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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

帝国凋零之晚清的最后十年-第23部分

小说: 帝国凋零之晚清的最后十年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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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观点,至今都有人斥之为顽固保守乃至反动,这又是何等的悲哀。(本节观点主要取自于萧功秦:《清末新政时期的立宪论争及其现代启示》)
下一节《二、革命思潮风云激荡》(相信皇汉的同学一定会很喜欢这节)
二、革命思潮风云激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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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革命思潮风云激荡
钱穆在《清代政治浅析》中说,“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有满洲部族的私心处罚,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所谓部族政权者,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譬如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个人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
元朝和清朝两个朝代在中国历史上比较特殊,其原因就是钱穆先生所称的部族政权。用革命派的说法,就是异族统治。事实上,从清朝建立伊始,汉人的反抗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即使起义被镇压下去,“反清复明”思想在民间也是大有市场。洪秀全在发起太平军起义的时候,就直指清朝统治者为“清妖”,特别是指斥满人“玷污中国女子,胁制中国男子”这两句话,就足以激起数亿汉人的万丈怒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清末推行新政和立宪,往往会在部族问题上遇到麻烦,因为汉人从心底是不愿意接受一个万世不易的满人皇帝的,如果换成了汉人皇帝,其阻力可能会小很多。
在清末危机日益加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国内出现了很多不满的声音和试图推翻清廷的势力,特别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更是把很多人赶到了革命派的一边。清末新政时期,清廷鼓励留学海外,很多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不但未能效忠朝廷,反接受革命思想变成反对力量,这大概也是清廷所始料未及的。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清末的革命派也同样接过了清初“反清复明”义士和洪秀全等人的旗帜。这也很好理解,反满排满的口号总是更容易得到汉人特别是下层民众的共鸣和支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革命派是不希望清廷推行的新政和立宪取得实效的,因为这和他们的宗旨不相符合。因此,对于清廷实行新政和立宪,他们不仅是怀疑其动机,更是抱有某种恶意。正如年轻的反清志士陈天华说的,清廷“见从前守旧的惹出祸来,才敷衍行了一段新政,不过是掩饰人的耳目”(巧合的是,戊戌政变的漏网之鱼梁启超同志也曾对清末新政讥讽为“伪维新”和“伪改革”)。
对于清廷的立宪,革命党人更是抱有一种普遍的怀疑,如宋教仁所抨击的,“所谓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立宪者,绝非现政府之所得成者也”。1905年,企图用炸弹暗杀出洋五大臣吴樾也愤愤的说:“满人即能立宪,亦必巧立名目,仍用其愚弄汉人之故伎,甚至假文明之名,行野蛮之实。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扬汤止沸,抱薪救火。”至于章太炎大师那句“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更是成为一时的流行语。革命派对清廷的敌视和彻底的不信任,这大概也是清廷权威下降的一个例证罢。
革命党人最惯用、也是最有号召力的武器莫过于排满主义。排满主义充满激情,又有历史的例证,这种感性的宣传最能起到效果。毕竟,大多数下层民众当时都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即使认识几个字,对于那些艰深的民族主义论著和革命纲领也一时难以理解。因此,要想让他们拥护“排满”革命,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激起汉人的民族感情,煽动汉人与满人的民族仇恨,这种宣传手段虽然简单粗暴,但却能在大多数的汉人中间大行其道。颇具讽刺的是,在社会动荡时期,理性的诉求一般都不敌感性的宣泄。所以,任凭梁启超等大才子舌绽莲花,大谈特谈“政治改良之学说”,也绝对敌不过陈天华和邹容那几本充满激情的“排满”小册子。
未完待续
二、革命思潮风云激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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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正如历史学家杨宽所说:“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
由此,“排满革命之理由,各异其言,有曰报仇者,有曰争政权者……,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发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
用唐德刚的话来说,只要主题摸对了,革命便成功了一半。就好比那句脍炙人口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革命党只要把所有的罪恶全推到了满人的头上,这就减少了汉人的阻力,缩小了打击面,以至于大家都认为只要“鞑虏”一驱除,自然就万事大吉,革命成功。但正因为如此,后来的革命也就到此为止。
这就象倒影一样,思想的高度决定了行动的远度。
当时排满主义的宣传有这么几个要点,第一是不承认满人建立的王朝,宣扬中国“亡国论”、满人“殖民论”。他们认为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不是异族所得的中国;中国是汉人的中国,而满人不是中国人。由此,满族入关之时,中国便已亡国,现在要做的恢复汉人国家,将满人驱逐出中国的领土。孙中山也曾说过:“中国几千年以来,受到政治上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在他的眼里,在中国似乎只有实行汉人主政,才能算是中国,而满人是异种异族,入主中原就是异族王朝,是殖民政权。在这种荒唐的逻辑之下,所以章太炎宣布要召开“支那亡国周年纪念会”,而邹容则在《革命军》中声称“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看来,满人当年拿着刀逼迫汉人留大辫子,不但给汉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也使得爱新觉罗皇族的后代要到两百多年后还账了。
排满主义的第二个要点是鼓吹满汉不同种,满人是异族。比如邹容在《革命军》中就专门列出一章,把汉族列为“中国人种”的主干,而满人则列为“西伯利亚人种”蒙古族的支脉。为了抵制清朝的君主年号,很多革命党人主张“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后来革命鼓动家陈天华在他写的《猛回头》和《警世钟》两本小册子里,热情洋溢地歌颂了黄帝乃是汉人的“始祖公公”,而完全摈弃了清朝的皇帝年号。
排满主义的第三个要点是大力揭发清朝的暴政和民族压迫,如孙中山指责满人乘“中国多事,长驱直入,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特别是揭发满人屠杀暴行的《扬州十日记》等禁书在日本的大量印刷,其传播更有利于激发汉人的怒火。在民族危机不断深化的时候,革命党人跟随把责任全推到清朝统治者身上,指责他们为了异族政权而不惜出卖国人利益,祸国殃民,听起来倒也蛮象回事。
