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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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挑拨离间”和情报问题
“l946年l、2月间，苏联派了一个上校到宾县注 【6 北满分局驻地。】传达莫斯科的意见，要我们转告中央。他说现在东北有两派，一派执行毛主席、斯大林的路线；一派反对这个路线，是骑在树枝上砍树，自伐其木。我说了毛主席在1945年12月28日的指示；讲了退不退出城市的问题。那时感到东北城市很重要，和苏联红军有些不一致的地方。这个我讲了，本来应该请示中央的，没先请示，这是极大的错误。但这不是挑拨离间，也不是给洋人送情报。”
“1946年到1947年，哈尔滨总领事儒洛夫廖夫自齐齐哈尔回来，在哈尔滨林彪家里，说李富春在齐齐哈尔有反苏言行。我和林彪、陈云三个人一齐质问他：这是从哪里来的谣言？并申明李富春是我党的重要领导干部，他跟中央完全一致，对苏联十分友好，根本不会反苏，绝没有反苏言行。儒洛夫廖夫和我们吵了一顿。他还说李立三在执行小组说了撤机器的事情。林总讲，我们批评了立三，他已承认错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1950年，毛主席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为了表示对中共中央、对毛主席的完全信任，把那些挑拨中苏关系的失实电报和柯瓦廖夫给苏共中央的信一并交给毛主席，说‘这是我们的蠢人干的蠢事。’”
如果柯瓦廖夫的材料真是高岗提供的，毛泽东看了以后，从l950年到l953年，为什么不但没有因此而批评或处分“里通外国”、“挑拨中苏关系”的高岗，反而对他倍加信任重用？l953年6月，贝利亚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为什么还会派高岗代表中共中央去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紧急通报？
其实，据参加座谈会的人讲，周恩来在座谈会上宣读了柯瓦廖夫给苏共中央的这封信，内容是说中国有亲苏派和反苏派等，信中并未说明材料来源。周恩来读完信以后说：柯瓦廖夫怎么知道这些情况？就是高岗说的嘛。
高岗自己的说法是：“l946年前后，我们发现苏联在东北有40几部电台搞情报，其中有些是国民党特务打入苏联内务部，又被派回东北收集情报。那时苏联内务部在我东北各地建立了不少情报组织，其成员绝大部分是地主或倾向于国民党的人员。他们给苏方提供了不少对中共不利的失实的情报，其中就有所谓‘中共在东北的大多数中央委员是反苏的’、‘对苏联不友好的’之类。苏联内务部和情报部门都曾收到过这些内容完全失实的电报。对他们的这种做法，当时北满分局领导人——陈云、林彪和我，曾一起正式向苏联领事儒洛夫廖夫提出意见，明确指出他们的情报不真实。”
“l953年我去莫斯科时，苏共领导人马林柯夫特意对我说：那些挑拨中苏关系的失实情报就是贝利亚干的坏事。当时的翻译就是毛主席的翻译师哲。回国后，我马上就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汇报。如果真是我提供的情报，苏共怎么会当着师哲的面‘揭穿’我，我又怎么敢向中央汇报，敢把所谓‘与高岗有关的材料’送给中央呢？这些情况都有案可查的嘛。”
（四）关于柯瓦廖夫
座谈会上，有人质问高岗向柯瓦廖夫泄露中共党内矛盾的情况，说刘少奇的坏话，说刘少奇打击他，等等。现在一些书刊也大谈此事。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柯瓦廖夫是l947年到东北的，名义上是中苏铁路的苏方代表，实际上是苏联在东北的专家总顾问。l949年12月回国，以后没有回来。
高岗回忆说：“当时，东北局由我负责与柯瓦廖夫联系。他曾经跟我谈起：‘斯大林把东北的大城市交给蒋介石，不给你们，是要你们把力量组织起来抢天下’”，“他还问过苏联红军占领东北以后，中共干部到东北的情况、东北工作方针的分歧情况，以及李立三在执行小组说过一些不利于中苏关系的话的情况等。”
“关于东北工作方针的分歧，我说确曾有过，彭真、林枫的确有错误。但l946年7月l日以后，中央改组了东北局，林彪负责，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柯瓦廖夫又问我：李立三在执行小组说苏军撤机器，外国报纸登了，李立三讲了这些话没有？我说，李立三的确讲过苏军把东北的机器设备拉走的事。林彪、陈云和我都批评他了，他承认了这个错误。其实，当时好多人都对苏军的这种做法，特别对个别苏军士兵强奸妇女的事件很不满意。但苏联出兵东北，总的来说是好事，对东北解放是有贡献的，所以，我们当时教育干部党员和群众，要顾全大局，正确看待苏军出兵的问题。”
“我这些话是l948年冬讲的，当时没有得到中央的指示，后来，1949年春，我到西柏坡时，把情况报告了毛主席。”“这些情况，林彪和陈云都知道，怎么说我是挑拨离间，给苏联人送情报呢？”
那么，高岗是否让柯瓦廖夫给斯大林带过信呢？高岗的确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但这封信是经过党中央，而不是让柯瓦廖夫带给斯大林的，和传达情报毫无关系。
