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凋天龙游记-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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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一些大学者尤其重视诵读的作用。南宋思想家、教育家朱熹的读书方法被其弟子归纳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等六种，至今仍有很大影响。他主张：“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如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南宋…张洪《朱子读书法》）明代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在《教约》中规定了蒙学教读诗歌的具体方法：“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䌷绎反覆，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凡习礼歌《诗》之数，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则知所施矣。”（《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后世所传的《王文成公训蒙教约》也规定有同样内容。清代政治家、学者曾国藩非常重视诵读，他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就曾特别强调诵读诗文的方法和益处：“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曾国藩文集…书信二》）
古代的诗歌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富有音乐性，非常适合诵读。格律诗讲究韵律和谐、平仄相对、隔句押韵，具有音乐美、节奏美、音韵美，只有通过诵读才能品味出诗歌艺术之美。古代学者非常重视蒙学诗歌教育，曾编写了许多供学童讽诵的诗歌读本，其中，《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是古代最著名的蒙学诗歌教育读本。在学习诗歌方面，古人尤其强调熟读成诵，“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是古人十分推崇的读书方法。此外，诵读诗歌有利于培养良好的语感和韵律感，对于作诗帮助很大。
古代诗歌教育也同样重视写作训练，传授作诗的方法和技巧也是诗歌教育的任务之一，模仿练习是古代学子学习作诗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法。随着诗歌艺术的发展和各类诗歌体裁的不断出现，随着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和影响的扩大，随着历代统治者对“诗教”的重视和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形成，吟诗作赋已经成为文人士子的必备能力，能否作诗已经成为衡量文人文化素养高低的一把标尺。因此，学习作诗往往是古代文人从学童阶段就开始从事的一项基本任务。魏晋南北朝时期，学习诗文写作已成为社会时尚。学童就开始学习诗赋写作，他们或仿写，或命题写，或参加笔会，写作训练比较自由。南朝时期的学校教育尤其重视骈文和诗歌的写作训练，要求学生写作诗文时要学会用典，讲究双声、叠韵、四声和修辞。谢灵运、吴均等诗人的作品成为当时文人士子模仿的对象。
自隋唐实行科举取士以后，吟诗作赋已经成为文人士子的基本功。唐代实行诗赋取士后，学会作诗、写出好诗成为文人获得科举功名的台阶，因此，学习写诗是学子的首要任务。在学习写诗过程中首先要进行声律、对仗、集事等单项训练。属对在唐代很受重视，对作诗有很大的帮助。唐代学习诗歌写作的方式有自由作诗、命题作诗和多人联句等方式。自由作诗是最普遍的方式。命题作诗是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的方式，在一些私人聚会和官场聚会中也常常要作命题诗。联句是诗歌写作中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朋友聚会时往往用联句形式来纪事、咏物、送行、赠人、寄人、怀人等，题材相当广泛，对于学习作诗有很大激励作用。
