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不对的孩子只有不对的方法-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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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也下了一些功夫。研三暑假一开学，我就天天泡在图书馆里查资料，也做了一些调研。但一个半月之后，随着校园招聘会的开张，我就踏上了求职路，论文只好暂时放下。12月份，在导师的催促下，草草列了一个提纲，做了开题报告，但元旦前后正是招聘高峰，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应付大大小小的招聘考试上，论文再次搁置。
春节之后，工作还没有着落，只好一边参加各种考试，一边写论文，直到四月中旬才把论文初稿交上去。这在我们班还算是比较早的，有位同学五月份才动笔，论文的质量可想而知。
回想我的研究生生活，要说一点收获都没有也不客观，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还是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自认为和研究生的培养目标距离很远。我有自知之明，反正我不是什么高级专业人才。
读了这位研究生的信，人们不能不追问：大学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给予学生的应该是什么？无庸置疑，大学是传授知识的地方，但它应该是富有想像力地传授知识，而决不应该是批发知识的场所。大学给予学生的应该是能激发人创造力的知识，而决不应该是陈旧知识的拷贝。正是由于缺少这种富有想像力地传授知识的环境与氛围，大学成了令许多年轻人失望的地方。他们怀着热望走进大学，潜心地寻找理想并时刻准备实现它，但是他们从教师那里得不到多少有益的启示，于是，他们中有的人感到理想的缥缈和希望的破灭以致无所适从，有的人则随波逐流、玩世不恭。
有人尖锐地抨击目下大学生是“有智商，没有智慧；有前途，没有壮志；有雄心，没有烈胆；有文化，没有教养；有知识，没有思想；有眼光，没有见识”。而“硕士不硕，博士不博”，也似乎不足为怪。
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硕士学位本身已不再是学术有造诣的标志，而仅仅意味着能过上一种收益可观的生活。这无疑是高等教育的退化和悲哀。
今天，不难看到，在一群又一群应试高手和创新低能儿被批量生产出来的同时，大学教育所固有的理念和初衷也正在遭到破坏。无论是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博士生，他们又有几人能无愧地说“我是合格的毕业生”？也许，他们谁都不想这样混日子，谁都不想做一个腹中空空的人。但是为什么大学校园里会弥漫着这种浮躁、浅近、轻飘的学风？为什么偌大的校园难以放下几张平静的书桌？
那位学新闻的研究生羞于自己是研究生，一位刚走出大学校园的理工科学生却羞愧自己所受到的大学教育。
他说：“我的大学是一所理工大学，尽管校方在介绍里称之为综合性大学，事实上是，我们除了应付考试，文、史、哲、经、法的书籍一概拒之门外。大学‘重理工轻人文’的程度远超过我的想像，而且从校方到学生似乎也没人觉得有什么不正常。回想我四年的大学生活，实在令我惭愧得无地自容。每一天都在愚蠢地打发时间：背烂了的英语单词一个也没记住，寒冷的夜里无休止地自习却依旧什么也不懂。身边的人更使我打不起精神来。几乎没有人读过《唐诗三百首》，也不曾读过诸子的任何一家，尽管他们都有很高的GPA；没有人看过《莎士比亚戏剧》，也没有人看完过《悲惨世界》，尽管他们的‘寄托’（GRE，TORFL）都考了很高分；没有人看过《资本论》的一页，也没有人读完只短短几十页的《共产党宣言》；没有人倾心于安娜的高贵和反叛，也没有人为玛格丽特黯然神伤。我羞愧我所受到的大学教育：它不是塑造灵魂的教育，年轻的心根本无处探索闯荡，更谈不上具备独立的人格自由地观察世界、思考世界。我只是被当做流水线上的一个产品而整齐地按统一规格打造。年轻的头脑毫无例外地被圈禁直到麻木，丧失激情。我终会离开我的大学，而同样的事情还在发生，同样的悲剧还在继续。”当明白不能学到多少真本事时，他们走出了校园
每个星期，易民都要去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上两天班。他像那些上班族一样，一大早就起来，匆匆赶到车站去挤公共汽车。易民是某大学在读研究生，学的是会计专业，他上班的地方在亚运村附近。这种半工半读的生活，他是从研二上学期开始的。易民的本科是在东北一所大学念的，学的也是会计专业。毕业那年，易民本打算找份工作，可是心里却有点虚，因为他觉得学了四年，虽然书也读了不少，考试成绩也都说得过去，但对这门专业似乎还是雾里看花，懵懵懂懂。
