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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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精神。临走时，他双手紧握高岗的手，再次表示深切感激之情。
1953年11月下旬，高岗召开地质部和燃料工业部的会议，解决关于勘探工作分工合作问题。
同时，在军委扩大会议前夕，高岗根据中央的意见，注意抓了海军建设。11月26日，海军司令肖劲光汇报海军建设规划，在考虑三年计划的同时，也初步考虑了五年和十年计划的要求，以求与形势发展相适应。事实上，海军的建设规划不可能单独考虑，还要与整个军事建设、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相协调。
1953年12月初，听地质部李四光、刘杰、何长工等谈地质部工作；听西安、兰州、北京等地区城市规划问题的汇报。
12月14日，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叶季壮等根据与苏联谈判的情况，商议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贸易问题。
12月15日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高岗主张轮流。
12月中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来华参加鞍山三大工程竣工典礼。17日上午，高岗、李富春和贾拓夫在计委办公室商量由谁陪同苏联客人去鞍山。他们三人都愿去，互不相让。争议了好久，最后还是李富春、贾拓夫让了步。按理说，李富春去比较合适，高岗不一定非去不可。他坚持要去是另有原因，但当时并没有讲明。
12月21日，高岗主持计委局长会议，讨论1954年的财政计划。他认真听了财政计划局倪伟的汇报，以及有关各局局长和马洪、张玺、安志文等委员的意见之后，讲了以下意见：
1、速度多少，把有利、不利因素都要考虑在内，应是百分之几，就是百分之几。
2、成本，今年能否降到7。2％，明年是否可降至6％，要和各部一起算，不要自己偷偷在房子里算。
3、明年收入，我倾向220万亿元，各部硬不承认，就不要搞翻了。
4、开支，还是照原来的，不开口子，确有问题的，摸一下，开个单子，必要时再商量增加一些。
5、城市建设，大的是水源问题。新的城市确实需要的，可以；一般可由各地附加解决。
6、现在突出的矛盾是：到处要增加投资，减少利润。要集中解决这个问题。综合局要研究解决，要分主次，要从几个年度结合考虑。
7、基本建设，分哪些列、哪些部列。至于设计，一定要列上，不能耽误。
这是他最后一次比较认真地参加的计委会议。直到此时，高岗还能把思想集中在工作上。
但是，在此期间，毛泽东已对高岗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一进入12月，毛泽东就开始找一些高级干部谈话，调查高岗的“反党言行”。
高岗察觉到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几次会议之后，他显得心神不安，参加计委的会议，听取汇报时，思想不能集中，听不进去，常常要秘书坐在他身后，给他准备即时发言的提要。
12月24日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在讲到加强团结的问题时，突然不点名地把高岗端了出来，说他另有一个司令部，根据之一就是“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
毛泽东的话，对高岗犹如晴天霹雳。但毛泽东不容他解释，会后即连夜南下，去了杭州。第二天，高岗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陪同苏联客人捷沃西安去参加三大工程竣工典礼。
会后，他于28日匆匆忙忙到沈阳召开东北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加强团结的指示，强调刘少奇在历史上的功绩和重要作用，要求大家拥护刘少奇在毛主席外出休假期间主持中央工作；也要求东北全党团结在以林枫为核心的东北局周围，把工作搞好。这次沈阳会议可以说是他对自己过去反刘言行的一次补救，但为时已晚。
1954年1月初，他回到北京。当捷沃西安要离京去上海、杭州时，本应他去送行，但他向总理表示不愿去。
深夜12点，周恩来给马洪打电话说：“请你告诉高岗同志，中央已经决定，由他送捷沃西安同志上飞机，一定要去！”这是他完成的最后一项工作。
此后，他再没去计委上班，开始准备反省检查。
至此，我们对高岗到北京以后的活动有了基本了解，下面两章讲叙述1953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并由此说明高岗为什么会从高位上掉下来，以及他是怎样掉下来的。
第四章　跌入漩涡
1953年，毛泽东提出了当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和国家的体制改革与人事安排也提上了日程；接班人问题成为重要话题。然而，这一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和矛盾加深，斗争明里暗里，时现时隐，中国政坛可说是风诡云獝。
高岗到北京参加中央的高层领导工作，虽然没有看到让他参加中央书记处的正式文件，但他实际上确实参加了书记处的会议和日常工作。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就在毛泽东办公室的对面。毛泽东不仅可以随时和他谈工作或聊天，还把许多本来不属于他管的工作交给他处理。
经管他为自己定下“约法三章”，一心要把自己分内的工作搞好，“搞少不搞多”，但在毛泽东和中央的一些“自由主义者”（这是高岗对某些高级领导人的称呼）的影响下，他原来对刘少奇的意见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更有所发展，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毛刘之间的政治漩涡而不能自拔，最终葬身其中。正如他自己所说，“来北京时，带来了对少奇同志的错觉。”
那么，他所说的“若干自由主义空气”是什么呢？长期以来，许多书刊文章把高岗的反刘言行说成他的个人行为，即“个人野心”和“反党阴谋”。其实，他的反刘活动，固然有其自己的责任，但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根子在毛泽东。邓小平在1980年3月19日的讲话明确指出：
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家解放初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也得到了彭德怀同志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样搞。那时候六个大区，他得到四个大区的支持。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西北是彭德怀同志。【注1　引自张明远记录的《邓力群传达邓小平讲话》。】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53年，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北京的政治舞台发生了许多事情。
一、暗流涌动
（一）谁来组阁
1953年的第一个话题，是由“新税制”引出的。
1950年颁布实行的《全国税收实施要则》，对国营企业与合作社企业在税收上给予很多优惠。随着这两类企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税收方面也出现许多问题，由此导致对税制的改革。1952年9月，财政部提出修改税制的方案，经政务院批准，于12月底公布执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新税制”。
