历表我都至少看了两遍。这是一支政治上可靠、战斗力强、能办实事、可以信赖的队伍。”
第二辑解思忠 （5）
国民素质的“思想者”与“实践者”
“解思忠是一个思想者，也是一个实践者。”——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王蒙，读过解思忠的《国民素质忧思录》和《观念枷锁》后，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书评《实行者的勇敢思考》；文章中的这句话，可以用来概括解思忠作为一 名人文学者的特点。
进入国务院后，解思忠在治学道路上开始了一个转变，即由文学创作向学术研究的转变；与此同时，他本人也经历了一个由作家向学者的转变。在实现这种转变的过程中，他体会到作家与学者之间既有矛盾之处，也有相通之处，正如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所说的：
学者追求的是理性与逻辑，必须观点鲜明、逻辑严密地表述自己的见解。作家，尤其是进行纯文学创作的作家，最好能保持一种朦胧状态；若像哲学家一样思维过于周密，表述过于准确，就会丢掉文学中最感性、最形象，也是最生动活泼的东西。正如有人所说，作家不可太聪明，太聪明就成不了大作家；太聪明的作家往往自我扼杀最宝贵的感情，或者十分愚蠢地使这种感情庸俗化。我甚至认为，文学是傻子写给傻子看的东西。
作家与学者也有相通之处。作家要想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存在，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是不行的。前些年一位作家有感于许多同行的学术水平低，其作品缺乏思想深度，曾提出过‘作家学者化’；后来，又有一位学者有感于许多同行知识丰富而才思枯竭，论文的表达方式常常是知识的堆积和形式逻辑的推理思考，使得多数学术圈外的读者往往因缺乏兴味而不能卒读，其研究成果难以在人民大众之中传播，所以也曾提出了‘学者作家化’。‘化’，诚然是很难做到的，但这并不妨碍作家向学者的方向发展，使得自己的作品更具思想深度；也不妨碍学者向作家的方向发展，使得自己的成果能插上文学的翅膀。
解思忠到国务院后不久，在一次全国扫盲工作会议上得知：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每年平均约有400万名中小学学生失学，其中约有百分之三四十是因家庭贫困而付不起每年几十元的书杂费；为了救助失学儿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正在实施一项“希望工程”。当时，他的心情异常沉重；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促使他拿起笔来，创作了中篇报告文学《希望之光》。作品在1991年1月5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刚一发表，就在境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最早引发了全社会向“希望工程”捐款的热潮；该报曾先后于3月9日与4月14日以《篇篇飞鸿伴随颗颗爱心——报告文学〈希望之光〉引起强烈反响》《留学生情系“希望工程”》为题，对捐款热潮作了报道。他自己也将这篇作品的全部稿酬通过“希望工程”，捐赠给了贫困地区的失学少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1991年3月30日向他颁发的《证书》中写道：“解思忠同志以自己的笔，积极宣传希望工程，并将撰写报告文学《希望之光》的全部稿酬捐赠给贫困地区失学少年，体现了一个作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失学孩子的一片爱心。特发此证，以资纪念。”
创作这部中篇报告文学作品，在解思忠的文学生涯中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插曲，却最早引发了他对国民素质的忧思。他在《希望之光》中写道：“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竞争正由争夺军事优势逐步转向争夺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科技力量的优势。这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国民素质的竞争。”——正是从这时起，他便开始关注国民素质问题，并在此后的10多年时间里，将其作为自己学术研究与写作的主攻方向。
鉴于当时的社会风气问题已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反映各种不良社会风气的民谣大量出现，解思忠便从民风入手，用了仅半年时间，就完成了专著《盛世危言——民风求疵录》。此书在广泛搜集并遴选当代民谣的基础上，将民风中卑俗萎靡者概括为“贪、假、黑、奢、冷、躁、混、愚、溺、荒”10个字，每字独立成篇；通过披露典型事例和社会调查结果，并辅之以议论，旨在发聋振聩，醒世警顽。此书1994年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后，迅速在境内外广为流传，不仅得到读者的欢迎，专家、学者们在书评中和研讨会上也给予肯定，《光明日报》还发表了对他的专访文章《民风：民族兴衰的标志》。
鉴于形成上述种种卑俗萎靡民风的直接原因，乃是国民素质不高所致，解思忠很快便将自己的研究与写作深入到了国民素质层面，于是就有了199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此书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职业、健康和审美等8个方面对国民素质进行了考察，归纳出24种缺陷，并在剖析社会调查结果和典型事例的基础上，提出现代人的素质要求。
《国民素质忧思录》出版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短时间内一版再版，在各地书店公布的“销售排行榜”中名列前茅，入选“1997年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推荐书目”“我最喜欢的读书活动推荐书”等推荐书目，被评为1996…1997年度“全国优秀畅销书”；境内外数十家报刊作了报道与选载，10多家媒体对他进行了采访，许多地方邀请他去做报告或签名售书。
1997年4月3日，有关方面联合召开了作品研讨会，与会的文学界、教育界和出版界数十名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这本书“不仅是一部文采斐然、具有较强可读性的报告文学作品，也是一部鞭辟入里、具有较强思辨色彩的人文学术著作”；有的学者还指出，这本书“是我国首部从人的素质理论出发，对国民素质进行考察的专著”。许多报刊都发表文章，一致给予好评——
《人民日报》发表书评指出：“《国民素质忧思录》与近年来问世的为数不少的同类社会读物、文学作品、思想读本等相比较，其最大特点、最有价值之处，是贯穿并统领全书的高度理性精神。它不靠泛泛的煽情来吸引人的视听，不靠危言耸听的大骂‘丑陋的中国人’来哗众取宠。”
《光明日报》发表书评指出：“《国民素质忧思录》贯穿了一种相当自觉的现代启蒙意识。这种启蒙意识，远承本世纪初叶以来的那些伟大的文化先驱者的思想，近承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的积极成果，倡言科学、民主、自由、解放，重创造而反对泥古。”
《文艺报》发表书评指出：“从教育意义上说，《国民素质忧思录》是一部难得的‘通鉴’性的‘教科书’。”
……
《国民素质忧思录》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同时，也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江泽民总书记曾在几次会议和场合中提及此书，予以推荐。中共中央办公厅购买后，分送给政治局全体委员。《人民日报》也于1997年10月20日就此发表了一篇题为《着力提高国民素质》的社论，敲响了警钟：“我国的国民素质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
《国民素质忧思录》出版后，香港三联书店随后也出版了繁体中文版；据介绍，这本书的出版打破了该出版社的两项纪录：一是在短时间内连印数次，二是香港几家对该社出版物从来不作评论的媒体首次对这本书作了评论。台湾《联合报》1997年7月14日将此书列入“畅销书排行榜”。香港政府2001年5月将此书列入“中国语文及文化科参考书目”，2003年“非典”流行、学校停课期间又将其指定为学生自学的课外阅读书。境外许多媒体发表文章，一致给予好评——
美国《世界日报》1997年4月4日报道指出：“这部把中国人视为一种‘产品’全面考察其质量缺陷的著作，不仅是一部鞭辟入里、发聋振聩的作品，而且是一部世纪末的填补空白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