这里要稍微提一下几位知名的革命宣传家,一是邹容,一是陈天华,另外一个是章太炎。邹容是四川巴县人,出身于富商家庭。1902年他自费前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后来因为参与强行剪除南洋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的辫子(陈独秀和国民党元老张继都参与了此事)而被驱逐回国,后来避居上海爱国学社。
1903年的时候,邹容写下了热情澎湃的小册子《革命军》(约两万多字)。后来,这本小册子经章太炎润色并作序后,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邹容特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在这本小册子里,邹容大力宣扬清朝乃是满人的异族政权,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统治云云。孙中山曾赞誉这本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大动人心”的好作品。
后来,由章士钊主笔、宗旨为“第一排满,第二排康(有为)”的《苏报》对《革命军》大加宣传,被当局认为破坏安定团结,影响极坏,因而勾结了租界的洋人将爱国学社和《苏报》查封(可怜清廷无权进入租界抓人,看来租界对革命还是有点好处的),并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等人,这就是1903年震惊中外的“苏报案”。最后,经过租界公审会廨的审理,章太炎被判监禁三年,邹容被判监禁两年,结果邹容便在狱中病死,年仅20岁。
未完待续
二、革命思潮风云激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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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华是湖南新化人,留学日本前曾在岳麓书院等新式学堂中学习,后获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在日本期间,他曾积极组织并参与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随后,陈天华先后撰写《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风行于世,影响甚大。两书的内容,主要是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痛斥清政府是“洋人朝廷”,并认为唯有革命是“救世救人之圣药”。在书中,陈天华大声疾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国耻,驱外族,复我冠裳”;高呼“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等等。
陈天华后来回到长沙参与组织了华兴会,并与黄兴等人密谋在长沙起义,事泄未成,又被迫流亡日本,随之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在此期间,陈天华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发表了不少宣传革命的政论文章。1905年12月4日,陈天华因抗议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他决心以死来激励国人。一周后,陈天华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时年三十岁。
第三个是来自浙江余杭的章太炎。说起章太炎,得先说说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康有为,康氏在流亡海外后,反得到世界舆论的支持,俨然一政治明星,至少在华侨圈中颇受欢迎。不过,康有为无视革命形势的变化,依旧在海外大弹特弹他的保皇老调调,鼓吹“中国不能革命”。康有为自命是国学大师,邹容、陈天华等人徒有激情而缺乏理论的文章可能还真驳不倒他。
这时,出身书香世家、具有深厚国学背景并从学于晚清经学大师俞樾(康有为和他比只能算伪大师)的章太炎发飙了。他在1903年发表了雄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章论证严密,文风雄健,对康有为的驳斥可谓是痛快淋漓。
首先,章太炎对康有为胡说“皇上圣明”的谬论,章太炎立马给予当头棒喝:“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乃清朝之“亡君”,人民之“公仇”。他在文中不无讽刺的说,如果光绪真的“圣仁英武”,那为何“刚毅能挟后力以尼新法,荣禄能造谣诼以耸人心,各督抚累经严旨皆观望而不办,甚至章京受戮,己亦幽废于瀛台也?”接着,他又举出历史上真正有才能的皇帝如秦始皇能取太后、嫪毐、吕不韦而踣覆之,“今载湉何以不能也?”随后,章太炎一针见血的指出,现在的光绪皇帝不过是虚名,连自身都难保,你康有为还谈什么狗屁立宪,不过是为了骗钱罢了。
康有为的文章顽固坚持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其理由是中国民智未开,“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不具备革命资格。对此,章太炎驳斥道,“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既然“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惧在”,“即以革命去之”。他认为,革命不仅是“天雄大黄之猛剂”,而且还是“补泻兼备之良药”。“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一句话,行动胜于空谈,革命人人可行。
在康有为看来,革命是洪水猛兽,可怕可骇,他还用“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来恐吓革命者。对此,章太炎反问,革命固然要流血,难道君主立宪就“可不以兵刃得之耶”?在世界历史上,英、奥、德、意诸国,都是数经“民变”,才得到“自由议政之权”。既然叫作“民变”,就不是仅用口舌所能变,而必须要有必要的“流血”,这种流血是有价值的。
康有为认为,即或革命成功,也会造成内乱,引起外人干涉。至于立宪就不同了,可以避免流血而致国家于富强,“欧美之政术器艺可数年而尽举之。”对此,章太炎理直气壮地回答:“吾以为今日革命,不能不与外国委蛇,虽极委蛇,犹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党所已知,而非革命党所未知也。”同时,章太炎认为,与外国打交道,“运帧之事,势不可无,而乞师之举不必果有”;特别要注意“利用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干涉”。章太炎的“不为外国干涉”之论,倒也保持了一份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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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革命思潮风云激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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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的这篇文章还是很有分量、很有见地的,不愧为鲁迅所称的“有学问的革命家”。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章太炎已经剪掉头上的辫子,这在当时算得上是惊世骇俗者之举了。后来,章太炎受邹容和《苏报》案影响入狱三年,但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代国学大师。说真的,象章太炎这样既是革命家,又是学问家,在革命元老里面恐怕是找不出第二个。
章太炎驳斥了康有为后,随后康有为的得意弟子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和革命派的《民报》干上了。当然,这次的论战挑起者还是革命党人。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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