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前的荣辱是非:大宋的人大宋的事(选载)-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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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失宋朝之信誓”。
此后，一百二十多年间，双方未发生大的战争，维持了和平的局面。
“澶渊之盟”影响深远，历来也是评价不一，从经济发展上看，宋辽可谓“双赢”，连续数十年的流血征战不再，百年和平降临，边境开通“榷场”，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其历史意义不容忽视。
但对宋朝来说，经济上的成功不能掩盖政治上的失败，无论如何“澶渊之盟”是个屈辱的城下之盟（而且是在占优势时的城下之盟），更为恶劣的是开了妥协、不抵抗的先例，成为解决和西夏、金国争端的范本，为靖康年间迷信和谈，坐失良机，最终覆国和南宋高宗在与金人交战有利的情况下，达成了屈辱的绍兴和议，乃至隆兴和议、嘉定和议等等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祖宗之法。
纵观两宋历史，在对外冲突中，大宋是打败了求和，打胜了也是求和，这种无论胜败都给对方付钱的做法，赵恒实在难逃始作俑者的指责。
在签订缴纳岁币的和约时，大宋的宿命就已经被决定了。
辽国还算有君子风度，信守和约直到亡国（这个和约最终是宋朝撕毁的）。西夏得到钱财以后却是反反复复，但国小力单，想要吃掉宋朝它还真没那个胃口，金国却是被岁币激起越来越大的贪欲，最终女真铁骑踏破汴梁城，结束了北宋的流金岁月。
真是成也岁币，败也岁币。
历史证明，金钱买来的和平根本就是靠不住的。
“澶渊之盟”在政治上给宋朝带来的好处只有一明一暗两样：明的是和辽国和好之后，可以全力对付西北的党项，并成功地在景德三年议和，西北边境获得了暂时的和平。暗的是岁币使契丹群狼不劳而获，逐渐丧失了劫掠的本能，退化成了只会坐享其成的废物。到辽兴宗统治的时候，以往驰骋如风的契丹铁骑就被西夏连续击败，丢尽了脸面。
每年三十万的金帛，竟毁掉了一个剽悍的民族，金钱巨大的腐蚀力，不仅喜滋滋点钱的契丹贵族没有想到，就连赵恒、寇准也没有想到。
无敌的不是锋利的刀枪，不是纵横的铁骑，更不是“神授”的君权，而是人见人爱的花花钞票！
第五章 荒唐的心理战
从打击政敌开始（1）
和平降临，来自北方边境的巨大压力没有了，大宋终于把这块沉重的包袱甩掉了。
获得和平的过程虽然是屈辱的，但和平本身终究是可贵的。
当然，赵恒不觉得有什么屈辱，反倒洋洋得意地觉得自己是胜利者，就连寇准也是如此，逢人就宣扬自己力挽狂澜的功绩。
赵恒的心情好极了：消除了一块心病，浑身上下是那么的轻松。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代圣主（宋代的皇帝都有这个情结），过去总被辽国搅得安不下心来，现在他要毫无牵挂地施展治理国家的手段了。
赵恒在寇准、毕士安的辅佐下，干劲冲天地忙活起来了。
北方既然不再打仗了，马上就合并防区，减少驻军、组织复员，把因战争荒废的土地重新开发，尽快恢复经济发展。
在那个农耕时代，农业绝对是立国之本，这个重点不能丢弃，赵恒在景德二年（1005）诏令各道州府的长官都要兼“劝农使”之职，通判兼管农之职。
赵恒还从景德三年开始，在各州郡（边境州郡除外）普遍设置用于准平谷价的常平仓和用于赈济灾荒的义仓。义仓没什么好说的，常平仓可是很有讲究，它是各州按人口多少，从上贡钱中留下一定的银两，到新谷上市的时候，以比市场价略为高一点的价格购入，等到市场上粮价暴涨时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出（但不得低于本钱）。这种做法很有些国家宏观调控的意味，可以平抑市场粮价，既可以防止“多收了三五斗”时谷贱伤农，又防止了青黄不接或灾年时谷贵伤民，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粮商囤积哄抬粮价，甚至在遇到灾荒时还可贷粮给灾民，用做种子或口粮。
这是功德无量的好事，比他以后搞的那个“天书”、“封禅”强上百倍。
商业在这个时候继续了咸平年间快速发展的势头。宋代人是中国历史上最会做买卖的，国内贸易不必多说，海外贸易远达阿拉伯各国。宋辽休战和平，又搞起了“边贸”，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设置了四个榷场，与辽国大做生意，赚得盘满钵满。景德四年又在宋夏边境的保安军（今陕西志丹）设置榷场，后来又在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等地设置榷场，和西夏也做起了买卖。
