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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

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28部分

小说: 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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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去世后,茅盾周围聚集着一些青年作家,茅盾便产生了邀集他们聚会交流的念头。他比照当年的星期聚餐会的办法,考虑到青年人的经济状况,略加改进为:“一、不固定每周一次,可以两周一次;二、不轮流做东,由我固定做东家;三、用撒兰的办法,根据聚餐人数画一丛兰草,根部注明钱数,一般为四、五、六角,这样多数人将抽到四、五角,这种方式比较活泼;四、饭馆为中小餐馆,六七元一桌,自然也就不能轮流去品尝上海名餐馆的佳肴了。”参加这个聚餐会的作家有王统照、张天翼、沙汀、艾芜、陈白尘、王任叔、蒋牧良、端木蕻良等。聚会不预设谈话主题,“大家随便海阔天空地聊,从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文坛动向,文艺思潮,个人见闻,以至在座的某位作家的某篇新作,都可以谈。”聚餐会不固定每周一次,但固定在星期一举行,故茅盾命其名为“月曜会”。

画家陈石遗八十寿辰时,章太炎、李拔可、黄秋岳、冒鹤亭、金松岑、龙榆生、张默君、范烟桥等咸集苏州胭脂桥给陈祝寿。贺客之一的彭鹤濂见状赋诗云:“到此不敢吟,名流皆在座。”

吴梅在《鸳湖记曲录》中记下他所经历的一场盛会:“丙子七夕,啸社同人约禾中怡情社诸君子,会于南湖之烟雨楼,奏曲竟一日夕,凡四十有二折,四方来会者,达七十余人,盛矣哉,数十年无此豪举也。”

上世纪30年代,清华教授有的住校内,有的住城里。金岳霖住城内北总布胡同,与梁思成一家是前后院。他回忆说:“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碰头时,我们总要问问张奚若和陶孟和关于南京的情况,那也只是南京方面人事上的安排而已,对那个安排,我们的兴趣也不大。我虽然是搞哲学的,我从来不谈哲学,谈得多的是建筑和字画,特别是山水画。”

1934年8月,徐悲鸿夫妇游历欧洲、举办巡回美展后回国,接下来在南京“欢宴洗尘,竟无虚夕”。某日戴季陶请客,席上问徐悲鸿:“你有这么理想的一位夫人,为什么要取名悲鸿?”徐悲鸿听了略微一怔,说:“我取这个名字,是在认识碧微之前。”

蒋碧微在中法友谊会供职期间,因工作关系,参加过由外国太太组织的一种联谊茶会,这个聚会每周一次,轮流做东,以闲谈为主。蒋碧微说:“这些嫁给了中国人、具有双重国籍的洋太太们,常常出语讽刺,批评中国,使我听了十分愤慨。有一次,时任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的法籍太太到南京参加这个茶会的时候,听到了那些无聊的话,便使用国语向我说:‘我真不懂,她们为什么偏要说这些?’”

1939年1月,方令孺、宗白华、蒋碧微等11人在重庆发起一个聚餐会,每周一次,固定在蒋碧微家。除这11人凑一桌为主人外,再另请一桌客人,客人每周不同,按专业区分。例如请文学界的,就叫“文学专号”,考古界的叫“考古专号”等等。每聚一次称为一期,每12期为一卷,每卷设一主持人,称“主编”,第一卷的主编自然是蒋碧微。张道藩、老舍、蒋梦麟、傅抱石等都曾被请去作客。蒋碧微说:“小集时宾主非常和谐,谈笑风生,轻松愉快,或则讨论学问,或则评论时局,有时也不免月旦人物,古今中外,无所不及。对于个人的学问见识,都有很大的裨益,不仅是吃吃喝喝而已。”

民国初年,邵飘萍任《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某次他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阁员、府院秘书长等要人。他事先做了精心布置,在隔壁室内预备好电报纸,让两辆自行车守在门外。这些大员们兴致勃勃,无所避忌,酒后吐出很多重要消息。邵飘萍则随得随发,宴会尚未结束,各种消息已电达上海。

吴湖帆寓居上海拉都路时,每月找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邀三四友人来家里小酌,郑逸梅回忆说:“菜肴几碟,都很精美,且酌且谈,尽半日之欢。”

1927年6月1日,王国维到清华工字厅参加国学院第二班学生的毕业宴会,后来有人记述了这一场面:“毕业宴席共设有四桌,所有师生欢聚一堂,大厅里始终弥漫着一种喜庆的气氛,而王国维于就座的那一席却寂然无声,人们已经习惯了他的沉默寡言,所以也没人特别在意。散席时,王国维和平常一样与人一一作别,离开工字厅后随陈寅恪一同散步回家,并顺路到陈寅恪家中进行畅谈。”谁也没有料到,第二天,王国维便自沉于昆明湖。国学院的毕业宴会,也成了王国维最后一次参加的活动。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常在寓所邀友人聚餐,通常是事先发出邀请信,如1935年11月19日,他致信许寿裳:“廿一日下午约士远、兼士、幼渔、玄同四五老朋友来谈闲天,晚上就吃乡下厨子做的便饭,乞兄参加,并不是吃饭,乃只是为谈天计而粗具茶饭耳。如天气尚早拟令家中小孩为照一相,故下午希望早来,但冬天天短,不知大家能来能及否也。”

