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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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准备对付高技术战争。对现在的中国而言，我们就必须在加快国防科研步伐、努力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兵器的同时，努力创造一些符合“等效威慑”和 “不对称作战”要求的新的作战方式和手段，而绝不能硬性模仿对方的编制体制和作战方式，仅在对方占优势的领域作“狭路相逢”之硬拼。
他还认为，面对新的军事革命，我们的战略思维的基本原则也必须有相应的变革。如果说20世纪的战争和战略是受克劳塞维茨的影响，那么面对新技术战争的出现，21世纪的战争和战略应当接受《孙子兵法》的基本思想。
产生于25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思想的高度成就，它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在许多国家的学术界得到广泛的认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需要在《孙子兵法》的思想中得到启发，获得尽量避免流血而又达成战略目的的智慧，建立“非零和对抗”的安全观。
李际均是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的会长，一直对《孙子兵法》怀有深深的敬意。他认为《孙子兵法》对研究当代国际军事问题仍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正如20世纪的战略受克劳塞维茨的影响一样，21世纪的战略应当受《孙子兵法》的“慎战”“全胜”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启发，建立一种“非零和对抗”的安全观。中国的“柔武”思想，是对单纯“尚武”的超越。大国之间应当良性互动，合作而不挤压，竞争而不对抗。在国际社会交往中，应当承认并尊重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异，通过对话、协商和谅解，谋求战略利益的共同点，以达到双赢的局面。对高技术战争的反制理论与实践，是这场军事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建立这种不对称作战理论方面，《孙子兵法》的谋略原则和军事辩证法思想仍有启迪作用。
“战略思维论”还告诉我们，在各种强度的冲突中，为了有限目的而实施有限的战争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可以减少消耗，而尽可能地将战争局限在一定时间、地点、范围、手段和强度上。这种数学中的“不等量减不等量其差不变”的原理，对降低战争对抗而达到同样的政治目的具有实用意义。
他指出，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需要清醒地认识自己根本的战略利益和稳定的安全因素之所在，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特别是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国家的战略制定已不再局限于过去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的范围，而是国家的综合安全战略。它包括国家利益范围、地缘战略边界和综合国力在国际范围的运用等。其内涵扩展到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生态环境与资源安全、科技与文化安全等等。
一直以来，李际均将军就被海外视为坚决主张维护祖国统一的“强硬派”将军。1997年6月26日，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前夕，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祖国统一高于一切》的署名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他在文中写道：“历史比个人伟大。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每一个真正的炎黄子孙，不论家居何地、所操何业、奉何信念，都认同一个比自身更伟大的事业：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事业。这正是中华文明不朽的奥秘所在。”“谋求国家的独立与统一，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社会心理、道德观念、民族精神和社会价值的判断标准，是中华文明的最高体现和理想追求。”“不论是谁企图分裂祖国，都是对中华民族的背叛。中国历史上凡是挟洋人以自重，认贼作父，包藏祸心的独夫民贼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作为一名战略家，他明确指出，战略思维所要寻求的就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国家利益是战略的出发点与归宿。从战略的立场看，国家和民族利益永远是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战略研究必备的思想境界。缺乏这个前提，或者这个情结不浓重，就根本谈不上研究战略问题。因此，维护国家利益是战略的最高准则和神圣职责。而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不受侵犯又是战略的首要问题，必须以寸土必争、寸土不让的态度处之。
他建议中国高层在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上，既要避免被战略误导而陷入恶性军备竞赛，又必须抓紧发展自己必备的高技术武器设备，还要创造出以等效威慑手段为后盾的不对称作战理论与战法，以迎接未来的挑战。
作为一个军人，李际均始终不忘自己的职责，尽管他早已从军界隐退，但军人的气质和思想仍未有丝毫改变，热爱祖国，保卫国家的心仍没有改变。“战略思维论”就是这位将军对他行为的最好注解。
李际均在美国陆军学院发表演讲时，最后有一位美军女上校提问：军人的信念是什么？
“忠诚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精通军事指挥艺术，具有勇敢和献身精神。”
李际均的声音是那么铿锵有力。
第五辑李际均 （4）
附录
抗美援朝的战略遗产
李际均
早熟的战争与晚熟的和平贯穿人类的全部文明史，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为冲撞而激起的战争巨浪，能够推动历史航船前进，也能无情地把它倾覆；能够造就出类拔萃的时代弄潮儿，也能淹没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青春。对于付出了极大的生命代价的战争历史事件，不可能也不应该轻易忘却，而应使它成为一部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教科书。
战争几乎贯穿人类发展的历史，但影响深远、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争却屈指可数。西方军事史学家称公元前5世纪的马拉松之战是“欧洲出生时的啼声”。那次战争古希腊人第一次战胜波斯人，不仅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了信心，而且西方文化也由此产生。那么，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抗美援朝战争，可以说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声呐喊，它所激发的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凝聚民族之魂，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巨大动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军队在与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及其统率的17国军队的殊死较量中，显示了高超的战争智慧和英勇无畏的精神。战争的结局是：中国人赢得了胜利和尊严，美国当局及其侵略军得到了关于一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可轻侮的记忆。
抗美援朝战争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军事遗产，特别是其战略遗产，不仅书写了战争艺术的历史辉煌，而且也永远启迪着今天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战略指导。