考研的决定是在大四上学期做出的。他说，我不想报考本校，在这所学校呆了四年，我已知道，即使在这里再呆三年也学不到什么东西。那里的学术空气太沉闷，而且那些老师思想陈旧、知识老化。举个例子吧，有一位在专业领域颇有声望的老师，居然连上网查资料都不会，他给我们上课时，拿出的参考书还是80年代的版本。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9）
易民决定报考北京的一所学校。他认为，北京是中国教育、文化的中心，是专家学者云集的地方，思想一定更活跃，学术空气一定更浓厚，视野也一定更开阔。经过几个月的拼搏，易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进了北京一所大学，开始了他的研究生生活。
可是进校没多久，易民就失望了。研究生的课程与本科生的课程并没有大的差别，没有应该有的梯度；老师还是那样照本宣科地满堂灌，学生还是那样记笔记背笔记考笔记。让易民失望的还有带他的导师。他的导师是在这所学校一直读到博士、后来留校的新秀。按说，这样的导师应该有真学问，有真见识，应该思想活跃有创见。可是易民听他讲课，常常觉得一堂课下来所获甚少。导师上课时，要么是先吹嘘一通最近有哪家哪家公司请他做顾问，他最近又会见了中国经济界或金融界某某名人，或与某某名人一起共进晚餐。要么就是一上来就讲一通经济界或金融界的轶闻趣事，博得满堂笑声。往往讲完这类“课”，一堂课就过去了一多半，接下来的时间基本上是念教材。
这一届，导师共带了五名研究生。开学没多久就是国庆节，导师将他们都喊到家里，师母做了一桌色香味美的饭菜，大家围桌而坐。席间，导师对他们说：“最近我接了一个活儿，是编写一本教材，你们一人编写一章，最后交给我，由我来统稿。”
“我们行吗？”一位师妹问导师。
“怎么不行？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就编写了好几本书。资料可以去图书馆或网上找。”
易民和他的同学接受了任务后，就泡进了图书馆。他们将有关资料都检索出来，然后复印、剪贴、装订，一本所谓的新教材就编写好了。他们将“书稿”交给了导师。不久，那本书果然出版了，编写者的名字是导师和一位他们不知道的陌生人。易民和几个参加编书的同学每人拿到了300元报酬。
按培养计划规定，在校期间，易民他们必须有两篇论文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否则不能拿到学位。研一下学期，易民想写一篇论文，确定题目之前，他很想得到导师的指导。可是他几次打电话给导师，导师都说没空。
一天，易民拿着论文提纲终于在教学楼里堵住了导师。导师将他的提纲草草看了看后说：“你要注意两点：论文的角度要巧妙，不要嚼别人嚼过的馍；所引用的资料要新，要去网上找。”说着，导师将提纲塞到他手里匆匆地走了。易民愣愣地站在原地，想想导师说的那两点意见，是没错，是很有道理，但是，那两点意见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说了等于没说，因为他并没有就易民的论文提纲提出任何意见和看法。易民很失望，也很苦恼。他觉得如果这样学下去，到毕业时，除了一张研究生文凭，除了装了一脑袋死知识，很难有能在社会立住脚的真本事。读了研究生，他不但没有成为研究型人才，出去后，恐怕连一般的会计、出纳的事都做不了。
易民从即将毕业的师兄师姐们口里得知，他们中有不少人一直悄悄在外面兼职，以锻炼自己的能力，也为将来就业积累资本，因为用人单位一般都比较看重大学生的社会实践经历。他还得知，这种在外面兼职的现象，不但他们这个专业有，其他专业也有，研究生中有，本科生中也有。这在校园里已是公开的秘密。
一位师兄告诉他说：“如果你去中关村找工作，那里的老板不会问你的成绩怎么样，而会问你会干什么，以成绩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师兄还告诉他说：“大学已越来越成为一种光环，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本事，那个光环很快就会破灭，很快就会消失。”师兄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易民觉得，与其在学校死啃书本，学一些没有多大用处的死知识，还不如走出校园，在实践中学习。
在师兄的介绍下，易民去了这家会计师事务所。开始，易民是以实习的身份去的。去了后，也就是跑跑腿、打打杂、接听一下电话什么的，虽然如此，易民却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这是一家业务量比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每天工作纷繁复杂，在这里工作不但需要娴熟的业务，更需要有与各种类型客户打交道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在学校学不到的。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易民无比惊讶地发现，他们正在学习的一些知识其实已经过时，已经被淘汰，而一些已为社会运用的新知识却迟迟未能进入大学教材，他们不但没学过，有的甚至没听说过。
