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会吧南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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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出于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与向往，父亲选择留在大陆。
他辞职离开空军第五军粮所，开始了新的生活。
父亲、母亲
留在大陆昆明后，父亲与母亲相识了。
1949年底，伴随着共和国诞生的欢呼声，父亲、母亲开始了他们的婚姻旅途。父亲、母亲年龄相差整整三十岁。
心路漫漫（6）
母亲幼年丧母。过早地失去了母爱，在她的内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她的一生都不善于言笑。在她那过于严谨的神态下，蕴藏着女性的善良、淳朴。
20世纪50年代初，父亲就职于昆明裕成商行。“新社会，要有新知识！”父亲送母亲到文化夜校学习。
“你父亲送给我一支派克笔，上课的时候拿出来，班上好多同学都羡慕。”每当掏出藏在母亲心底的那一份回忆，她的脸上就会闪烁起一种难以捉摸的微笑。那是我们平时很难捕捉到的。
“你父亲身材魁梧，身子特别直。休息天他就穿西装系领带，头发还打上发油，走出去，有点与众不同。”
不知母亲特别爱整洁的习惯是否是从她的婚姻开始。
母亲先后生育了姐姐、我和弟弟三人。
1952年，父亲无职在家。当时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新加坡姑母寄过来的侨汇。华侨事务处派人来家，问是否需要救济。父亲说不想白拿国家一分钱，需要的是一份工作，在任何地区做任何工作都行。
于是，经华侨事务处介绍，父亲来到云南垦殖局蒙自分局做驾驶工作。同年10月，由于工作的需要，父亲连人带车调往森林工业局开远分局，往返于林区运送木材。
父亲在祖国大跃进时期，工作干得不分昼夜。
“我们南侨机工，不管是在国家民族争独立时期，还是在国家百废待兴的建设时期，都是为国家付之心血的。”这是我在对尚健在的老机工王亚六访谈时，他的肺腑之言。
在父亲的档案中，记录有他的诸多荣耀：1956年参加森林工业局先进生产者会议，得奖章一枚；获物质奖励六次（胸前印有奖字的纯棉内衣）；1958年到1959年，分别获得安全行车十万公里以上和先进生产者的奖状各一张。
工作单位欲送父亲去疗养，父亲说：“我身体好好的，怎么去浪费国家的钱？”
对那几张无任何装裱的奖状，父亲收藏如宝，直到“文革”中才被撕毁；而那几件印有“奖”字的纯棉内衣，则一直紧紧地陪伴着他的身体，直到临终随父亲化作了一缕轻烟……
那个“奖”字，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我的童年是在多彩的记忆中度过的。
由于父亲常年在林区工作，很难有机会回家。在我4岁以前，我见不到父亲的音容笑貌。于是，大我十岁的姐姐背上我，从昆明乘上火车，沿途又几次站在路边招手搭车，终于到达罗平的林业局车队。
父亲看到我们姐妹俩，顿时惊喜得发呆了！
“你们怎么来的？”
“只要看到写有‘林业’字样的车，我就招手！”姐姐大声地说。
“我告知他们您的名字，他们都说：‘知道，老华侨！’”
着一身劳动布工作服的父亲，从此，留在了我幼年模糊的记忆中。
之后，父亲调到昆明近郊工作。
休息天，父亲偶尔带我们到南屏街当时昆明少有的咖啡店喝咖啡。那一刻，我总是高兴得跟着父亲一路走、一路跳。一次，邻桌的人看着我和父亲的样子，对我说：“小姑娘，你的爷爷真好！”顿时，我的心沉了下去。以后，再也不愿跟随父亲一同上街了。
20世纪60年代后期，父亲被隔离审查了。母亲被迫带着弟弟随时代的潮流下放到了农村。
又要离别。临行前，父亲对母亲说：“凤英，你带着孩子先去吧！我虽然年纪大了，还挖得了地。等我回单位接受完审查，就到农村来，你不要嫌弃我！”“相信我，我不是特务……”
每当母亲回想起父亲的这番话语，她总会鼻子发酸。
我们一家开始了分居三地的生活。父亲回单位接受审查。他的审查一直延续到1973年1月。
