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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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在座谈会上否认去过邓家，说他根本不知邓家在何处。他在反省时也说，他从未去过邓小平家，与邓小平讨论此事，仅此一次。
（三）“大鱼”落网
陈云在会上临时变卦，令高岗非常恼火。会后，他搭乘陈云的车径直去陈家，质问陈云：“不是说好轮流的吗？为什么说话不算数？”两人争执起来，不欢而散。陈云沉思良久，感到高岗这样下去，实在太危险。
于是，他向周恩来举报高岗“搞非组织活动”，他报告了高岗平时和他说过的对刘少奇不满的言论；说高岗想拉他一起干，对他封国许愿，说“你一个，我一个，都当党的副主席……”他为什么不直接找毛泽东，而要先向周恩来报告呢？
周恩来听罢，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虽然知道陈云一向做事沉稳，但还是叮嘱一句：“此事关系重大，到此为止。”
送走了陈云，他立即去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对陈云的印象一向不怎么好。他记得，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陈云被王明等人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1934年担任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1935年8月，陈云增补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去了苏联。1937年11月底，陈云与王明、康生一起从苏联飞回延安，进入中央政治局，担任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原部长为秦邦宪）。
且不说陈云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如何，仅从这段任职经历来看，就足以令毛泽东怀疑：陈云是不是王明一手提拔起来的？
1942年延安整风彻底批判了王明“左”倾和右倾路线，陈云在中央的地位也随之改变。1943年，他调到西北财经办事处任副主任（贺龙为主任），彭真接替他担任中组部部长。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前，1945年8月27日，中央决定由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增补彭真和陈云为中央候补书记，但不久，彭真当了东北局书记，陈云只是东北局委员、北满分局书记，与高岗成为搭档（高岗是北满分局委员、军区司令员）。在1954年冬至1946年春的那场争论中，陈云与彭真结怨加深，和高岗的关系却更为密切。那场争论也使陈云的威望大增，以至于林彪、高岗、罗荣桓联名向中央推举他出任东北局的副书记【注5 关于东北局在1945年秋的争论，请参看附录的相关部分。】1949年后，陈云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50年三中全会增补）、财经委员会主任兼中组部部长（1952年冬，由饶漱石接替）等要职。高岗来北京以后，他们的来往仍很密切。
毛泽东很清楚，陈云与高岗的关系非同一般，应当说，在反刘的问题上，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他反映的情况基本可信。
此后一连几天，他亲自统陈云等人谈话：【注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1页。】
12月17日下午五点，与陈云和邓小平谈至晚八点，又请周恩来一起来谈。
18日晚，与陈云、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
19日晚，再次同陈云、邓小平谈话。
20日，先同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五人谈；继与刘少奇谈；又同周恩来谈。
21日，与朱德谈；再与陈毅谈。
22日，再次与彭德怀谈话。
这样频繁的谈话，都是围绕着如何解决高岗、饶漱石阴谋反党的问题。
眼下，高岗正“红得发紫”，如果弯子转得太急、太猛，必定会引起很大的震动。为了稳妥起见，毛泽东要让刘少奇出面处理这件事，让人们觉得这是中央的统一行动，而不是他毛泽东个人所为。他还要对高岗做到“仁至义尽”。为此，他让刘少奇找高岗和陈云一起谈话。如果谈得好，能化干戈为玉帛，既可避免一场政治地震，稳定了大局，又可使他在刘少奇面前不失面子，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但高岗完全不懂毛泽东的心意，他既然认定毛泽东要把刘少奇拉下来，与刘少奇就没有什么好谈的。因此，在刘、陈各自作自我批评，分别谈了一个多小时后，他只谈了半个小时左右，应付了事。他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的错误。