有人作过估计，大学生学完四年课程走出校园时，所学的知识有70％已成为无用的知识。在这个知识大爆炸大裂变的时代，新知识每时每刻都在涌现；新领域一片又一片地被发现，被急速地打开。可是大学的教材却仍熟视无睹地多年不变。一位教育界人士无奈地说，现在学校用什么教材有上面管着，不但有统一的教学大纲，甚至还规定统一的教材，不但教师没有权利更改，连学校也无权自己选择教材。如果想动一动教材，要经过一条漫长的审批之路。
可是，这种僵化的大一统，这种麻木不仁的低效率，所付出的代价却是：让成千成万的年轻人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去学习一堆无用的知识。
易民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还发现，书本知识只能给人以营养，却不能给人以能力，大学缺少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如果说本科四年主要是学习知识、开阔眼界、打好基础的时期，那么作为研究生，就应该是术业有专攻的时期，应该是具有动手能力的时期。可是易民惭愧地发现，读了一年多研究生课程，他仍只有本科生的眼界，本科生的水平，更别说能力。
三个月后，易民结束了“实习”期，成了这家会计师事务所的一名准职员。他说，他现在每周用30％的精力学习他不得不学习的课程，为的是那张文凭，但他却用70％的精力学习和培养自己的能力。他还悄悄告诉我，除了去会计师事务所上班，他偶尔还去给成人大专班讲课，从研二开始，他就经济独立了，不但没找父母要钱，存折上还有了五位数的存款。
我问他：“你在外面兼职，上课怎么办？”
他一脸坦然地说：“能逃就逃，能混就混，只要考试能拿60分就行。”
在大学校园里，像易民这样逃出校园的“打工族”并不在少数。有的人是急功近利，有的人是对学习的厌倦，有的人是想练一练工作能力，有的人是对外面世界的好奇，还有的人是为了寻找一个多样发展的空间。大学生变相逃离校园的现象，也许并不能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学校。在这个充满了诱惑，充满了机会，也充满了浮躁的社会里，年轻的心很容易被校园外的喧嚣吸引，很容易被急功近利的机会诱惑，要守住一张平静的书桌，需要有一颗耐得住寂寞的平常心，更需要有一种能抵挡种种诱惑的坚毅。但是，大学生变相逃出校园的现象，使我们不能不对目前的高等教育进行反思：学校的教育模式和专业设置是不是太僵化和死板？学习内容是不是太陈旧而缺乏创新？教学方式和方法是不是太落后以至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激情？我们的大学不能不反躬自问：我是否缺少足够的吸引力？我是否给了学生面对社会竞争所需要的能力？我是否给学生提供了一个能让他们多样发展的空间？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指出：“由于教材更新速度太慢，学生从课本中学到的知识和实际脱节，这使他们不愿为那些陈旧的知识费功夫，他们更愿意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和社会接触紧跟社会发展，这种取舍是明智的、合理的。”当综合素质已成为用人单位的选择标准时，当社会越来越看重一个人的实际能力时，大学生逃出大学，在校园外学习动手能力、社交能力、创新能力，不能不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只有当教育赋予人更强的自我选择、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能力，从而赋予人更多的自由、自主和自尊，才会从根本上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前不久，我从外地出差回来，打开电子信箱，发现了小路母亲发来的邮件：
“小路已于9月1日去了巴黎，开始了他的电影学习。你的那篇文章我已看到（指2001年6月13日《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我为何逃出大学》），是小路的同学告诉我的。”小路走了，带着对大学的失望，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留给我们的却是沉重的思考。
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1）
———一位母亲和她儿子的故事曲兰
一位原本醉心于事业的母亲，因儿子令人头痛的学习成绩而导致离婚，离婚的痛楚促使她转而全身心投向儿子的学习。她整天督促儿子做作业，不惜血本给儿子买来各种辅导资料、请家教，母子俩疲惫不堪痛苦不堪但得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