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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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100万次的，叫655。做好了以后规定，不是八级工，不许碰它。磁盘专门有一个空调，老出毛病，刚研制好的时候，进机房脚步重一点儿，它就出毛病了。那时所里的研究环境非常好，最容易出成果。
后来的实验都证明，九次计算的结果是正确的。
发愤苦战的岁月，也正是全中国极度饥饿的时候。在所里，有时候干到深夜，忽然见一个同事拿出几个火烧，大家便一哄而上乱抢起来。年纪稍大的邓稼先忍了半天，咽着口水说，你们吃，也给我留一小块吧。饥饿往往使一切身份失态。在当时，抛开信念，仅从生理角度讲，能填饱肚子，便是最大的愿望，也是最大的满足。直到第二天上班，大家还在津津有味地谈论着那几块少得可怜的火烧。似乎虽然不能经常吃到火烧，但仅仅从嘴里多说几遍，便能满足那种饥饿难耐的欲望。
1959年的三八妇女节，食堂只给女同胞会餐。饥肠辘辘的男子汉们闻着食堂飘出的香味，止不住一个劲吞口水。其中一位忍不住感叹道，唉，今天我要是妇女就幸福了！邓稼先一听，说不出话来。临到下班，他对满屋子的男人们说，走，我请客。办公室里顿时一片欢呼。到了城里，邓稼先花了十元钱，众人在饭馆里狼吞虎咽，猛吃了一顿。
1962年9月，九所提交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初步理论设计方案。
第74节：第二十章 狼爪子伸到了被窝里（1）
第二十章狼爪子伸到了被窝里炮轰学在中国还是空白—— 做成第一块聚焦元件：坐标一号—— 一个窝头两个人分着吃——“从振兴民族这一点来说也要干好”—— 两个方案的争论—— 事实说话，民主决策——以陈能宽方案为主取得成功—— 王淦昌方案后来也做成了爆轰物理试验研究，有两个目的，首先是验证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对部件进行动态考核，从理论与实验结合上来完成和完善理论设计；其次是要靠试验来解决原子弹研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摸索产品设计的基本规律和各种参数的设计方法，解决理论计算无法解决的科技问题。
1960年1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九所同当时还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列杰涅夫商定，开始在工程兵科学实验场一角建设小型爆轰实验场，代号为17号工地。实验场位于燕山山脉的长城脚下，曾经是一片古战场。4月上旬，当试验场工程正在紧张修建时，为了抢时间，吴永文就领着人马在临时工棚里开始了试验。参与初期爆轰试验的孙维昌说，我那时刚到二机部报到，宋任穷从苏联一回国就来看我们，说是苏联靠不住了，中央决定自力更生。我当时任二室副主任，陈能宽任主任。我主要分管炸药成型工艺的研制工作。吴永文副主任先到西安抓雷管研制工作。一开始，我领着二、三组的同志消化苏联设计二分厂各子项的资料，提出了一些疑难问题，请苏联专家答疑。可是，凡涉及到工艺、炸药、材料等方面的技术问题，苏联专家都是一句也不讲。我们当时通过总参借用工程兵的试验场，叫17号工地，在官厅水库那边，加工工房才刚开始建，但上级要求我们五一节前一定要拿出炸药柱，打响第一炮。看样子五一节以前工房还交不了工，我们只好搭起帐篷做工房，在帐篷里搞注装炸药。那时我们国内就两种注装炸药，主要的单质炸药一个是TNT，再一个就是黑索金。容器都必须用铝和铜的，不能用有色金属的。那时候没有啊，我们就到新街口商店去跑，买那些铝盆铝锅铝勺什么的。熔药桶是两层的，夹一层，中间要通蒸气。我们在车间焊接这个熔药桶时没有模具，就想了个笨办法，用牛皮纸把它卷成圆筒，然后把炸药熔化以后装在圆筒里边，成了。4月份的一天，上游又是大风又是大雨，下来一场山洪，把我们的帐篷工号都冲掉了，我们刚焊接好的熔药桶也都给冲到了官厅水库，去找回来一看，全碰坏了。大家心里难受，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只好重新搭起帐篷，不分白天晚上，在那从头开始搞。到4月底的时候，我们终于做出了两三发药柱，打响了第一炮。随后，边生产边研制出各种不同规格的炸药零部件，满足了四、五组同志做爆轰试验的需要。在这期间，我们上了混合炸药，要求爆速高、能量高、密度大。这个时候就遇到一个要解决质量上缩孔的问题。药柱不能有缩孔，也不能有裂纹。我们加工车间条件不具备，做不了那个球，因为球模具要求精度很高，特别不好做。我说我回我们厂子去吧，回娘家求援去。回到我们厂子，把情况一说，厂长书记二话不说就给了两套小球模具。我本来跟他们说明白了，我们该交多少钱就交多少钱，但他们一听我们是搞这个东西的，不要钱，白送。