《文学季刊》的编者为了拉稿和联络作者,1934年1月6日在北平请了一次客,应邀赴宴的季羡林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文学季刊社请客……北平文艺界知名之士差不多全到了,有的像理发匠,有的像流氓,有的像政客,有的像罪囚,有的东招西呼,认识人,有的仰面朝天,一个也不理,三三两两一小组,热烈地谈着话。”

民国后期,梁思成夫妇住在清华园的新林院8号。梁家每天下午4点半喝茶,除梁思成夫妇外,常来的茶客有金岳霖、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陈岱孙等。林洙回忆说:“金岳霖先生风雨无阻总是在三点半到梁家,一到就开始为林先生诵读各种读物,绝大部分是英文书籍,内容有哲学、美学、城市规划、建筑理论及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等。”

李准字直绳,宣统年间曾任广东水师提督兼巡防营统领,参与镇压黄花岗起义。晚年他在天津当寓公,一次宴会与扬州名士方尔谦同桌,方有意戏弄李,说:“今日见一西洋女子裸体画册,有人告我女子之美,全在曲线。”李点头甚表赞同,方接着说:“用曲线女子对直绳将军,可谓工巧。”众大笑,李自知被耍,也无可如何。

14.交游

张宗昌任北京暂编第一师师长时,认识了财政部次长潘复,两人打得火热。潘复在京津都有大宅子,张宗昌每到两地,必以潘家为寻欢作乐之落脚点。有一次张在潘家与其他显要打牌,输出去万余元,被“打立”了,无法付现,更不能一走了之。尴尬之际,潘将其亲信、边业银行经理王琦找来,代为垫付。张对潘非常感激,视为可共患难的朋友。

1927年,康有为来天津见溥仪,住在日租界息游别墅。一日,潘复请康吃饭。康有为早年以变法名世,晚年则以书法名世。他在潘家当众挥毫,凡是来赴宴的客人人手一幅,来者不拒。结果从早8点到晚8点,康有为连续写了12个小时,始终兴致勃勃,毫无倦意。

潘复退出政界后,天津小营门家中仍是一派“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热闹气氛。商震、于学忠、宋哲元、孙殿英等在朝在野的军阀及金融界闻人陈亦侯、王孟钟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偶有家中不宴客时,他便外出消遣。潘本来不抽大烟,由于天天熬夜应酬,体力日益难支,渐渐也染上了烟瘾。

老牌军阀陈调元喜交际,好热闹,出手阔绰。他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时,其南京龚家桥的公馆每天车水马龙。南京政府的大员如张群、顾祝同、张厉生、蒋作宾、贺国光、张笃伦、熊斌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其公馆熙熙攘攘,俨若一招待所。一日,一乡下老头找来,从容地朝里走,门卫问他找谁,对方答:这是我的公馆。门卫说:你弄错了,这里是陈调元总指挥的公馆。老头说:陈调元是我儿子,这不就是我的公馆吗?其时陈父已死,陈母尚在。老头确实弄错了。陈调元事后说:“这才倒霉呢,哪里钻出个爸爸来哩。”

萧乾十几岁时,考进北新书局当练习生,给不少名人送过刊物或稿酬。多年后,他在上海见到鲁迅,问鲁迅还认不认得他。鲁迅定睛看了萧乾好半天后,亲切地笑了起来。

上海书画名家王一亭(名震)交游甚广。他的作品虽有润格,但常有熟人介绍,不付润资,王也一律应酬,只是在下款“王震”两字的上面,加“白龙山人”四字。“白龙”为“白弄”的谐音。

上世纪30年代,段祺瑞定居上海,蒋介石曾登门拜访。段祺瑞的小女儿段式巽回忆说:“那次蒋氏来访,管门的不认识,竟未启大门迎车入内,听任蒋车停在路旁、局促车内坐待。我从二楼遥见似有客至,下楼向仆役询问,接过名刺,则赫然蒋氏。急忙迎入,并扶老父出见。蒋氏向老人先致问候之意,坐定后又对老人的起居寒暖、身体现状及医疗情况等,询问甚详。情意殷勤,言词亲切。坐了一个多小时方辞去。”

曹聚仁从浙江第一师范毕业后,先在上海当了三年家庭教师,后拜章太炎为师。他的交游生活,也就此开始。曹晚年回忆说:“就在《国民日报》那一小圈子中,除了邵力子先生和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诸师,我便认识了诗人叶楚伧、柳亚子、胡朴安诸氏,同时也结识了陈仲甫、戴季陶诸氏和孙中山先生。我还记得亚子先生写了一封信给我,写得非常潦草,他附了一句有趣的话:‘你如不认识的话,我当面念给你听。’孙中山呢,在环龙路接见我们时,因为袁业裕兄多了嘴,他笑语我们:‘你们小孩子,还不懂!’”

