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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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19世纪英国的资本扩张给法国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结果造成法国在与英国的对抗中崛起，成为资本全球化和国际力量多极化进程中的第一极。紧接着德国、美国、日本这几极都出来了，并且都是打出来的。目前的中国也面临着这种形势，因为中国需要争取发展权。
张文木眼中的“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至少包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和平等地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如何保障这种“发展权”呢？张文木推出来的结论是：“需要枪杆子来捍卫。”
正是张文木的这个推论引起世界一些国家对他的猜疑，有人称他是中国最具“野心”的知识分子，于是“强硬学人”“鹰派人物”的帽子向他飞来。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怀疑他有中国军方的背景，结果发现他与军方毫无瓜葛。
面对国外一些人士对他的评价，张文木很平静。在他看来，爱好和平的中国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鹰派人物”，中国从来没有侵略过别国，也一直在避免战争，但是中国有保卫自己国家和砺志图强的权利，有与其他国家一样享有平等的、不可侵犯的“发展权”，在这一点上，中国只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没有“学界的鹰派人物”。
中国国家的边界安全已达底限
张文木没有神秘的家庭背景，也没有离奇的人生历险。1957年他出生于陕西，1975年和当时的城市知识青年一样下乡插队劳动，1979年考入西北大学，后在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97年成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在18年的求学生涯中，张文木一直对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怀有某种敬意。
马汉曾参加过美国内战，他在著名的“海权论三部曲”中第一次提出了以争夺制海权、控制海洋、消灭敌人舰队为首要任务的海权理论，认为海上贸易是致富的重要途经，是民族繁荣和强盛的主要因素，因此任何一个大国都要有自己的海上活动自由，控制海洋。而控制海洋的前提是国家要拥有足够的商品进行海上贸易，拥有足够的商务船只和基地，拥有足以保护海上交通线的强大海军。
马汉的“海权论”对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促使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等国海军的大规模发展，尤其为美国的海外扩张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马汉被称为“带领美国海军进入20世纪的有先见之明的天才”。
张文木曾认真地读完《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 《海上力量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海上力量的影响与1812 年战争的关系》三部伟大的著作，对中国人的海权观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1999年3月23日，科索沃战争爆发，张文木又想起中英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他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中世纪（至少唐朝以后）曾是世界超级大国的中国，为什么会在近代被打败？
他俯察中国版图，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除北方外，中国四周均受大自然很好的保护。在没有飞机的古代，西部、西南部的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如果没有这道屏障，当年从地中海打到印度的亚历山大就很可能进一步在中国西部或西南部留下足迹。另一方面，中国又受着东海和南海的天然保护。在没有远程航海技术的古代，征服大海远比征服中国更困难。因此，中国自古就没出像英国那样的海军，更没有、也无必要建设像英国那样的海权国防。
中国本质上算一个内陆大国，但海岸线又很长。尽管中国的军事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即使到了20世纪，中国人的海权观依然十分薄弱。
