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1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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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检查多次了，身体也几乎倒下来，所以我们要把他保护下来，你们的“通缉令”得取消，你再这样继续通缉，你就是向党来通缉。我下的命令保护他，你就是对我下通缉令嘛。罕见了！你们简直超过分际了！给你们这样大权，你们还要这样做，你要走到反面吗？商业部的包含两部分，有商业部的造反派，有商学院的造反派，还有财金学院八·八队也参加了几个人，是不是？（敖：没有，只有几个人去那里……）没有吗？也算啊。你们要好好在一起检查检查，这样子要走到反面的！
无所谓恢复党组，本来党组我们就没有取消。你们不能推翻党组，取消也是另外一回事情。各部我们都没有放松这样的口，工交系统他们那种做法我们没有承认的，我还要一个一个来管的。现在工交系统非常乱，我开了三次会，想先把情况稳定下来。有些部就不能稳定，铁道部搞得一塌糊涂，不断地打，我开了十次左右的会不能解决，铁道工人多次要求我们实行军管，但是我们还想等一等，如果再继续下去，那就无法避免了，就是各个联络站去那里闹，这样就要走到它的反面。商业部也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其他部门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应该考虑。总之，党组或者是党委，一定要行使职权。你们只能是监督，不能够领导，不能超过监督的范围，责任还是部长、司长负。他们如果有错误，你们检举出来，确实错误，如果我们一定要纠正，要作负责的答复，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现在革命权还在你们手，运动你们可以领导嘛。至于怎么进行三结合，底下再说。总之是党组（或者叫党委）要恢复，监督业务不能超过分际。
再，各部门的造反派要夺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和监督业务，应当主要由他本身的造反派为主。比如说，商业部就是以商业部造反派为主，外贸部以外部造反派为主，粮食部以粮食部造反派为主，银行以银行造反派为主。至于有关的学校是否参加？根据情况以本部门的造反派为主，有些部不能让外边的来参加。比如公安部肯定是不能让外边的人参加的。我们曾经一度允许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去夺北京市公安局的权，允许他们试验一下，结果效果不好，他们自己也承认。因为他就那么几百人，不可能管那一万多人。怎么办呢？只好包下来，长字号的、高级的都靠边站，不要了，就靠下面的人，下面人出什么主意，他们只好照办。结果闯了一些乱子，这也不是由主观愿望决定的，他们还不想搞好？没经验哪！下面的人有的给他出坏主意，也有出好主意的，两者都有。好的主意当然好罗，坏主意呢？本来都希望他们能够把公安局本身造反派的火点起来，把彭、罗时代的那些黑手检举出来，把北京市公安局来一个彻底革命。寄了这样的希望，但是后来证明，这样的试验失败了，不得不实行接管，我们把失败的经验告诉你们，希望你们在内部好好检讨。谢富治副总理是全心全意地注意帮助他们支持他们的，不行，内部造不起反来，因为外部代替了内部。外部进去一掌权，内部的造反派造不起来了，结果把全部包下来了，不分青红皂白，都包下来了。结果不行了，只好实行军管。现在大家都赞成军管。你们不是也赞成的吗？天津公安局比这还要严重，天津是内部的坏人造反派、反动的造反派造革命派的反的，一小撮人在那个地方夺取了公安部门的大权。天津比北京秩序更差，岗楼上没有人了，交通岗都没有了，这样十几天，人民真是好哪！没有办法，也只好派军队接管。天津人民真是欢腾已级。天津公安局的假造反派也还挂个名字叫做政法公社，鱼目混珠。所以你们要防止啊。你们一旦有名了，人家到处想沾你们的光呢！你这个“八·八”队事情管多了，你就要防止本身的尾巴不掉罗。北航是北京革命派有威信的嘛，很多地方就利用北航的名字，实际上不是北航，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不要骄傲。一旦出了名，就很得小心翼翼。北京出名的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北大，你们财金学院的“八·八”，都会要裁跤。所以我看到一个规律，就是发展处于政治优势的时候，保守派分崩离析，觉到自己落后了，要开门整风，甚至要接受革命造反派的领导。但是到革命造反派吸收得太多，变成组织优势的时候，危险就来了，因为这个时候，他们不但把革命的包含在里边了，保守的也包含在里边了，有左的、有中间的、有偏右的。这时内部就发生问题了，思想不那么一致了，行动不那么一致了，有些事情就管不了啦。同时，坏人就钻空子了。所以凡是当着组织的优势的时候，更应该注意思想上要继续前进，才能不断革命，不至于落后。当然，这个问题要跟你们多次谈，你们要实践才能懂得，你们也会慢慢认识这个问题的。