在国家的生存智慧中，忧患意识和掌握战争艺术是必须具备的。我们反对战争但不怕战争。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战略家必须具有超前的判断力和果断作出科学抉择的魄力，以及面对强敌敢于应战的勇气和善于应战的智谋。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建立伊始，在各方面存在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国际反华势力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战争。当时，美国军队公然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和封锁台湾海峡。特别是美军在仁川登陆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向中朝边境进犯。朝鲜处境危在旦夕，中国主权和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请求中国直接出兵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被迫推迟解放台湾，调整国民经济恢复计划，决心不惜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进行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反侵略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中部的“三八线”成为世界两大阵营在东方的政治与战略边界。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纠集所谓“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很快就席卷整个朝鲜北部，威逼中国北部边境。在南线，美国杜鲁门总统宣布派遣第七舰队侵入时，美国还向法国提供军援，支持法国扩大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以便从南翼牵制中国。
从当时的战略态势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举起的一柄南北夹击的重钳。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方向和战略部署的重心是在南线，准备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而在北线以友邦为邻，几乎没有设防，那里却集中了全国大部分重工业，当时全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辽南。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主要工业基地直接暴露在美国陆海空军的威胁之下，甚至中国首都也在美国重型轰炸机的活动半径之内。中国的战略后方和政治经济中心顿成前线或战略浅近纵深。况且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力薄弱，百废待兴，战争创伤亟待恢复。但敌人打上门来，是沉默容忍，还是奋起抗击；是坚持向南进击解放台湾，还是挥师北上出兵朝鲜？
在无法回避的严重挑战面前，毛泽东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不愧为伟大的战略家，经过慎重权衡，果断作出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可以设想，如果任凭美国灭亡朝鲜，与我国隔江对峙，并与南线的台湾蒋介石集团、侵越法军势力遥相呼应，就将置我于战略上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那时我国的战略态势、国际环境、国内建设和东北边境的民族关系都将出现极大的困难和麻烦，其后果不堪设想。中国人民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参战，是面对侵略威胁，迫不得已又是义无反顾的。我们不是挑战而是应战，是不得不打别无选择。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局，不仅保卫了祖国的安全，援助了朝鲜，而且促进了亚洲甚至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二战后50年世界总体和平的确立和“三个世界”国际格局的形成，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总之，从维护世界和平，从打出国威军威、确立中国人民的自信与自尊，从创造有利的国际地缘安全环境，以利国家长远建设和增强国防的角度看，不论怎样评价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功绩都不过分。
驾驭战争的自由，来自认识战争的必然。战略计划的实施，是“战争的一次性闪光灯”，使用一次就展现一场战争的结局，留给历史的或是辉煌、或是灾难。战争对战略指导的最初和最后的要求，都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有人统计，在过去1个半世纪以来，世界上发生的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战争是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在朝鲜战争中，双方投入的都是久经沙场考验的部队，都派出最优秀的指挥官并把战争指导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朝鲜战争的激烈程度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场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悬殊的战争中，不仅敢于而且善于同强敌作战并取得胜利，可以说达到了军事指挥艺术和部队素质表现的最高境界。
战争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两军对阵，了解敌方的战略企图、军事部署、兵力兵器的数量与质量固然重要，但从战争指导的最高层次讲，还必须了解对方的历史、哲学和统帅特点。在战争史上，言出即行而又出敌不意是很难做到的，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再三发出警告而且说到做到。美国当局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却不相信中国真的要抵抗，特别是麦克阿瑟断言侵朝战争“是赢定了”，中国出兵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不足为患”。毛泽东和彭德怀非常重视研究麦克阿瑟的性格和作战特点。毛泽东说，麦克阿瑟越狂妄、自负、好大喜功，越对我们有利。麦克阿瑟没有指挥大兵团在广大地域作战的经验，而有丰富的越岛进攻作战的经验，因而在仁川登陆，包抄朝鲜人民军的后路是他的必然之举。基于这种判断，早在朝鲜人民军胜利南进，美韩军退守“釜山防御圈”时，毛泽东就提醒要防备美军在仁川登陆，并从中国南方调兵北上，组成东北边防军，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参战部队。这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战略预见与战略预置。没有这一举措就没有后来的胜利。反观敌军方面，麦克阿瑟，按美国评论家大卫·里斯的说法，是一位凭“想像和直觉，而不是军事的逻辑和科学”指挥作战的美军司令官。他在完成仁川登陆这一朝鲜战争中的杰作之后，接着就是一个大败笔，在所谓“圣诞节攻势”中，亲自把美军赶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包围圈而遭到惨败。当时在朝鲜战场东西两线，如果没有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的冒进命令，则我军的计划难于实 现；如果美第8军军长沃克和陆战1师师长史密斯坚决执行上级的错误命令，则他们的损失将会更加惨重，
朝鲜战争的历史证明，在战略指导上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抉择，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判断和决心是完全正确的。例如：第一次战役胜利后，敌人退到清川江左岸固守。如何打第二次战役，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待敌进入我预设战场后，我以迂回包围穿插战术，各个歼灭进攻之敌。而另一种主张则要求乘胜追击。如果按后者主张去打，第二次战役不会取得那样大的胜利，至多打成一个击溃战。又如1950年底，我军突破“三八线”后，打到“三七线”附近地区。此时志愿军物资供应极为困难，连打3个战役已十分疲劳，为防南进过远，被敌所乘，毛泽东和彭德怀高屋建瓴，部署就地转入积极防御作战。此举为后来的第4、5次战役和两年多的阵地防御作战创造了条件。如果当时继续向南猛追，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再如1953年夏季停战签字前夕，敌人仍采取种种手段破坏停战。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心再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反击战役，以打促停。而另一种主张是不再采取军事行动，马上签字。我军按毛泽东、彭德怀的作战部署发起夏季反击战役，在25公里正面上突入敌防御纵深最远达15公里，歼敌12。3万多人，收复土地240平方公里，从而争取到更有利的条件实现朝鲜停战。战争的事实和结局证明，在战争指导方面，毛泽东和彭德怀始终胜敌一筹。而美军在战役上的失利则是替战略付出了代价；它在战略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