不料，各地对新税制的反响极大，引起毛泽东的重视，马上进行严厉批评。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信说：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我看报始知，看了也不大懂。【注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34页。】
周恩来感到了问题之严重，连夜写信解释，并采取补救措施。许多年以后，薄一波回忆说：
周总理收到信后，连夜给毛主席写回信，谈了处理的办法……我当时的心情半是沉重，半是茫然。信是批评出台刚半个月的新税制，而且词锋甚严，显然事出有因。我很注意信中两句话：“此事我看报始知，看了也不大懂”，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注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234页。】
1953年2月，财政部向毛泽东和政治局汇报了关于信税制问题的调查以后，毛泽东又批评说：
“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注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235页。】
显然，这次批评比1月15日那次更加严厉，并且把错误的性质提高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度。他怎能容忍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无视中央的行为？
1953年3月10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经中央正式批准执行。其中明确规定了“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而采取的各项措施，并把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分为计划、政法、财经、文教、外交和其他，共六部分，进行了分工，以明确责任。周恩来负责外交（含外贸、外经、对外联络和侨务）工作，原来由他担任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也撤销了。
1952年12月31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于1953年3月10日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指出：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为此决定：
第一，政府各部对于中共中央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
第二，为了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以及便于政府各部门中的党的领导人员能够有组织地、统一地领导其所在部门的党员，贯彻中央的各项政策、决议和指示的执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1950年1月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已无存在的必要，当即撤销。
第三，今后政务院各委和不属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门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均应分别向中央直接请示报告，如属两个部门以上而又不同隶属于一委的事项，则经由政务院负责同志向中央请示报告。如系主席直接交办的事项，应直接向主席请示报告。
如应向中央请示报告的事项而未向中央提出，则最后经手的政府负责同志应负主要责任。
为了更好地做到现在政府工作中的各领导同志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现特规定明确的分工如下：
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
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
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
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
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
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
1953年5月15日，政务院根据这个决定发出通知，根据中央的上述决定，5月15日，政务院发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
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一）所属的铁道、交通和邮电部，划归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领导；
（二）所属的农业、林业和水利部，划归财委副主任邓子恢领导；
（三）所属的劳动部，划归计委委员饶漱石领导；
（四）所属的财政、粮食、商业、对外贸易和人民银行，仍属财委主任陈云领导，在陈云养病期间，由副主任薄一波代理。
对政府所属各财经的工作进行分工，高岗分管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等八个工业部。
这两个文件反映了毛泽东既怕政府工作中的方针、政策出问题，也担心政府工作脱离中央领导的复杂心态。
这大概就是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在解放初期对周恩来有意见”的一个重要方面吧。
正是这种心态，使毛泽东产生了更换总理的想法。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他在1953年春天和高岗关于更换总理的那段谈话：
毛：“要是恩来不当总理，是否由你来组阁？”
高：“我不行。”
毛又问：“你看谁行？”
高答：“恐怕林彪比我行。”
毛泽东是真心想让高岗取代周恩来，还是对高岗的一种试探？我们已无从知晓。但据高岗说，毛泽东与他议论周恩来，正是唯一的一次，而且他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这件事。后来怎么就成了“高岗反对周总理”，“高岗想当总理”？如果高岗真的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何不紧紧抓住这个大好机会呢？而且，这次只有两个人说的“私房话”，怎么会被第三者知道，并被颠倒歪曲呢？
（二）改变传阅文件顺序
1952年冬到1953年上半年，中央机要文件传阅的顺序，一般都是毛、刘、周、朱的后面第一个是高岗，往下是彭德怀、彭真等。可是有一段时间，周恩来签送传阅的文件顺序却改成了“毛、高。刘……”，或干脆写成“毛、高”或“主席、高岗”。赵家梁发现了这一变化，立即提醒高岗：“你注意到传阅文件的顺序了吗？”他指着一份文件说：“这样不好，不得了。你要小心，不要造成你一来就独霸天下的印象！”
高岗盯着赵家梁愣一会儿神，又看看文件，明白了他的意思，笑着点头道：“你说得对！”顺手抓起桌子上的红色电话机：“总理！最近传阅文件，怎么把我的名字放在少奇同志的前边去了？这样不好啊，请你千万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这件事意味着什么？是周恩来对高岗的试探，还是为他设下的圈套？或许仅仅是对毛泽东的迎合？或许这原本就是毛泽东所授意？以周恩来的精敏谨慎，他敢自作主张么？这件事，当时并没有人注意，以后也从未有人提起。但不管怎么说，高岗总算躲过了这个小小的漩涡。
（三）斯大林逝世引出的话题
1953年3月，突然传来了斯大林逝世的噩耗，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为之震惊，为之哭泣。中共中央在醖釀派谁去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