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游戏-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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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好说客可以说是议员幕僚的延伸。”赖尔曼告诉我，他是精力充沛的卫生保健说客，也是前参院预算委员会的助理。“如果你是好说客，而且真能办事，所有的议员都会搞清楚你的来历”，赖尔曼说：“如果他们想打听什么，而他们又信任你的话，自然会来找你。”
专业知识和技术在获取信任时相当重要。举例来说，加州民主党众议员顾埃留便曾指出，说客与众院农业委员会下几个高度专业化的小组成员在工作上密切合作的情形。他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内帮忙立法。“其中有若干说客在小组中极具影响力”，顾埃留强调：“他们比委员会的成员和幕僚懂得还多，像在棉花召集小组中即由棉业工会负责撰写棉业法。”
美犹公共事务会经由这种技巧使其影响力制度化。戴恩和其他成员为不少参众议员捉刀，草拟讲稿和法案，在以阿军力平衡的问题上提供详细的摘要，或对中东访客进行重点调查。“我们会在早上9点接到国会参谋人员的电话，说要一份谈某个问题的讲稿”，该会一名中级立法助理透露：“10点半他们的演讲稿就写好了。”该会有个15人的研究小组，收集各种时事资料。事实上，参众两院每一位以色列问题发言人和次要权威人士都靠这个研究小组提供资料，或者代写、修改社论专栏上有关中东问题的文章。
彼得斯在他那本虽然薄内容却很丰富的小册子——《华盛顿运作真相》——中主张，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员所玩的游戏叫做“求生存”，说客则扮演权威人士求生网中不可或缺的要角。“精明的说客知道不但要为自己建立关系网，也要为有关的官员建网”，彼得斯写道：“每当说客遇见帮得上忙的官员，便会竭尽所能让对方知道，他可以在其求生网中轧上一角，助其一臂之力。”
批发式行销
新型游戏反映出美国政治系统与国会体制的改变。其媒介为大众行销，风格为集体交涉，特质为批发式游说。新型游说行动借镜于政治运动技巧之处甚多，如狡黯的公共关系人员、电视广告、配合无间的联盟、选定目标的大量邮寄以及成群的工作人员。典型案例，如全国步枪协会三天内便引来300万封电报和无数电话轰向国会山庄，使得议员根本无法往外拨电话；“老人游说活动”在一天之内便扔了11500万封信件给莱特，警告国会不准改动社会保险中关于生活费的调整。当涨税事件闹到高潮时，无数保险界和不动产界的游说人士蜂拥而至国会山庄。政治顾问和竞选谋士把超级律师排挤到一边，为其游说客户争取草根支持，并从事公共关系活动。
例如，安哥拉反抗军领袖萨温比1985年底想在华盛顿推动其主张，并向国会和政府施压，提供导弹给他以便与苏联的坦克和飞机对抗时，他付给游说高手——布莱克／玛那佛／史东/凯利公司60万美元高价。该公司系由一群年轻的政治竞选活动总统干事和顾问组成的，由于其竞选活动的关系，该公司和里根政府以及有力的共和党参议员渊源颇深，不但让萨温比接触到政府和国会的层峰人士，也帮他打了一场漂亮的公共关系闪电战。在他短短两星期的访问期间，这位意气飞扬、满脸胡须的反抗军领袖频频在报纸和电视上出现，顿时成为名人，终于如愿以偿取得武器。
事实上许多交易都是采取这种模式，即请求政治运动权威人士为其游说，与过去所仰赖律师和前政府官员游说的传统迥异，此一转变也显示出新的政治局面已然使华盛顿权力游戏整个改观了。
新型游戏的本质在于草根游说，60年代随着公司抗议风气的兴起逐渐发展。民权运动、反越战群众游行，以及纳达和共济会之类的公益团体揭开群众游说的序幕。这些运动衍生出新的一代，一批受过草根行动训练的玩家，其中有不少人投入华盛顿权力游戏。
新型游说起初乏人间津，然而70年代末期便有了立足之地，80年代更上一层楼，居于领先地位。目前新旧说客竞争得很厉害，常彼此学习，以取长补短。
新型游戏使游说运动蓬勃发展，逐渐企业化。为了接触国会中所有的权力基础，所需要的财力与人力都比过去多，而动员群众的各种运动技巧也使费用大幅上升。华盛顿的说客群每年都创新纪录：从1981年参院秘书登记的5662人，增至1987年中的23011人（登记后才可合法有进入国会大厦游说），此外还有法律公司和贸易协会办公室的一万五六千名说客和工作人员没算在内呢。现今在华盛顿，单独一家游说公司已不能满足大客户的需求，当前的作风是“团队游说”，要面面俱到，动员所有可能利用的关系和孔道：法律公司、公共关系团体、游说公司，再加上草根政治专家。