1953年12月19日同毛泽东谈话后的当晚，邓小平奉命去做彭德怀的工作。陈云则受命去南方进行调查和“消毒”：“代表党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向当地大区、中央局、中央分局负责同志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毛泽东还要陈云转告在杭州休养的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再与他联合。”【注7 《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1~192页。】
其实，陈云完全清楚高岗到南方干了些什么，正是他叫高岗到南方找林彪、陶铸等交换意见的。但他还是领命秘密南下，沿着高岗南行之路线，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走了一趟，打听高岗都见了谁、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并向林彪“原原本本转达了毛泽东的话”；介绍了“高岗利用四野旗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攻击中财委的种种问题。”【注8 《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1~192页。】
林彪说，反对少奇的不只是高岗一个，还有许多人，应该给主席讲清楚。高岗在东北做了大量工作，这时我们应该为他分担一部分责任。他最后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岗。
1953年12月23日晚上，毛泽东找高岗谈话，对他进行批评。高仍不检讨。毛说他当面不讲背后讲，认为他已不可救药。
当晚，毛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决定对高岗采取措施。
于是便有了第二天（1953年12月24日）晚上，他在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说的那番关于“两个司令部”的话：
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凤、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注9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7页。】
许多人人都没有料到，毛泽东突然端出高岗，而且调门那么高。他没有点出这个“别人”是谁，但他用“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可罗雀”这句人人皆知的话作了注解，即使不点高岗的名字，谁都明白其所指。
他放了这把“火”之后，当天夜里就乘车南下，到杭州等着看刘、高相斗的结果。
那么，高岗又如何？此刻，一大堆问题在他心中翻腾，他根本没有想到毛泽东会这样对待他，心里感到极大的委屈和不安。他想得很天真，以为自己顶多不过是党内问题，即使批评他，也不至于把他往死里整。何况根子在毛泽东本人！因此，那天会后，他还约了罗瑞卿谈话。可是罗瑞卿怎敢私自见他？当即报告了毛泽东。毛说：“好呀！你去吧，听听他说些什么！”高岗千语万言只化作一句话：“你跟主席南下，千万要注意主席的安全。”他一如既往，还是对毛泽东一片忠心，倍加爱护之情。但此时，无论高岗如何表现，也无法改变毛泽东的决心了。
当夜，毛泽东一路南下，于1953年12月26日午夜到上海，稍事休息，27日下午即去陈云处。【注10 《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90页。】陈云如何向他汇报调查的结果？外人不得知。不过，尽管中央还没有正式给高岗定案，但是，关于他的“罪行”却已经传达下去了，高岗这条“大鱼”也就落到了毛泽东编织的“天网”之中。
三、四中全会前后
毛泽东不参加七届四中全会，把北京的事交给刘少奇处理。实际却密切注意，步步遥控。高岗对毛泽东抱有很大的希望，求见不成，便给他写了一封绝密信……
七届四中全会是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唯一不参加、不主持的一次中央全会。他为什么要在此关键时候远离北京，而把关乎党的团结的重担撂给刘少奇？他真的相信刘少奇能但此重任吗？他就不担心高岗这匹“犟骡子”不顾一切地“犯浑”，把他们私下议论的话都捅出去，甚至挑起军队的不满而发生意外吗？其实，他对北京的事情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更不敢真的撒手不管，而是始终进行着遥控。
（一）遥控北京
毛泽东于1953年12月24日夜离京南下；26日半夜到上海；27日下午即去见陈云（想必是了解陈云南下的情况，特别是林彪的态度吧）；当夜12点到杭州，28日下午就到刘庄见林彪和陈正人。
1953年12月29日，刘少奇派人把《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送到杭州请毛泽东审定。
1954年元旦刚过，1月3日，毛泽东就把捷沃西安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请到杭州，接连两个下午同他们长谈，并透露了一个惊人信息。他说：
我们党内，或许也许是国内要出乱子。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发展，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指了一下翻译师哲），楚就是我们湖南。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样？还要等等看。【注11 1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89页。】