部内的问题一定要以部内的造反派为主。（先念副总理：要把商业部、财办、财贸政治部的八·八队撤走。）现在，如果说有些内部的造反派还不强的，外贸部不强，是吧？（答：外贸部很强。）很强，好哇，这样就好！（笑）粮食部呢？部内有吧？（众：有一些学生在那儿……）是呀，即使同学们去了，要……。你们，比如财金学院、商学院、外贸学院这三个学院，应该帮助部内的造反派。夺“私”的权，树“公”的权，这是清华的一篇文章。三司的确有一些思想水平好的年轻同志。最近又有一篇好的，《光明日报》今天转载的，就体现了主席关于干部的思想。这说明我们年轻的小将的确有思想先进的，写作的水平也高，帮助各部的造反派起来以后，如果确实有几位和那个部发生了感情，又愿意在那儿长期工作，大家又欢迎他，也可以留下去。因为他就等于参加这个部的革命造反，不再离开了，这不是一样的吗？我跟调查部的同志谈起这个问题。国际关系学院有一部分人进去了，他们有两派意见，一种人就是想帮助调查部的造反派起来夺，夺了以后就走，这也是许可的，他说我不能久留，我将来还要回学院念书，我还学一两年，现在进去了，我出不来了，不好。我进去了，懂得了调查部的许多国家机密，不能让我走，他不愿意。我说这种人也很好，他懂得这个界限，要走，让他走。谢谢他，他帮助是与人为善嘛。第二种，决心留在那里就不出来了，那也许可。只要是成份又好，政治表现又好，当然欢迎。所以，对于财贸系统、外事系统，我还是保留我这个意见，即少数的人对那个部参加文化大革命一个长时期，建立了思想感情，阶级感情，他也愿在那里献身，愿意在那里做下去，也不三心二意，那也可以欢迎。由双方造反派协商，那你就留在那里。但这就要求固定，不要今天来一下子，明天又走了，后天又来一下子，那就使得我们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革命秩序了。现在已经到了夺权的新阶段了，应该把这个讲了。革命的群众代表应该这样子。凡是各个部自己的造反派力量不强的，应该努力把他加强，这不在于数量，还是先取得一个政治优势，到了争取数量的时候，要吸收中层干部，才能把你的工作能力提高。我们并不反对中层干部参加革命造反派，要诚心诚意帮助的人才行。我提倡过要逐步吸收，但部的业务系统还是不要把它打乱。
中层干部、领导干部里面会有些人要调开的，比如说，总是有坏一点的罢了官吧，比如，薄一波也等于是罢了官吧，虽然没有宣布。还有个别要提起来的，梁膺庸捉起来了，是个大叛徒嘛。这也是有的啊！罢了官的是有的，但不会多，会有一批调开，在这儿不适当了，调开，剩下多的就是留用一批。有各种留用，刚才说了，留用的就是留用，也有监督留用的，这是发生问题的，也有停职留用的，也有撤职留用的。吕正操是撤职留用，以观后效，看他能不能改，给他一个最后的机会。武竟天我们宣布了两个月，荣高棠就没有留用，罢他的官了，当然罢官的最后结论还没有作。
干部要排队，谁排呢？在群众方面，应该让他表态、“亮相”，我们党、上级领导也来考查，双方结合，上下结合。怎么做法呢？不能象现在这样斗法，这样斗是无休止的，没有法子进行业务。我刚才举个例子，就是方毅同志，这是我们党的好干部，曾经入过一次狱，最后出来是国共合作了，他放了出来，没有什么手续，这是审查过的。在对外经委主任这个时期，工作很有成绩，机构最小，有很多专家在外边，帮助人家几千个的项目，要不断签署合同。我刚才说了，今天签署援助合同，他没有到场，一问，才知道机关检查某人的错误，造反派勒令方毅必须到场，你看，这样一个大的援外合同的签字，对外经委主任不在场，那会给群众什么印象呢？这怎么行呢？我们宁肯推迟签字等着，许多国家都晓得他这个人，非洲人都熟悉他，越南、朝鲜都知道他，特别是越南，他在那里做过经济代表。怎么能对待这样一个同志，随便一棍子打下去呢？这不合主席的政策。还有，对干部一斗就是十几天，连续不放。我现在说一个例子，到现在我很难过，张霖之到底是怎么死的？硬是矿业学院把他关在一个地方四十多天。尽管他有很严重的错误，他和彭真、薄一波特别是跟彭真也有一些关系，但是今天不能作结论。这个同志还有他的长处。煤炭工业部的造反派和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斗住不放，四十多天我不晓得，他死了才突然晓得。所以我今天一听到段君毅，还有今天你们要回来的王磊，（先念副总理：王磊现在已进医院了。）我们中央一听说，我就下命令，没有二句话可讲，一定要交出来。还有康世恩、段君毅还没有要来。（先念副总理：段君毅准备要回来。什么人给我报告，要开几万人的会斗争谢北一）象这些事情，都不跟我们商量，把我们中央领导完全放在一边。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那几句话，连主席自己也想不起来是那里说过的，后来才有同志说是“五四运动”那时，一九一九年“湘江评论”上主席的文章里说的。