张文木认为中国海权观之所以薄弱是与明朝时海权的失落密切相关的。中华帝国政治体系以政治文化取向为主，有别于军事经济取向的西方社会。当达·伽马重新开通东西方贸易通道、哥伦布发现美洲，欧洲人由此掌握了制海权的时候，中国几乎一直坚持着北向政策。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基础以农业为主，另一方面是因为数千年来，中华文明承受着来自北方匈奴、突厥、蒙古的巨大压力。明朝时郑和下西洋成为中国人走向海洋的一个起点，但却是昙花一现。明朝集权的中央政府的政治文化取向，使得政府不得不将国家经济当成军事的基础，重农轻商，无法形成繁荣的市场经济。又因为儒生阶层倡言“王道”，限制统治者的对外扩张，使明朝最终放弃了海权。
而正因为从明朝开始，中国的海权意识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致使中国吃尽苦头。张文木看到中美这方面形成鲜明的对照。19世纪80年代时，中国和美国当时的海军都很弱。可就在清政府大造颐和园时，美国却在迅速发展海军，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海军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中国和美国在海权上的不同认识使得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而美国则得到夏威夷、占领古巴和菲律宾，继而在东太平洋上获得相当的海权利益。
第四辑张文木 （2）
事实让张文木不得不感到海权利益的至关重要。“海军关乎中国的海权，海权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在他看来，没有海权的大国，其发展是没有前途的。他提出：“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就肯 定没有伟大的未来。”
张文木看到，近些年来，世界兴起两大经济圈：“大西洋经济 圈”和“环太平洋经济圈”。尽管世界经济不景气，但海洋经济一直保持10年翻一番的高速增长势头，中国也出现了“环海经济圈”，崛起了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和华南3个巨大的港口群。近15年，中国海洋经济每年的发展速度高于国民经济的平均发展速度，到上世纪末，中国海洋经济已超过2500亿元。由此可以看出，21世纪的海权已超越了以往那种只停留于保卫商船航行及海外领地权益上的海权。他深深感到，走向世界的中国对海权的诉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
张文木看到，原来美国人对欧洲十分在意，尽管现在欧盟势力有所扩展，但美国对欧盟并不那么介意了，这是因为美国人看到欧盟只能在分而不散中“融合”而不能统一，融合本身不足以形成挑战美国的力量。但中国的情况则与欧盟不同。目前世界的常规资源总量可能不足以在东方再支撑一个新“欧洲”出现。而中国经济发展一直与资源消耗成正比例上升，这更使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源产生了不可断绝的联系，而获取世界资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强大的海权。在这方面，中国也就与美国的世界霸权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
于是，张文木公开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国家安全的焦点是海权问题。而中国与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矛盾的关键也就是海权问题。
张文木所说的“中国海权”，指的是建立在外层空间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能力之上的海上自卫权利，不是“美国式”的霸权。
霸权就是排斥别国的自主发展权，是发展权的国际垄断。张文木看到美国开始时也是反霸权的资本外围国家。比如它反英国，开始是正义的，但自从它入侵菲律宾和占领古巴之后，它与西方列强的矛盾就成了非正义的世界霸权之争了。美国进入远东后，在与其他列强的关系上，开始还是低姿态。比如它刚到中国，只提出通商自由的要求；但随着它贸易的发展和海上力量的加强，特别是到二战之后，随着英国退出世界霸权地位及苏联解体，美国就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霸主。这时它开始排斥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的发展权。他今天打伊拉克，明天又打南联盟；在海上拉帮结派，形成对海上通道的绝对垄断。这都是当代中国人为保卫自己正当的发展权利而不能不反对的霸权行径。
中国要争取海权，就必须反对美国的霸权。这样，霸权与反霸权，成了中美矛盾的本质所在。
但是在许多场合，很多人把国家的“领土边界安全”和“国家安全边界”这两个既有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概念混淆使用，往往把一国的安全边界的扩展混同于领土边界的扩张，因而称之为“威胁”。张文木指出，这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一个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主权范围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外的利益，即融入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因此，只要不扩张领土边界和侵犯他国的主权，那么，在尊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自卫在全球范围延展其安全边界的行为，就应当被看做正常合理的国家行为。