不难看出，毛泽东是何等紧张忙碌！他不但已经给高岗定下了“要造反”的大罪，并通报给了下面，而且又急急忙忙向苏联客人透露这个连中共党内都尚未正式定案、公布的消息，这是为什么？
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毛泽东主要是关注四中全会的问题。他接二连三地给刘少奇写信、发电报，千嘱咐万叮嘱，交代如何开好这次会议，如何应付可能发生的事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则往返穿梭于北京与杭州之间，传达着两地的各种消息。
1954年1月7日，杨尚昆带着毛泽东修改过的决议草案和两封信返回北京。两封信对四中全会的议程及刘少奇如何检讨，都提出了具体建议。【注 12 12两封信的内容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432~433页。】
第一封信是毛泽东写给刘少奇并书记处各同志的：
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1月下旬为宜，会议的议程可有三个：1、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2、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3、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第二封信是给刘少奇个人的：
如各同志同意开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拟宜接着宣读你已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要扼要，有四五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担并非错误者为错误。
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对一个党的副主席来说，实在显得有点多余了。
相比之下，他对高岗却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冷淡。
高岗看到《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以后，认为是针对自己的，急忙给毛主席又打电话又写信，要求到杭州面谈，他总是从好的方面着想，以为根子并不在他本人；以为毛泽东对他只是有些误会，只要好好谈一谈，把问题说清楚，误会就会消除，他还会像过去一样受到信任。
毛泽东在电话中对高岗说：你不必来杭州了，就在北京好好检讨吧，以后还是有出路的。有什么话，对刘少奇讲是一样的。
这里，他既表示出对刘少奇的信任，又让高岗感到一点抚慰之意。他明知高岗想和他谈什么，却故意装糊涂，好像自己与高岗的种种行为毫无关系。他也分明知道高岗无意与刘少奇深谈，却偏把他推给刘少奇。
关于中共中央核心层在四中全会前的一些活动，已公开发表的《杨尚昆日记》有一些非常精彩，非常生动的记载。但这个谈话记录非常简要和隐涩，不了解内情的读者很难理解。在此笔者愿同读者一起尝试着解读它。【注 13 《杨尚昆日记》，第100—103页。】
1954年1月19日，高岗将他给毛泽东的信交给杨尚昆，杨转手给了刘少奇。刘即约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一起研究并提出意见。
当晚，杨尚昆带着刘少奇等人的意见和高岗的信登上南下的火车，于21日晚上十点到达杭州，当即向毛泽东汇报。
22日，晚八点，杨尚昆去主住处商谈毛泽东给刘少奇回电，电文说：
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注14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440页。】以后，毛泽东分别于1954年1月23、25、26、28日同杨尚昆谈话，同时，杨尚昆除了参加讨论，修改全会文件和刘少奇的报告及检讨等文件外，并给刘少奇打电话通报情况，还要同林彪、陈正人等谈话。
下面是1954年1月28日下午毛泽东与杨尚昆谈话记录的相关部分（括号内除注明外，均为笔者所加）【注15 《杨尚昆日记》第100页。】
1、如何处理高岗请求去杭州于毛泽东面谈的问题？
杨尚昆汇报刘少奇等人提出的“四个方案”：
（1）（高岗）去杭（州）——不好处理。
（2）主（席）回（京）——也不好处理。
（3）由主（席）指定书记处谈话，组织（出面），目前太重，也不好处理。
（4）主（席）指定刘、周与（高）谈，小平可参加，陈（云）不参加为好。
具体提议：如主（席）同意第一方法，请回（复）高（岗），并告刘（少奇），周（恩来）：来信已转，（高岗）不必来（杭州），委托什么人（与他）谈。
毛泽东确定同高岗“谈话方针”：
听他说，避免“对质”。
按决议精神“自我检查”。
对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
（高岗）应作检讨，一次不好，二次可说；这次不好，以后可说。
小平可以参加。
2、对于会议可能发生的情况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