发达的商业从大商人数量的急剧增加看出来，京城汴梁云集了好多富商大贾，继寇准以后任相的王旦就曾说过：“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就连一年赚上千万的千万富翁也并不少见。随着商业繁盛，给大宋带来了滚滚的财源，商税是宋朝国家收入的支柱之一，景德年间商税年收入高达四百五十万贯。
此时大宋王朝的繁荣，用盛况空前来形容并不过分。
要是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前景当真是一片光明。可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好事要是遇到了心怀叵测的小人，会变成什么样就很难说了。
这个时期的发展，与寇准尽心尽力的辅佐之功密不可分。自景德二年十月毕士安暴病身亡以后，寇准就一直独居相位。赵恒对寇准也是信任有加，另外还带着感激和敬畏。这是因为寇准支持赵光义立他为太子，再加上这次力促亲征，才达成了“澶渊之盟”，赵恒加寇准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对其更是倚为长城。
王钦若寇准这个人生性豪爽，不拘小节，很有个性，再加上少年得志（此公十九岁就考中进士），仕途比较顺利，做事难免有些率性而为，得罪了不少的人，其中就有劝赵恒南逃金陵的王钦若。
在太宗赵光义朝，王钦若一开始是亳州判官，一年阴雨连绵，老百姓上缴的谷物都很潮湿，管理仓库的官吏拒不收纳，可总出不进，存储的粮食越来越少，王钦若便下令把潮湿的谷物收到仓内，以后再支出粮食的时候，先发放潮粮。这样，既解决了老百姓无法缴纳“国税”的实际困难，还不至于坐吃山空，粮食还不会霉变，可算是办事有方。这件事后来被赵光义得知，很是赞赏，亲手写了个嘉奖令予以表扬，记住了地方上的这位从八品的小官，过些时候就将他选拔入京，当上了朝官。
赵恒即位后，王钦若第一个站出来请求减免五代以来积欠的赋税，并且在一个晚上就把该减免的数目理清造册，第二天呈上了朝廷，因此他又得到了想有所作为的赵恒的赏识，从此步步高升，一直做到参知政事（副宰相）的高职。以此看来，王钦若虽不是忠诚善良之人，却颇有才干，能干一些实事。
人，有可能是宇宙中最复杂的东西，很难以“好”和“坏”来简单地区分，假如硬要以“好”和“坏”来区分，只能说有干不成事的“好人”，还有能干事的“坏人”。有的“坏人”不仅能干事，而且机谋深远，奇变横生，在这个世界上纵横自如，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王钦若恰恰就是这种人。
当他劝赵恒“南巡”的时候，被寇准不指名臭训一顿，随后还被驱赶出京，他心里可就把寇准恨上了，虽然很快他又恢复了副相的职位，但和寇准怎么也合不来，便干脆自己请求解除了执政职务，担任了资政殿学士这个清职。
在这个期间，他和知制诰杨亿、直秘阁钱惟演等奉诏纂修“历代君臣事迹”。这是一部类书，直到大中祥符六年才编完，赵恒诏题为《册府元龟》。文人聚在一起免不了吟诗、作画、喝酒、嫖妓这些“风雅”之事，工作之余他们也彼此作诗唱和，竟然积少成多，被杨亿以《西昆酬唱集》为名汇编成册，这些诗作讲究辞采，多用典故，被人们称为“西昆体”。西昆体在当时成为时尚，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足见影响之大。
王钦若也就是跟着喝酒凑热闹，并没有什么大作流传下来。“西昆体”的代表人物是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杨亿，其诗《汉武》嘲讽了汉武帝求仙慕长生之事。
蓬莱银阙浪漫漫，弱水回风欲到难。
光照竹宫劳夜拜，露金掌费朝餐。
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
待诏先生齿编贝，那教索米向长安。
吟诗编书，这种悠闲风雅的日子对文人学士来说是好事，可对有着强烈政治欲望的王钦若来讲，就等于是在服刑，他想方设法要报复寇准。
终于被他想到了妙计，一天在散朝后，赵恒很恭敬地目送寇准离去，王钦若凑到赵恒近前问：“陛下这么敬畏寇准，是因为他对江山社稷有功吗？”
赵恒想也没想就说：“当然了。”
王钦若却说：“澶州那一战，陛下您不认为是国家的耻辱，反倒认为是寇准的功劳，真让我想不通。”
赵恒一下子愣住了，他听到的都是颂扬的话，这种指责性的语言是第一次听到，禁不住追问：“什么？”
王钦若解释道：“《春秋》里认为城下之盟是奇耻大辱。如今陛下以堂堂天朝帝王之尊，在胡虏兵临澶州城下和其签订盟约，这不是耻辱的城下之盟是什么？”
这话使赵恒不高兴了，他引以为荣的盟约竟然是个耻辱的城下之盟！