那是在1949年夏初，高岗访问苏联之前，曾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内容是介绍东北战后恢复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希望苏联在设备和技术上给予援助。他当然不会自己写这封信（他不懂俄文），而是由张闻天亲自起草、翻译的。这件事，张秀山、张明远、陈伯村等人都知道，并且，这封信经过东北局讨论通过以后，报送中央审批。不久，高岗与刘少奇一起访苏，东北同苏联达成了l2个月的易货贸易协定，这封信可能起了积极作用。
“我到北京以后，阿尔希波夫（苏联总顾问）提出关于劳动工资的建议，我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财经会议刚结束，他问中央的分工情况，我谈了一波的新税制问题和农村互助合作的问题。这些事，应该请示中央，由中央统一答复，而自己擅自讲了。”
总之，高岗在与苏联的交往过程中的确有错误，他作了检讨。但这些是否能构成“里通外国”和“挑拨离间”之罪呢？
（五）李越然的揭发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一件事，认为有必要向读者说明，近来，有些书刊登载李越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揭发的所谓高岗与捷沃西安关系问题的材料。因为李越然是高岗与捷沃西安会见时的翻译，所以他的回忆揭发似乎很有分量、很可信。
关于同捷沃西安的鞍山之行，高岗认为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在反省时根本没有提到。李越然在1954年中央高干会揭批高岗时，也没有揭发，而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才揭发的。
他在揭发材料中说到，1953年5月（应是12月），高岗陪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去鞍山的路上，曾对捷沃西安说，他的意见在党内得不到支持，中央有人反对他，要捷沃西安回去报告苏共中央，暗示要借苏联的压力排挤刘少奇。李越然同时还揭发伍修权包庇高岗，跟高岗是“同伙”。
事实怎样呢？
1953年12月中旬，捷沃西安来华参加鞍山无缝钢管厂等三大工程竣工投产典礼。鞍钢三大工程是当时苏联援华的标志性项目，双方都很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岗作为国家副主席、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主管工业工作的负责人，无论从职位上，或是从工作性质与工作范围来看，陪捷沃西安去鞍山，都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这件事，高岗和李富春、贾拓夫早在12月17日就已经商量决定了。
1953年12月24日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的团结问题。在这次会上，毛主席把高岗的问题端了出来，说了一番令高岗心惊肉跳的话。 【注7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说：“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凤，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水。”他没有点出这个“别人”是谁，但他用“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可罗雀”这句话作了暗示。】
第二天，12月25日一早，高岗怀着尴尬不安的心情，陪同捷沃西安踏上东去的列车。同行的除赵家梁外，还有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翻译李越然和计委委员兼秘书长马洪。
捷沃西安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不是苏共中央的领导人。高岗即使真的有什么话，也不可能向他说，更别说什么政治上的机密。再说，当时在车上
会见时，不仅是高岗与捷沃西安两人和翻译，还有其他三个人在场。这样出格的话，高岗就是真的想说，也不敢当着这些人的面说。更何况毛泽东刚刚端出高岗的问题，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处境十分不妙，正忙着想去沈阳“擦屁股”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心思“借助苏联的威力来排挤刘少奇”！后来经调查，伍修权、马洪和赵家梁都明确否认高岗谈过有关我党中央和刘少奇的事。
七、生活作风
高岗承认自己在私生活方面确实犯了极严重的错误。这主要发生在东北解放以后的那几年。但他毕竟是中央的高级领导人，总要有所顾忌，不可能那么明目张胆。
事实上，初到北京后的一段时间，他比较谨慎，1953年6、7月以前，他从没在家里举办过舞会。一般都是去参加中直机关在北京饭店举办的周末舞会，去的人都是一些中央首长。一般周总理一走，大家就走了，高岗也就早早回家。他在中南海只跳过两次舞，有时观看文艺演出；去过两次计委的舞会。