新型游说的特质之一是奇特的政治伙伴组合。过去8年中有6年由于众院为民主党控制、参院由共和党操纵，导致国会分裂，超越两党派别的游说联盟遂成为大势之所趋。早在1978年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请求政府拨放紧急救济贷款时，便拉拢了一家民主党大型法律公司和一家共和党大型游说公司。最新的模式则演变为每家公司都有专属的内部超党派联盟，例如提蒙斯，虽然负责管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却雇用了好几位民主党说客，像卡特总统的白宫幕僚凯保，以及从前和联合汽车工人联盟站在同一线上的派斯特。
庞大的说客群使国会议员麻痹——他们快速地向华府说客挑战，要求证明他们对选民确有控制的能力。众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罗斯坦考斯基告诉我，委员会起草1986年税法案时，他拒绝接见华盛顿的说客——不过他会拨时间给家乡来的选民。老式说客柯罗洛哥斯于60年代在犹他州参议员班奈特手下学习权力游戏，后来在尼克松政府担任国会联络人，他承认：“现在的国会议员气象确实不同，他们比较活跃积极，喜欢自我宣传，也比较注意选区的意见和反应……”
“从前的参院你只要找两三个委员会的主席谈谈即可，”柯罗洛哥斯回忆道：“你可以找史登尼斯、鲁恩、埃施德和麦努森，而后便可决定政策内容了，如国防法案和石油政策等。现在则不然，你得跟51个家伙谈才行。你去找犹他工厂经理来见赫区和贾恩（犹他州的两位参议员），如果他见不着那可有得瞧了，他回家以后无论周日上教堂，周一打保龄球或者周二喝咖啡，都到处宣扬说，在华盛顿时那个混帐东西竟然不肯见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顾江东父老的政坛人士无异自掘坟墓。”
新游戏的另一准则是说客必须证明他确实具有民意基础。“议员对花钱请来的说客疑虑颇深”，公共利益说客可汉承认：“首领和基层人员之间总是会有距离，不论是劳工联盟或教会团体，因此除非获得选民支持，否则就没有资格下场玩游戏。”
早期似乎只有劳工联盟喜欢搞群众运动，不满的农人也曾将曳引机开上国会大道以示群情激愤，现在商业界也加入这场游戏了。大众行销技巧连渥克这种人都用上了。他可是传统的华盛顿消息灵通人士，其一贯的游说作风是与精挑细选过的国会议员共进晚餐。渥克曾经担任1980年里根竞选活动的内部税务顾问，而把削减商业税的重大条款写进1981年的税法中。不过最近他也求助于新型说客了。
“老议员要你去说服他的选民时，你就像被扔到竞技场一样”，渥克解释给我听：“你得设定目标，发出各种信件和宣传品。游说这一行讲求全面性，不仅包括立法和行政专家，还需要公共关系专家以及从事群众沟通、设定目标沟通、举办团体活动、建立民间联盟等方面的专家。”渥克用的是现代政治运动的语言，事实上，老式说客已逐渐转为新式竞选顾问了。
家乡的政治掮客
1980年，美国货运协会想要避开有关解除卡车路线和比例管制规定，于是付给华盛顿最大的一家公共关系公司——希尔暨诺顿公司300万元；这不仅希望能把他们的案子在各种演讲和记者会中广为宣传，还希望能将之插入总统大选活动。这个巧妙地构想出自该公司华盛顿办事处的主管葛雷，葛雷打算利用1980年2月26日政党预选会前半年时间说服新罕布什尔报界，解除管制将会对全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他判断假如新罕布什尔报界发表多篇评论，总统候选人会在备受压力下表明立场，因为此刻新罕布什尔正是全国政治的焦点所在——这一点将使民众的反对意见声势更为浩大。
1979年10月，葛雷派遣魏尔特纳到新罕布什尔去宣扬解除管制的不良后果。魏尔特纳27岁，是公共关系专家，前佐治亚州众议员之女。在这个纺织业遭到严重打击的地区，她大力强调“一旦解除管制，小城镇将被货运业遗弃，因为业者无法获利。”魏尔特纳亲自为当地的卡车运输业者代表写专栏，要他们参加广播电话节目。若干市民团体已然有了决议，魏尔特纳在短短4个月内，就获得足够的舆论支持来向总统大选施压。