爆轰现象的发现可追溯到1881年。中国是黑火药的发源地，有许多应用进展，但以高能炸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爆轰学，在中国一直都是空白。当时为爆轰实验提供炸药部件的工程师张寿齐说，爆轰试验开始时，熔炸药用的蒸气锅是在护国寺买的一个普通的茶水炉，熔药桶是从工程兵借助来的，用马粪纸做的药模代替金属药模，用人工搅拌代替机械搅拌。蒸汽熔化的炸药气味刺鼻，毒性大，帐篷里满是雾腾腾的粉尘和蒸汽，让人窒息，但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尽快搅拌，只有这样，炸药部件密度才能均匀。靠这些土办法浇铸出了第一批炸药部件。17号工地那里正好是个风口，一刮风，就沙尘呼啸，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夏天冰雹有乒乓球大，能把羊打死，冬天接雷管启爆线要不断跑到工号去烤手，否则手冻僵了，接不上。
第75节：第二十章 狼爪子伸到了被窝里（2）
刘文翰1960年从北大数学力学系毕业后，于9月份到九所报到。按那时的规定，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先要下放劳动一个月，刘文瀚下放的地点是在顺义县。虽然是强度很高的体力劳动，但粮食定量却一下子从36斤减到28斤，有些同学饿得不行，只好到地里捡老百姓摘剩下的豆子，打兔子，挖老鼠洞。挖老鼠洞并不是为了吃老鼠，而是可以从洞里挖出好多粮食来。一个月后，刘文瀚来到了二室主任陈能宽手下，搞爆轰试验。
刘文瀚说，过去有这样的说法是不妥当的，说美国搞原子弹用了多少年，苏英法用多少年，意思是中国用的时间短。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是1943年成立的，到1945年爆炸用了一年七个月，而我们从1960年到1964年用了4年。美国是从无到有，响不响从来不知道，而我们是知道了肯定能响，并且也多少知道一点怎么把它弄响，因为苏联专家讲过一点基本的东西。搞科学就要有科学态度，只凭时间，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说到当时搞爆轰试验这个事，爆轰属于流体力学里面的不定长运动，当时国内没有教材，国内专家只有郭永怀一个人，我们刚开始提出的口号是边干边学，干成学会。那个时候我们自背行李，冬天两床被子两床褥子都要背着，打一个很大很大的行李卷，坐公共汽车，中间换一趟车，到西直门火车站，在东华园下车。一下车就发现塞外情况跟关内不一样，黄沙扑面，有时没车接，自己要扛着行李卷迎风走20里地。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军营，一共有二三十人在里面住，三张大通铺，每人不到二尺铺位。一天只吃九两饭，还不够我一顿吃的。我们的同事有的能吃二斤炸油饼，长期挨饿，不知道饱饿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走六里地去试验场。
刘文瀚说，试验场有一个碉堡，山上还有烽火台。我们是搞启爆元件的，原子弹要用炸药来引爆，要实现同步启爆，一块往里压，才能把里面的核材料从亚临界状态压到超临界状态。核武器的原理一般的都知道，两块铀…235都是亚临界的，对在一起就是超临界。两块一对，接触的部分能量非常大，马上就推开了，核反应就马上停止了，你必须把这两块压在一起，让它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后边就靠炸药来推，这就叫枪法式，美国投在广岛的原子弹，就是枪法式的。它的结构简单，但是核材料利用率太低了。美国还在长崎扔了一颗内爆压紧型的，核材料利用率就要高得多。必须在一个炸药球面上同时启爆，这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完全靠计算算不出来，只好从试验入手，当时我跟陈能宽一起做这个工作。那时只有两台上海出的手摇计算机，我手摇计算机的技术是相当过硬的，后来我练得比电动计算机速度可能还要快一点儿。第一块聚焦元件是陈能宽起的名字，叫坐标一号。这个坐标一号聚焦元件真正是中国自己的，而真正攻关的，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代年轻大学生。第一次试验就证明，通过坐标一号聚焦是可行的。不过，当时在我们九院内部也有争论，因为这个问题在国外现成的资料里没有人给出现成的解法来。王淦昌认为这个问题还要探讨一下，陈能宽坚持可以走这条路。结果第一炮做试验就证明这条路是可通的，这是一个跃进。虽然没有达到坐标一号各个部位同时打在球面上，但说明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陈能宽是留美的博士，人特别好，有一次我们晚上算数据算得非常晚，一直算到午夜，他家在这，他也没回家。我倒没关系，因为我住单身宿舍，我可以陪着他算。那时候是饿着肚子算的，到半夜陈能宽感到有点儿疲劳了，我也疲劳了，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窝头来，说这个是我晚饭省下的。他拿窝头分给我一半，说吃吧吃吧。我当时还不好意思吃，因为粮食定量那么紧张，人家陈能宽是很有名望的专家。他说不要客气，吃完了咱们还得算呢。结果吃完了以后又算，算完了大概是第二天了。陈能宽说他1947年出国的时候，轮船上所有不文明行为的警句，像不许随地吐痰不许大声喧哗之类的警告，都是用中文写，他挺生气的。那天他想去理发，船上的理发师说没时间，后来别人告诉他其实是不为有色人种服务，可是日本人例外。陈能宽说国破方知人种贱，他说咱们这事儿一定要干好，从振兴民族这一点来说也要干好。