两宋以降，作诗填词已成为文人的日常事务，而声律对句则是创作诗词的基础技能。在宋代的蒙学中，属对是基本的必修课程，属对和韵律训练是基本的语言文字训练。学习作诗是蒙学的一项基本内容。蒙学中学习作诗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填诗，二是模仿。朱熹说：“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九《论文》上）严羽在《沧浪诗话…诗法》中说：“学诗有三节：起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而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由此可见，宋代文人在学习写诗上已经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清代蒙学的写作训练较以前又有新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训练程序和方法，一般程序是：属对——作诗——作文。学者王筠的《教童子法》对蒙学识字、写字、读书、属对、作诗、作文等方面作了较系统的论述，为了充分发挥学生在作诗作文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提出了“以放为主”的原则，要求学生多写多练。王筠还主张蒙童教育应循序渐进，即学生在有了识字、阅读、属对的基础后，再开始学习诗文写作。清代龙启瑞曾制定过一份古代儿童课程表，“每天……晚上练习作对，灯下读古诗，隔日学写诗，逢三、八日作文，逢初一、十五作史记诗赋。”可见清代蒙学阶段诗歌写作训练是比较频繁的。
蒙学阶段教蒙童属对是写作诗歌的基础，属对是一种集语音、词汇、语法、修辞、逻辑于一体的综合性基础训练。为了适应人们学习作诗填词的需要，训练学子掌握声律对句技巧的韵文类读本代代不绝。自唐代之后，出现了许多教授学童学习声律对句的启蒙读物，如李翰的《蒙求》、王令的《十七史蒙求》、司守谦的《训蒙骈句》、李渔的《笠翁对韵》、车万育的《声律启蒙》等，都是为帮助学童学习声律对句而编写的启蒙教材。
古代文人学诗、作诗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往往是一辈子都要不断进行的工作，任何人都不能希冀“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即使在接受教育阶段，古人学诗、作诗的过程也往往是在学习中不断写、在作诗中继续学，学诗、作诗往往是交叉进行的，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状态。古代诗歌教育将读诗与写诗相结合，使得文人从幼年起就一边学习读诗、一边开始学习写诗。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中强调：“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清代也流行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说法，可见读诗与写诗的关系多么密切！曾国藩在写给曾纪泽的信中特意强调读诗与写诗的关系：“凡作诗最宜讲究声调，……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曾国藩文集…书信二》）
由此可见，在古代诗歌教育中，熟读成诵是学诗的基本功，读写结合是学习诗歌的有效途径。中国古代有许多神童诗人，他们之所以在儿童期就能成名，是因为他们自幼就接受了系统有效的诗歌教育，尤其是诗歌读写方面的训练。从魏晋南北朝到清代末年，中国诗歌史上曾经涌现出许多早慧的诗人，有男有女，他们往往在十岁左右就以诗文闻名于世。如东晋的谢道韫、南朝的范云、任昉、徐勉、王僧孺、张率、刘孝绰、王筠、徐悱、梁简文帝萧纲，唐代的徐惠、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张九龄、王维、刘晏、李泌、白居易、元稹、李绅、李冶、薛涛、李贺，五代的徐铉，宋代的王禹偁、晏殊、黄庭坚、杨亿、汪洙、李清照，辽圣宗耶律隆绪，金代虞仲文、王庭筠，元代刘因，明代杨慎、黄峨、夏完淳，清代王士祯、赵翼、恽珠等。这些诗人天资聪颖，而且很早就开始接受良好的诗歌教育，从他们的事迹中，更容易看到诗歌教育的显著成效。其中一些人的身上还被种种传说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如李泌），其实，在神秘的光环背后往往是勤奋的学习和艰苦的努力，只是这些勤奋与努力不为外人所知而已。神童诗人的成名，恰恰说明了诗歌教育的重要作用。
六、蒙学非常重视韵文教育并取得巨大成效，形成了从学习识字到学习作诗的系列教材。
在蒙学阶段重视实行韵文教育是古代语文教育的一条重要经验。由于汉字特有的音节和声韵特点，汉语韵文具有句式整齐、音韵和谐、易读易诵、便于记忆的优点，而儿童具有爱听故事、爱大声诵读的一个特点，因此，古代的低幼教育基本上都是韵文教学，从三言到四言，再到五言、七言，非常符合儿童的认知规律。