后来，罗瑞卿和肖华对赵家梁说，要照顾好首长，要调剂好他的工作和生活，不要总是忙工作。“首长的文艺生活要组织好，你这个秘书不管不行啊。”肖华还表示可以从军队文工团找乐队和舞伴。从那以后，周六晚上才在东交民巷八号办舞会。一些书中描写他在舞会上公然拥吻舞伴，把总理气走了。还说高岗竟然把舞伴带到楼上去了。这怎么可能！当时李力群、秘书等都在场，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一个高级领导人，总还要顾全一点自己的形象吧。
高岗确实通过舞会结识了一些女性，并与个别人产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但是，绝大多数与高岗有不正当关系的女性并非来自舞会上，而是在工作、生活中经常交往的女同志，真正在舞会上认识的只有一个。再说，当时保密工作很严格，也不允许他在外边随便找女人。
李力群向周总理反映过关于选派年轻女孩子到高岗家里当舞伴的事，总理批评了这种做法。
高岗的生活作风问题，当时也引起他身边工作人员的反感与不满，并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
高岗检讨时说，生活作风腐败的思想根源由来已久。早在西安时，他看到省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常去逛妓院，他们认为当时环境险恶，说不定哪天就会掉脑袋，应该及时行乐。这种思想对他的影响极坏。开始时他很惊讶，后来也曾随他们去过几次。l934年l月，在一次战斗胜利后，他因奸污妇女而受到师党委严厉批评和处分。以后“在蒙古地工作，一片黄沙地，天天刮风，跑来跑去，无人监督，几乎每到一处，都有女人相陪，生活确实腐化。”当时他思想一度悲观消极，认为，反正不是被敌人杀死，就是被“左”倾路线的人整死，过一天算一天。从那时养成放荡不羁的恶习。到延安以后，他见到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在生活上不检点，他的恶习非但未得纠正，反而有所发展，特别是当他位高权重以后，一些干部投其所好，为他提供方便；一些女孩子也情愿以身相送，他也就越发地不可收拾了。
近几年，一些“作家”打着揭发高岗的幌子，大肆渲染，甚至胡编滥造其生活腐化的“细节”极尽低级下流之能事，以求掩盖高岗事件的政治实质，误导读者。笔者以为，高岗在生活作风方面确实犯有极为严重的错误，反映了高岗个人的思想道德品质与一个中共党员相差甚远。但高岗事件的核心实质决不仅仅是生活腐化问题，这只是他诸多错误中的一个方面。而且生活腐化也绝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现象，腐蚀人们的灵魂，败坏党的声誉。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在重复这样的错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断送了多少党员干部的前程！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八、写下违心之词
高岗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及危害性的认识，与中央的结论相距甚远。他反复说：“议论和反对刘少奇的不只我一个，要把刘少奇拉下来的夜不是我一个人，而且主要的不是我。现在统统压在我一个人身上，非要叫我承认有野心，要“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不可，真是冤枉！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呀！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一直到1954年4月2日，他在反省中根本没有说到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及有野心的问题。
高岗心里明白，不作一个“像样的”检讨是过不去的，总这样顶着也不是办法。或许，如果把毛主席这些年来对他讲的有关刘少奇的话，让他办的事，以及陈云等一些中央的自由主义者对他说的话统统都说出来，自己就能解脱？……不行！这样不但会伤害毛主席，伤害许多好同志，我自己也未必就能有好下场！与其这样，不如干脆什么都不说，就由我一个人承担吧……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争取赵家梁的帮助，搞一个能过得去的检讨吧。
斟酌再三，他最后写下：
“极端的个人主义发展到实质上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达到自己做主席唯一助手，将来当领袖的个人野心欲望。”
在这里，只要细心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他话中有话。 “实质上”、“企图、”“达到”、“将来”、“欲望”都是虚拟、假定之词，联系到他对林彪，对陈云、周恩来等人一向十分崇敬这个事实，不免令人怀疑，他怎能撇开他们几个，自己去当毛泽东的“唯一助手”呢？既然不可能，那么，这就是违心之词了。
说到错误的性质和危害性，高岗在反省稿的“破坏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破坏党的统一，混乱党的思想，腐蚀党，削弱党的战斗力”这一句后面，又加上“实质上已经变成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做了敌人所希望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