陈能宽是在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毕业的，原来学的是矿冶系，1947年到美国耶鲁大学，学的是物理冶金系，随后在耶鲁大学念完博士学位，当时他做的毕业论文更多的是偏向金属物理，即所谓金属单晶体的换型形变工作。1950年他本就想回来，但是由于发生了朝鲜战争，中美关系紧张，中国留美学生回来很不容易，所以很多人在那时都没有回来。在美国留美的中国同学组织了一个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尽量争取得到美国社会上的支持。当时是麦卡锡时代，美国搞了一阵子反共排华，最后还是周恩来在日内瓦谈判，双方交换平民他才回来。
第76节：第二十章 狼爪子伸到了被窝里（3）
陈能宽说，1950年我拿到博士后，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美国不让中国留学生回来。我在学校和西屋电气公司工作了五年。1955年解禁以后，一大批留学生都回来了，从香港进入深圳，当时那里还是个小村子，但是感觉特别亲切。回到中国后，我先是到了中国科学院的应用物理所，1960年去苏联考察了三个月，回来以后到金属所，没呆多久就到了九所。我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去哪儿了，科学院也不知道。只知道一些信箱啊什么的，转来转去的。那对我老伴怎么说呢，就只告诉她我现在调到一个保密单位，做什么工作不能跟外面讲。一开始到了九所，他们总要交代工作吧，哈，他不直说，绕弯子，只告诉我是做原子能在国防中的应用，那我自己就猜吧，可能是做这方面的工作。在当时，“原子弹”这三个字儿是不能讲的。本来我的专业是材料方面的，我跟领导说我没搞过，怕干不好。不记得是李觉、朱光亚还是钱三强，当时听我一讲就笑了，说你没搞过，中国谁搞过啊？你现在就主要做爆轰方面的工作。我这时也只好改专业了，国家需要嘛。不懂怎么办？边干边学，能者为师。利用自己过去掌握的一些基础知识，采用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查文献，分析问题，跟大家逐步学习。王老王淦昌当时管我们二室，他非常支持研究和试验，但当时他也对坐标一号这个方案有点儿怀疑。坐标一号只是其中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当时困难还很多，那么，方向是不是对，能不能达到聚焦目的？究竟该选哪一种方案？下这个决心不容易，要说服这些领导拍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王淦昌来到九所后，分工主管爆轰试验工作。在陈能宽提出坐标一号聚焦方法之后，他提出的是另一种聚焦方法——炸药透镜法，即用高低爆速炸药透镜把分散的球面爆轰波调整为平面波，再使爆轰波从平面变成向心聚焦波。按道理讲，这种方法肯定能够实现爆轰聚焦，没人怀疑。后来经过调研，了解到美国当年投到日本的胖子型原子弹就是这么做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符合要求的高低爆速炸药的及时研制成功。多路探索是原子弹技术攻关时的常规做法。九所领导对两种爆轰聚焦方法都很重视，都给予人力物力上的支持。然而，在技术途径的选择上，专家之间仍然存在分歧，有时争论很大。对此，二机部党组研究后认为：对哪一种主张都不能压，对专家们的分歧要进行疏导，要根据实际科研工作情况，依靠专家集体讨论决定进退和取舍。据此，所领导组织力量对两方面的攻关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启爆元件聚焦研究打一炮有一炮的收获，进展较快；炸药透镜聚焦研究进展也不错，但因高低爆速炸药研究难度比较大，存在不少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7月，由九局副局长郭英会主持召开聚焦技术途径决策讨论会，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等所领导和科学技术专家以及具体负责研制任务的科研人员参加了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在认识基本一致的基础上确定：产品内爆聚焦方式，以启爆元件聚焦研究为主攻方向，炸药透镜聚焦研究为辅。
1961年下半年，启爆元件聚焦研究继续获得进展的同时，高低爆速炸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