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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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8月11日，在怀仁堂召开的大会上，刘少奇作了自我批评，不仅检讨了“天津讲话”等与社会主义建设有关的错误，还说关于过早地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没有提蒋介石打内战的可能性；关于土改说了过“左”的话，等等。总之，他表示接受批评。
会上，周恩来作了总结报告。
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指出：
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党内有两种性质的错误。一种是一般性的错误……另一种是原则性的错误，如资本主义倾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问题。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不仅财经工作中有，而且政法、文教和其他工作中也有，中央同志中和地方同志中都有。⒃＇⒃《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0页。＇
说到对薄一波的批判，他说：
有人说，薄一波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是不妥当的。主要应当批判他有利于资本主义， 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他的错误，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宣传新税制的社论，资产阶级拍掌，薄一波高兴了。关于新税制，他事先征求了资产阶级的意见，和资产阶级订了君子协定，却没有向中央报告。【注17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1、92、94页。】
他认为：
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有。【注18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1页。】
因此，他要求：
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各大区和省市要开一次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这次会议的结论，检查自己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各大区和省市要在适当时机召集有地委书记、专员参加的会议，展开批评讨论，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注19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1~94页】
正是高级他的这些意见，后来在全国开展了宣传学习总路线的群众运动，把原来是党内的，甚至在中央领导人范围内的意见分歧，变成了全民的大辩论。他还讲到：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有发展，全国有许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注20《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4~96页】
直到1953年11月4日，毛泽东在对中央农村工作负责同志谈话时，还充分肯定财经会议的重要意义：
总路线的问题，没有7、8月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7、8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注21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16页。】
所以这些都说明，财经会议上的“批薄射刘”是在毛泽东亲手策划与指挥下进行的，而不是高岗制造的。他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建国思想的第一次公开碰撞。难怪有人说，财经会议是毛泽东反刘的试探，“文化大革命”是向刘少奇发动总攻。
（六）毛泽东接见
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分别接见各大区的负责人。东北局被接见的是高岗和张明远。以下是毛泽东谈话的要点：【注22 以下谈话要点引自张明远回忆材料。】
关于财经会议，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开的不错，大家有意见敢讲，但也有人反映，这次会有人操纵，与中央唱对台，有两个司令部。我批评了他们，这样讲不对。没有两个司令部，我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对情况都知道。”
谈到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说：“现在看来，全党思想是否一致，还要做工作。要有一个共同遵守的路线，行动才能保持一致。”
他重申此次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的必要性之后，说：“东北的工作有成绩，搞得好，是因为东北的条件好，不能认为别的地区的工作差。各大区各有各的成绩和缺点，不能认为哪个好哪个不好。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接着，他又说：“有人说，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谭震林对我讲，中央要警惕有人反对毛主席，说现在又两个司令部，党权、政权、财权都在白区党的手上，而不在我是手上（“党权”指中央组织部，长期安子文负责；“政权”指政法委员会，由彭真负责；“财权”指财政委员会，薄一波负责，他们都是原华北局的干部），说白区党有篡权的危险。我批评了谭震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党内有不同意见可以提，但要注意团结。没有什么“白区党”、“苏区党”，也没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只有一个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司令部，那就是以我为司令的司令部。”
说罢，他停顿了一下，问道：“你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高岗说：“不会吧？”张明远没有回答。
其实，毛泽东对白区工作的同志总是不怎么放心，怀疑人家是“里红外白”，还是“外红里白”。在延安如此，建国后，在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时，更是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如今，关于“白区党”、“苏区党”的议论与他的思想不谋而合。但他认为这些流言反映了一部分军队高级干部的情绪，令他隐隐感到不安。
他明知高岗嘴巴不牢，却故意把自己的想法透露给高岗，既是试探高岗的态度，也想进一步观察军队的反映。
果然，高岗听了毛泽东的话以后，非常兴奋。离开毛泽东后，直奔陈云家去通报情况，议论一番。
高岗在反省时说：“我认为，这表明毛主席心里赞同谭震林的说法，我也赞成这些观点。这件事，我后来对一些人散布过。”
这就是高岗后来向一些高级干部散布的“白区党”，“苏区党”的谬论，并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其实这谬论的发明权不是他，最先传播的也不是他。他不过是捡了别人的东西，加以宣扬罢了。