前得州州长康纳利头一个出来反对解除管制。“康纳利帮了我们大忙，他那时不顾一切地想找个有地区诉求的议题，”魏尔特纳回忆道。加州民主党籍州长包朗随后跟进。然而关键的一刻，却是布什在曼彻斯特附近的货运站被魏尔特纳逮个正着之时，一名货车司机在魏尔特纳指点下，强迫布什就解除管制案表示看法，结果布什表示了反对的意见。曼彻斯特《工会领袖报》把他们会面的照片登在头版上，希尔暨诺顿公司立即把布什的意见传至全国各地。
一全美新闻通讯社表示，货运解除管制案可能成为总统大选中的“黑马”课题。魏尔特纳在她的政治独脚戏中安排了不少卡车司机上各类媒体，不过，群众对此案缺乏真正的兴趣。解除管制案终因潮流所趋而阻止不了，但是这种不寻常的游说技巧对情况确有缓和作用。
另一种新型游说技巧是动员州政府级的政治关系网，因为大多数参众议员在改选时还得仰赖这层关系。33岁，年薪45万的共和党说客史东，曾率直地表示：“华盛顿的政治权力来自华盛顿以外的地区——正如威尔逊总统所说门后的那把黑枪。所有的从政者都受改选的牵制，必须应付家乡的政治掮客，特别是那些凯觎其位的人。一旦你动员这批家伙，必须可以引起国会的注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史东这名精明的共和党人，1984年还在美国东北主持里根的竞选活动，后来竟与蒙代尔的竞选总干事贝寇组成联合阵线。选战过后数月，他们便合力帮忙公共安全协会推展关系。该会系一由华尔街大银行和投资公司组成的团体，希望阻止国会取消都市公债业免税的规定。贝寇是该会游说活动的负责人，他聘请了史东、蒙代尔前竞选总干事强森，以及里根1976、1980年和1986年竞选总部的宣传部长雷克。该会花了100多万元聘请他们，为的就是要仰仗其竞选活动式的游说效力。
银行家由于形象不佳，无法自己出面组织群众。“没有人喜欢投资银行家，”贝寇苦笑道：“如果我们说出必须保护纽约的投资银行团体这种话，立刻会成为众矢之的。”不过，由于贝寇多年来打交道的对象不外市长、立法官员和全国各地的政治掮客，他很快就发现，这些旧有的政治关系对其推动公债免税一案很有帮助。公债提供资金的对象是医院、运动场、飞机场、大学宿舍、集团住宅、会议中心、污水厂以及工业发展区。这些单位的支持者分布甚广，从城市的财政官员到地方工业、工会、大学校长和慈善机构都有。
贝寇提出新型游说的基本理论：“我们把竞选运动的技巧用到国会议员的选区，并在选区组织成竞选会。”他解释道：“我们所做的是如假包换的服务到家的施压工作，由于我们在全国每个选区都有熟人，所以不难找到愿意担任类似竞选总干事职务的人。如是我们展开工作，希望能影响这位议员。”
史东的关系网则以共和党员为主。在休斯顿时贝寇对我说：“我们的群众从慈幼修女团到劳工甚至商业区的生意人都有，劳工和商人15年来从不交谈，彼此看不顺跟，却为了同一个理由聚在一起——债券的经济利益。他们并不说话，却一致同意要与议员交涉。”
贝寇的游说目标是负责税法案的众院筹款委员会，该会有36位成员，贝寇和史东在其中19位的选区中建立了选战形式的联盟，起先，反对免税债券的呼声是来自罗斯坦考斯基主席和其他高层民主党员，但当委员会员返乡度周末时，地方联盟却向他们游说，并寻求支持。他们这才共商大计，讨论如何保护家乡父老的免税债券。
委员会态度的转变，对债券业和地方而言意谓着数以10亿计的金钱。财政部估计，如对每年营业额高达2000亿的私人用途都市公债业取消免税规定，5年内可有130亿的税收。税法案通过众院筹款委员会时，公债免税额恢复了55％，达到60％，税负也减为60亿。在参院中透过贝寇——史东的运作，恢复了更多的免税额，并把税负削至30亿左右——公共安全协会大获全胜，这是老式游说望尘莫及的。
贝寇，史东的运作相当成功，因其遵循了新型游说游戏的首要信条：影响国会最力者为家乡之政治掮客。
热钮所在
唤起选民往往更能奏效。银行业于1983年采取了这个选战技术的另外一招，而赢得了重大的游说胜利——在传统的老式游说行动失败之后。
银行不满1982年税法修正案的内容，该案要银行扣押顾客利息和红利收入的10％作为税款，正如雇主扣押员工薪水10％税款一样。这项法案受到里根总统、杜尔参议员和其他国会领袖的支持，估计每年约可增加75亿的税收，是大家该缴而未缴的。
对全国14000家银行而言，扮演税吏无疑是一项诅咒。银行面对顾客的烦恼自己也感到不安，但是，美国银行家协会循固有游说管道试图阻止法案，却没有成功。该协会的联络部门提议做个新的尝试——要一家芝加哥广告代理商李奥·贝纳公司找出能激发民意的热点。
李奥·贝纳公司的作法和从事竞选活动的民意测验专家一样，先从芝加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