张文木有一个著名的“常数与变数论”，他说，假设国家领土是一个常数，领土边界安全则是一个基于国家安全边界推展的近乎无限的变数：国家领土边界安全度取决于该国的安全边界在世界范围推延的广度和深度；一国领土边界安全系数与国家安全边界的系数的比值便是该国的国家安全值。假设一国的国家安全边界系数与领土边界安全的系数比值大于1，那么，这个国家则相对比较安全；如果小于1，则说明该国处于非安全状况。如果等于1则说明该国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重合，国家的边界安全已达底限，处于被动防卫的境地，并具有相当程度的脆弱性。
古往今来，有很多的例子印证了张文木的观念。比如1962年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人恐慌得不得了，觉得随时受到威胁，没有安全感；而1950年美国出兵朝鲜，中国人也觉得影响了自己的安全。
因此，张文木认为，在国际斗争中，没有外延空间保证的安全承诺是绝对靠不住的。这个空间的外延就是一个国家应当具有的安全边界。安全边界的扩展并不意味着国家领土的扩张，但它却意味着国家领土边界安全系数增高。就像中国人打赢了朝鲜战争，中国东北地区的和平形势一直保持至今，但中国并未扩张半寸领土一样。
海权的核心问题是海军问题。张文木呼吁，当代中国海军一定而且必须像19世纪末美国海军一样，也要有一个快速的和大规模的发展。
有人曾问张文木，现在中国海外贸易在没有海权的情况下不是发展得挺好吗？张文木听后颇为惊讶。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有一天，美国像对待南联盟那样，随便给中国找一个莫须有的借口，对中国实行禁运，中国怎么办？现在中国经济1/3，甚至1/2的部分依赖海外市场拉动。一旦遭到禁运，这时已发展起来的巨大的生产力就会反过来成为毁坏我们国家的一种力量。“强大的生产力一定要有它畅通的吐故纳新的渠道，它需要国际市场；因而它必须走向世界。没有这两条，在市场经济中已解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对国家反倒是很危险的事”。
在张文木看来，中美之间的矛盾焦点并不在于意识形态，相反倒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轨道时，中美矛盾尤其是海权方面的矛盾才开始尖锐化的。确切地说，中国的海上自卫权跟美国的海上霸权存在着潜在冲突。中国要走向世界，要进行自由贸易，就必须保护海上线路的安全。布热津斯基在《与中国相处》一文中 说：“中国目前的局势与1890年前后的德意志帝国相比较则有某些重要的相似之处。”张文木倒觉得今日中国更像100多年前的美国，我们应在开拓国际市场、保护海上线路方面向早期美国学习。
中国台湾问题，与100多年前的夏威夷问题并不一样，它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但如果中国台湾位于别的什么地方，比如说中国东北边远内陆，台湾问题并不会演变成中美关系中的焦点问题，美国也不会对它那么关注。从这个角度看，与100多年前的夏威夷问题一样，目前台湾问题还包含着中美之间的海权之争──这与当年美国反对英国在东太平洋上的海上霸权一样。没有台湾，中国就没有进入太平洋最起码的和有安全保障的可能；而没有海权当然中国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发展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捍卫中国正当的海权就是捍卫中国的发展权。
反对美国“瘫痪战”，加强中国外交的强硬度
中美关系的走向一直牵动着人们的心。关于美国对于中国的态度，目前国人存在着两种思路：一种人认为，美国人不希望中国发展；另一种人认为美国希望中国强大。
张文木认为，这两种想法都不准确。在他看来，美国人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上不选择两个极端。
美国并不反对中国发展，但它希望中国最好就在国内发展，也就是说在不大量使用国际资源的前提下发展。美国人只允许你在自己家里找吃的。如此这般，等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也就把自己的资源吃光了。
但美国也不愿让中国彻底垮掉。如果中国彻底解体，日本、印度、俄国都起来了，亚洲大陆力量均势打破了，那将是世界的灾难，届时美国还得费力填补力量真空。
那么美国人到底想干什么呢？美国人想瘫痪中国。张文木称这是军事上“瘫痪战”的政治运用：让中国处于半死不活，既发展又不能健康发展的状态。
因此可见，美国容纳中国发展的限度是中国绝对不能对它的海上利益形成挑战，同时还要中国有力量帮它牵制住其他亚洲大国的崛起，防止亚洲地区出现一个绝对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国家。
张文木知道，从地缘力量对比看，美国接受中国崛起的最后底线，是中国更像现代欧洲而不像中世纪和近代欧洲。中世纪的欧洲是混乱和血腥的，近代的欧洲是压迫美国的，现代欧洲那分而不散的国家组织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