主席说，那是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时代嘛，那时我们都是一批爱国主义者，有什么共产主义思想呀，怎么能乱引用呢？那里边没有阶级性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无产者说这话，资产阶级也可以说这话。主席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主席是很严格的。你看他的诗词，第一篇是一九二五年的。主席作诗作词，何尝是从一九二五年开始的。但是他一篇也不拿出来，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主席在沁园春以前的诗。主席对待一个诗词都是如此严格，我们对待我们的领袖，不能够以常人来论，我们也应当拿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严格地来跟着主席走呀。你乱用他的东西，你就是不合乎主席思想啊。我把知道的事都告诉你们哪。关于干部的斗争，不能这样子斗，一斗几十天，十几天，不放出来，那怎么行！把业务耽误了，把身体也摧残了。老干部都这样对待，你们不感觉到，你们用敌对的态度对待他们。但我们就感觉非常深，我们不安，几十年的战友哪。
每一次主席跟各地方来的同志谈话，跟中央的同志、政治局的、国务院的、文革的同志谈话，总是先讲革命，后讲干部，总是要讲一段干部的。要在运动中造成一个好的传统，主席的干部政策传统，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传统。主席一向反对党内斗争中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照现在这样下去也是一种残酷的斗争。而且那种斗争的方法：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弯腰、喷气式飞机，照出象来展览在大街上，让外国报纸拿去登载。我们红卫兵报纸，甚至省报都登出来了，许多中央同志看到很不安，很难过。（先念副总理：老实讲我就流了泪，那样下去还得了！）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呀！当然要一分为二，也有坏的，但坏的是少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先念副总理：我看了陕西那个百丑图，那里边我认得好些人哩，那都是反党分子？）不仅是对老干部，就是对彭真也不需要这样的方式，斗的要文明一点嘛。我们无产阶级，不要丑化我们自己嘛。对老干部，不能都是用敌视的眼光看待呀。那好，我想你们将来当了政，管了事，将来下一代也这样看待你们，代代相传，把我们党造成什么作风。那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作风，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想到这个地方，我就睡不着，我就难过。但是我不会流泪，这种时候我是要挺起来说服大家的。我觉得责任重大，我不说我要犯罪的。但别的同志发言权比我低呀，他们有什么办法？你们要懂得我们老干部的心情哪，你们觉得现在可以统统抛开，你们为所欲为，行吗？主席首先就不赞成这样做。我们不能放心哪，这是害你们的呀。
我们党内是有一套坏作风的啊！过去左倾路线统治的时间是很长的，后来彭、罗、陆、杨他们又接上来。主席从遵义会议起到一九四五年七大时为止，十年整风，把党的作风算渐渐地培养出来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就在党校的整风中，彭真还插一手，主席在七大是指出来的，主席讲七大是团结会议。果然彭真这一个瘤子，二十年后暴发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在党内起很大坏的作用，许多高级干部受这个东西的坏影响。唯心主义多了，唯物主义就少了，形而上学的东西甚至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多了，毛泽东思想就少了。刘少奇引了许多孔孟的话。当然孔孟的话也有好的，可以借来旧词新解，但比起同时代一些比较朴素唯物主义者那就差得很。这一次把彭、罗、陆、杨揪出来，又批判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他们的世界观，这样子有利于在党内把主席的思想作风，大大地宣传发扬，在我们革命运动中大大地发展。但是现在这个斗争方法确确实实是不利于向着宣传主席思想的方面走的，是不利于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我们觉得不能不出来说话了。我也摸了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