王钦若假装没有看到赵恒的脸色，接着往下说：“其实这事都是寇准干的，和陛下无关。当时的情景和赌博一样，当赌博的人快把本钱输干净的时候，往往会把剩下的所有钱都押上，以‘孤注’来最后搏一次。澶州之战时，您就是寇准的‘孤注’啊，现在想一想都可怕。”
王钦若巧妙地把耻辱的源头从皇帝的身上转到了寇准的身上，赵恒心里轻松了一点儿，但是却深深刺激了他的心，特别是最后那几句挑拨离间的话，使赵恒对寇准有了不满，并由不满产生怀疑。
寇准是性情中人，凡事都率性而为，就是在选任官职上，也不是按部就班的搞升迁，他说：“当宰相的职责就是选贤任能，循规蹈矩怎么能行？”这事后来成了他罢相的一个借口。
景德三年二月，寇准被罢相，以刑部尚书衔出知陕州，参知政事王旦升任宰相。在王旦照例入谢时，赵恒还遮遮掩掩地说：“寇准不按律条任用人员，用国家的爵赏来树立自己的声誉，现在不让他再执掌大权，也是在保护他嘛！”
寇准成了地方官，王钦若升为执政，出任知枢密院事，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王钦若挑拨打击寇准的那番话，使赵恒心海波澜难平，再加上他好大喜功，导致最终大行荒唐之事。
大宋的多事之秋即将到来。
创造升平盛世难，想要毁掉却很容易。
宋真宗的心事（1）
赵恒景德初年，天公作美，风调雨顺，连续几年都获得了丰收，“淮、蔡间麦斗十钱，粳米斛二百”。再加上北方安定，西北也消停了下来，整个大宋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
作为大宋的最高领导人，赵恒心里高兴：我现在不就是历代君主都渴望做到的太平天子吗？
天下太平，就要好好享受。景德三年（1006）九月，赵恒下诏：“稼穑屡登，机务多暇，自今群臣不妨职事，并听游宴，御史勿得纠察。上巳、二社、端午、重阳并旬时休务一日，初寒、盛暑、大雨雪议放朝。着于令。”
这可能是赵恒发布的所有诏书中最受欢迎的一道。
宋时官员随便出去喝酒是要被纪检委（御史）按违纪查办的，后来那位著名的“鱼头参政”鲁宗道，一次来了个老乡，就换上便服到酒店请客，结果被赵恒知道了，说：“你是宫官，我不追究，恐怕御史也要弹劾你。”可见随便出去喝酒是件冒险的事，有了这道旨意，就可以在不耽误公务的幌子下，任意去游宴了。
这道诏书还增加了官员休假的天数，尤其是在家人团聚的节日和天气状况不好的时候休息，很有人性化管理的意思。
这里说说宋代的节日，那绝对的是精彩绝伦。二社其实是两个节日，即春社和秋社，春社是在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秋社是立秋后第五个戊日。在二社时，人们要去祭祀社神。社神就是土地神，还有一位谷神稷，合称社稷，每年民间与朝廷都要祭拜，祈求保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并不是《西游记》中被呼来喝去的小角色。
春社主要是祈祷丰收，秋社就是感谢社神的保佑，在社日里有祭神及各种庆祝活动，其中有竞技类的，有表演类的，非常的热闹，杨万里《观社》诗云：“作社朝祠有足观……野讴市舞各争妍。”说的就是无论朝野都在载歌载舞庆祝丰收。尤其在农村，社日庆祝十分隆重，而且还有盛大的集体聚餐，众人纵情欢宴，王驾《社日》诗写得十分形象：“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对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另外，春节、端午节、上元节、重阳节、中秋节等等，都有不同的庆祝方式，赵恒下诏节日官员放假，就是要与民同乐。
但是，社日里的笙管笛箫，上元夜的火树银花，都无法冲淡赵恒心里的郁闷之情，他被王钦若的那番话搅闹得心神不宁，时时想起“城下之盟”这四个字。
怎么才能一洗这个耻辱呢？赵恒日思夜想，难免有所流露，那些善于揣摩上级意图的人发现了，便想投其所好。景德四年十一月，殿中侍御史赵湘便上奏赵恒，请他搞封禅，赵恒沉吟着没有说话，宰相王旦不同意，说：“封禅这样的大礼，已经好久没有举行过了，再说若不是圣主临朝天下太平，怎么能轻率地去做。”
赵恒还是挺谦虚的，说道：“我没有那么大的德政，是不会轻率地去搞封禅大礼的。”话虽这么说，可他却留意上这件事了。
不久，他就问王钦若：“现在要做些什么，才能使天下归心呢？”
王钦若知道赵恒不敢动用武力，就欲擒故纵地说：“陛下您可以发兵攻下幽州，就可以大振威名，一雪前耻了。”
赵恒摇头说：“天下百姓刚刚过上和平的生活，我不忍心再让臣民流血牺牲了。”
话说得冠冕堂皇，其实赵恒早被辽军铁骑吓破了胆，真刀实枪的战争毕竟和小时候玩的游戏不一样，赵恒再也不想当什么“元帅”了。自和约签订以后，赵恒对打仗就更是想也不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