正是由于高岗坚信毛泽东已把刘少奇看成“最危险的人物”，所以，他对财经会议“草草收兵”很不甘心，他要乘胜追击，实现毛泽东在“八大”前解决问题的愿望。所以在财经会议以后，继续在一些高级干部中散布对刘少奇的不满，而完全没有觉察到毛泽东后来已经更弦易辙。
四、一次不寻常的会议
在不少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都说到，高岗在家里召开政治局会议，并以此说明他有政治野心。
事实是怎样的呢？
1953年9月，财政上已出现了40~50亿元的赤字，怎么办？财经会议结束后不到一周，怎样政治局即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高岗介绍了东北的经验，说过去东北也曾出现财政困难，后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不但克服了困难，还增加了收入。
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东北的经验值得认真研究，下次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看下次就到高岗那里去开会，统统都去，我也去。”
在一片赞同声中，大家说：“谈具体事，主席就不必去了，不去了。”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饶漱石等在内的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来高岗家开会，计委有一部分局长参加，饶漱石等讲了话。高岗没怎么讲话。
会后，由李富春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到全国各地，指导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财政工作本不属于高岗的职权范围，当时邓小平是财政部部长（财经会议后，薄一波被撤销财政部部长职务），而且根据“3。10”决定，财经工作由陈云主管。年度计划出现缺口，自然应由 邓小平和陈云负责解决。毛泽东为什么要提议到高岗家里去开会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而且，计委还查了具体的赤字数。对此，邓小平怎么想？
令人不解的是，在高岗家里召开如此高规格的中央会议，并且形成中央文件指导全国的工作。这种做法在党内是没有先例的，也是异乎寻常的。这件事令高岗头脑发热，也引起某些人的许多猜测。
不过在当时，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毛泽东的这个提议有什么特别的用意。直到三个多月之后，当毛泽东说高岗家“另有司令部”，而且是“一股地下水”的时候。他纵有千口，也难辨是非了。
五、南方之行
高岗的南方之行，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也是毛泽东心目中极为重视的一件“不正常”的事。
在之一节里，笔者将不厌其烦地详述高岗南行的过程，目的就是想与读者一道，随着高岗的足迹，看一看他在南方究竟干了些什么。
紧张繁忙工作，筹建计委，编制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特别是经过1953年6月到9月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之后，高岗打算休假。
陈云问他：“你打算到哪里去呀？”
“还是去大连泡泡海水澡，轻松轻松。唉！这几个月，快把人累死了！”
“我看你不如到南方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去看看嘛。现在林总正在杭州，你可以随便去看看他，听听他的意见。然后再去广州转转，找些人聊聊。”
“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他立即给中央写报告，请求从1953年10月3日至11月2日，到上海、杭州、广州休假一个月，得到中央批准。
1953年10月2日晚上，他参加了关于粮食征购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会上研究决定在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1953年10月3日上午十点半，高岗带着他的小女儿和保姆来到前门火车站，随行的有秘书赵家梁、董文彬，计委办公厅主任梅行，以及高岗的卫士长等。
车快要开了，大家进入站台准备上车。忽然，罗瑞卿匆匆赶来，把高岗拉到一边，神情紧张地悄悄说：“告诉你，毛主席昨天生病了！”
“什么病？现在怎么样了？”高岗一惊，感到很意外，有些语无伦次。
“不知什么病。他突然昏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好吓人哟！现在稍稍稳定一点。”
“那，我不走了吧？”高岗还是不放心。
“你还是走吧。如果需要你回来，或者毛主席的病情有变化，我再打电话到济南站通知你。”
“那好吧，有什么情况，你马上通知我！”
高岗带着很沉重不安的心情上了南下的专列。火车开动后，他对梅行和赵家梁讲了毛主席生病的消息，明显流露出心情极为不安。直到济南，一路很少说话，也没有睡着。
火车开出不久，张鼎丞来看高岗。张鼎丞是华东局的领导人之一，正准备调到中央工作。他这次是去无锡休养，正好和高岗一路，乘坐在专列后面的一节车厢里。他作为礼节性的拜访，寒暄几句就告辞。当时高岗没心思聊天，就没有挽留，也没有告诉他毛主席生病的消息。
傍晚，专列停靠济南车站，听站长说北京没有电话，高岗才稍稍安心。
晚上11点到南京，刚住进招待所，高岗就急忙和罗瑞卿通电话，得知毛主席的病情没有打问题，这才放心。
这件事，高岗始终表现出对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十分担心，但是，后来在揭发高岗时，有人却说高岗听说毛主席病重，“非常高兴”，“以为夺权的机会到了”……
是谁看见他“非常高兴”？又怎知他“以为夺权的机会到了”？当时只有罗瑞卿在场，而且是把高岗拉到一边悄悄说话。那么是他亲眼看到“非常高兴”，亲耳听到高岗告诉他“夺权的机会到了”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人们不禁要问：罗瑞卿与高岗是什么关系？高岗既然是搞“阴谋活动”，就该“不露声色”才是。为什么对罗瑞卿却不保密？这只有一种解释，即“罗瑞卿是高岗的同伙”，而且是专门来与高岗“策划”、“乘机夺权”的。这个推论，罗瑞卿肯定反对。
那么，只能是罗瑞卿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听见，所谓“非常高兴”和夺权的时机到了“之类，统统都是胡说八道，是造谣陷害。
1953年10月4日上午，高岗在招待所楼下的会议室与江苏、南京的领导干部会见，讲了中央关于实现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决定（当时正式文件尚未发下来），并就这个问题与当地领导人交换了意见。接着，参观了中山陵、无梁殿、天王府遗址、玄武湖等名胜古迹和蒋介石的总统府。当天下午去无锡，住在蠡园。
5日上午，高岗参观梅园、坐小汽轮游览太湖、登鼋头渚，在太湖湖滨小楼梨园午餐。正好肖华也在那里，下午就一起去上海。
在上海，住在高乃依路招待所。当天晚上，到当时上海最高的上海大厦屋顶观看全市夜景，晚饭后又去游“大世界“。6日上午游城隍庙，下午参加在华东俱乐部举行的舞会。晚饭后在锦江饭店，由当地领导人陈毅、谭震林等招待。饭后去华山路丁香花园看电影。7日上午去闵行参观机床厂，下午游西郊公园。翌日上午游黄浦江后，下午即去杭州。在上海期间，主要由当时上海市委秘书长王尧山陪同，梅园与什么负责人深谈，也没有什么会议。 临离开上海的那天上午，谭震林和陈丕显曾陪着高岗游黄浦江，谈了经济建设问题。
到杭州后，高岗一行住在刘庄，他始终惦记着毛泽东的身体，又打电话询问，得知毛主席已康复，才完全放下心来。
毛泽东此次“重病“，从10月3日到7日，仅仅五天时间，来得突然，去得突然。有些令人费解。他真的得了重病吗？后来有知情人士说，不知道毛泽东生病，更没听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