我国历来有大学者为儿童编写蒙学韵文教材的好传统，如李斯、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周兴嗣、刘克庄、朱熹、方逢辰、王应麟、吕坤、李廷机、萧良有、李渔、车万育等，因而古代语文教育史上产生了许多韵文教材。汉语韵文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诗歌，而诗歌与其它韵文形式并没有很大区别；尤其是那些句式严整的韵文，即使称之为诗歌也无妨。因此，采用韵文形式编写蒙学教材，是中国古代诗歌教育的一种特殊方式。
古代蒙学韵文教育的主要内容有识字、属对、声律、自然常识、历史典故、百科知识、社会经验和伦理道德规范等。其韵文读物大致可分为五种：韵文识字读本、属对用事读本、韵文百科读本、伦理道德读本、韵文历史课本等，如《急就篇》、《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蒙求》、《十七史蒙求》、《训蒙骈句》、《龙文鞭影》、《笠翁对韵》、《声律启蒙》、《名物蒙求》、《幼学琼林》、《增广贤文》、《鉴略妥注》等。这些知识都与作诗有密切联系，属对、声律、用典还是作诗的基本技能，因此，这些读本都是古代诗歌教育的辅助教材。
实际上，古代的韵语读物明显具有诗歌的形式和特点，其中一些与诗歌并无两样（如《鉴略妥注》）。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即使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称之为诗歌似乎也并无不妥，因为这些识字读本要比当代许多所谓“诗人”的所谓“诗歌”更像是诗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韵语读物也是古代诗歌教育的基本教材。
自唐代之后，这些韵文读本形成了从学习识字到学习作诗的系列教材。正是这些读本，为唐代以后的文人学诗、作诗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些读本和诗歌选本的影响下，自唐代之后的各个朝代都出现了成千上万的诗人和数以万计的诗篇；其中一些诗人的名篇流芳千古，不仅陶冶了一代代文人的情操，成为一代代文人学习作诗的范本，而且已经融化为中华民族的血肉和民族精神，成为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在世界文化之林里大放异彩。
奇闻逸事集 014 康熙的第二项大罪闭关锁国
《康熙是千古罪人论证之一：康熙使火器发展停滞》，此文则是探讨康熙的第二项大罪：闭关锁国。
清朝政府闭关锁国，可以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外国人进入中国有极严格限制；另一方面，则是不允许中国人到外国去，不论是经商或是其它事务，不允许移居国外的中国人和国内建立正常的联系等。我所看到的讨论满清闭关自守的议论以第一方面为多，但从深层次上观察，中国人到海外去，尤其是有文化修养的、或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出海，在商业贸易或其它事务中取得一席之地，去直接了解世界大势，则更为重要。本文主要讨论第二方面。
在实行闭关锁国，特别是实行不准中国人出国这一禁锢方面，康熙有着最重的责任。
在清朝初年，曾进行过极其严厉的海禁。当时，郑成功占有台湾和厦门等地，清政府为了断绝其军需物资、粮食等的供应，实行了严厉的海禁。从河北到广东这么长的海岸线上，沿海三十到五十里范围内的居民都强行迁往内地，海岛上的居民被迫也迁移。不但不许出海贸易，也不许下海捕鱼，甚至连在海边晒盐也不许可，在海边捡点海货，也格杀勿论。
以封锁自己来对付敌人是极为愚蠢的政策，这对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对沿海老百姓的生活，都有着极恶劣的影响，是清初对汉族老百姓的生存影响最大的恶政之一。但这只算是一种战时行为。
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收复了台湾，接着就开放海禁，也允许中国人出海贸易，但是有着极严格的限制。到了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这位被人们称誉不止的“英明大帝”，竟莫明其妙地禁止中国商人到南洋去进行贸易，只允许去日本贸易（当时允许和日本贸易主要原因之一是要从日本买铜，这是铸钱所不可缺的。）虽然雍正及其它皇帝对于海外贸易禁令有所修改，但是，康熙这位圣祖所制定的限制和封禁中国人去海外贸易的原则，在鸦片战争之前，确在贯彻始终，康熙帝对外贸的种种限制依然如故，仍在束缚着对外贸易的发展，继续保持着闭关锁国的格局。
对中国人出海贸易有哪些限制？
首先是对贸易规模的限制，具体体现之一是对海船的大小进行限制。就在收复台湾，康熙帝允许老百姓进行对外贸易的第二年，清政府议准，“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也就是说，出海的不论是渔船，还是商船，都不能用大船。远洋贸易会被这样的限制扼杀，这是不用多说的。对于较近的海外贸易，如去南洋，也只能“小打小闹”，不可能形成规模。反过来，对于外国商人来中国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