韩亮侯留学日本时,有一次去听西洋音乐会,身边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观众,与满堂附庸风雅的阔人们形成鲜明反差。韩不免有些诧异:他的门票是如何得来的呢?散场时,彼此打了个招呼,此人邀请韩到其寓所坐坐,韩为好奇心所驱使,就跟着去了。步行片刻,两人来到一所很讲究的洋房,主人住在二楼,一进门,韩大吃一惊,满壁皆书,书架上摆着许多精巧的玩意儿,屋角有一架钢琴,韩被弄得越发糊涂了。主人随后脱去破衣,换上笔挺的西装,请客人出去吃饭——此人便是李叔同。

1936年5月,弘一法师到青岛讲律,住了半年。其间,沈鸿烈市长和朱子桥将军曾联名请他吃饭,并事先约好时间。弘一法师当日爽约,托人带去一张纸条,上写一首打油诗:“昨日曾将今日期,短榻危坐静维思。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沈看后表情尴尬,有点下不来台,觉着堂堂市长请一个穷和尚吃饭,对方居然不给面子;朱则大喜:“今天得到一件最珍贵的墨宝,收获不小!”

比起弘一法师,拈花寺住持全朗则是另一副做派。他与不少皇亲贵冑、达官显宦、实力派人物如那亲王、摄政王、庆亲王、吴佩孚、张镇芳、孙传芳、卢永祥等都有密切来往。吴佩孚甚至一度住在拈花寺。此外北京银行界、商界的富豪们,也不乏全朗的好友。

法源寺住持梵月也利用寺中开吊、停灵等机会,结交了不少“人物”,每逢这些人光临,梵月必显出无微不至的关照,为他们备好名厨、美酒、鸦片等等,赌博更是这里一种时常消遣的娱乐。

现明和尚任广济寺住持几十年,九度开坛传戒,有统计说他所收弟子在万人以上。当中包括军阀、官僚、政客、地主、富豪、妓女、地痞、流氓等等,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收。如阮忠枢之妾、潘复、张学良、靳云鹏、姜桂题、江朝宗、王怀庆、王琦、王揖唐、潘毓桂、殷汝耕夫妇、荣臻、褚民谊、万福麟、石友三夫妇、曹汝霖、吴佩孚的亲属、袁世凯的第六妾、张宗昌的小妾等等,都是他的皈依弟子。

著名买办雍剑秋曾不惜本钱结交权贵。民国初年,他花7000两银子在德国定购一辆Pvolos卧车,送给了权势人物徐树铮。这是当时北京街头最新款的一辆顶级轿车。1925年,雍在天津英租界旁边的荒地上盖了一个西湖饭店,室内设施极尽欧化,一时鹤立鸡群。张学良到天津时,曾慕名亲临观览,雍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后来,军阀显要频频光顾,雍以招待这些人为乐。商震与雍都是基督徒,过从甚密。他有时来这里一住就是半年,膳宿费在所不计。

1919年前后,载漪一家客居甘州。其子溥僎结识了中卫县县长高景寰、曾任左宗棠幕僚的龚运。三人初系文友之交,后友情日深,有结为异性兄弟的意思。溥僎将此意禀告载漪,载漪沉吟片刻,说:“结拜兄弟要彼此换帖,写上祖上三代的名字……咱上三代曾祖父是道光皇帝。”载漪认为皇帝的名字不能随意使用,只允许三人结为不具形式的口盟兄弟。

张宗昌平时好花钱交友。冯国璋任江苏都督时,陈调元是冯的宪兵司令,与张宗昌有交情。两人一起嫖赌,不分你我。张甚至还出资帮陈娶了上海名妓花四宝当姨太太。后来两人分属的两军在苏北对垒,陈下令把大军调开,让张不费一枪一弹而占领徐州,直迫浦口。

蒋经国善交际,待人豪爽。1945年10月,他和熊式辉、张嘉璈等到长春,与苏联方面谈判接收事项,住在东北外交特派员公署。公署所雇厨师在吴佩孚家做过饭,中西菜通“吃”,拿手的是红烧鱼翅、海参等。蒋经国常在这里设宴,来吃饭的既有张嘉璈、杜聿明、王叔铭、莫德惠等人,也有来采访的记者如中央社刘竹舟、《大公报》吕德润等,还有空军飞行员等工作人员。蒋经国在东北逗留期间,“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酒酣耳热之际,蒋谈笑风生,气氛极为热烈。

1925年,徐树铮到欧洲游历时忽发奇想:推选张謇当总统。他先把风吹到南通。当年11月,徐树铮回国,即到南京拉着孙传芳同去南通访张謇。张对二人设盛宴招待,酒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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