母亲带着弟弟在农村起早贪黑地干活，全年所挣工分收入只能维持基本口粮。母亲吃苦耐劳的本领扶持着整个家庭生活。
1975年，在农村的母亲得以落实政策返城了。
次年，父亲退休了。但他还到离家很远的汽修厂工作。每天早晚两次赶公交车，有时被挤得摔倒在地，或是手被车门夹破，但他回家从未有过一声叹息，还哼着他的家乡小调找家务事做……
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红岩》等革命小说成长的我，最大的向往就是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我接受多次的家庭出身审查和团组织对我的考验。看着和我一起写入团申请书的同学已经成为一名共青团团员，那一刻，我恨透了父亲。是他影响了我，影响了我的进步，影响了我对组织的渴望……
可生活中，父亲在养育着我。再苦再累，他都默默承受。
每当家里炖汤煮肉，母亲总要把我和弟弟拉到一边悄悄交待：“你父亲年纪大了，让他多吃一点，你们年轻，有的是机会。”
在困难时期，父亲总是抢着吃玉米饭，母亲很无奈。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年过八旬的父亲再也累不动了，躺倒在病床上。
在医院的三个月中，不知何故，医生查房或来人探望，父亲讲的全是海南话。医生用问询的目光回头看我，我学会了简单的海南话。
回家养病的父亲基本不能下楼了。
心路漫漫（7）
那天清晨，母亲焦急地打来电话，说父亲不见了！
我连忙赶到家里，母亲告诉我说，她出去取牛奶，回来就不见了病床上的父亲。实在想不到，久病的父亲居然能走动，而且还下了六楼，不见了！
晨风中；我与母亲四处奔寻。终于在昆明的翠湖公园湖畔，看到了伫立在湖边的父亲。一根拐杖支撑着他瘦弱的身躯，纹丝不动！
“你！你来这里干嘛？”喘息不已的母亲急忙搀扶着父亲。
“我，我想回海南岛！到新加坡！看‘天和堂’！”
听着父亲一字一句地从嘴里蹦出来的这些想法，我和母亲感到非常的惊异。
“好，等你病好了，就回海南岛、到新加坡。”我和母亲劝慰着父亲，慢慢地把他扶回了家。
从此，再未下楼的父亲一直躺在床上深深地惦念着他的家乡，他的第二故乡——直到病故。
父亲走了，留下一张行军床、一只美国军用水壶、一本华侨登记证。
心路漫漫
人们经历过的种种事情，时间久了便沉淀为许多记忆。有些记忆是需要拿出来回放的，并细细回味。酸的变甜，甜的发酸。
人生需要有回忆！
在我幼年的记忆中，幼稚园的老师特别偏爱我。我的衣裙在当时穿的总是与别的小朋友不同，色彩鲜艳，款式独特。印象最深的是一条紫红色的连衣裤，开口在左肩上有一排纽扣，每次方便，都需老师帮忙。此时，老师就说：“看你这衣着，就知你家与众不同！”
回到家，我问母亲，母亲告诉我：“你穿的衣裙是你新加坡大伯母寄来的，当然就与别人的不一样喽！”
“新加坡在什么地方？”
“听说在南洋，很远很远。”
母亲把她所知的点滴向我输入。若干年后，我从父亲一些往来的信件中得知，新加坡的伯母一直盼着父亲回去，因伯父在新加坡沦陷后不久生病去世，父亲和伯父与两个海南同乡共同投资开办的“天和堂药店”需父亲回去照料。但父亲在两次机工复员时都因被派工作，没有赶上再返新加坡。后来伯母曾来信说，若父亲实在回不去，送一孩子回新加坡也行（伯母身边没有孩子），父亲没有把身边的孩子送过去。新加坡“天和堂药店”的股份和经营全留给了伯母。
……
我的家庭的确与别人的有点不一样。尤其是和我同龄人的父亲相比，我的父亲是一位老人，我出生时父亲已62岁。在我家居住的四合院里，邻居们都亲切地称他为“陈爷爷”。
我家居住的四合院里，共住着五户人家。楼上两户、楼下三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位双足被缠成三寸金莲的彭奶奶。她随时穿一身整洁的对襟衣服，说话总是很温和。据说，彭奶奶是个大家闺秀，受过良好教育。她能读书、写字、知书达理，很受人们的尊重。
那年我七岁，在我刚步入校门不久，不明白一家人怎会各居一方。母亲带着弟弟下放到了农村，父亲被隔离审查。
独居的我经常得到彭奶奶的照顾，冷暖、温饱她都会过问。夜晚我关门入睡，用被子把自己的身子从头到脚裹得严严的，即使裹得全身冒汗也不松开被。童年对黑暗的恐惧，使我总想一直亮着灯。迷迷糊糊中，就会听到彭奶奶轻轻的声音：“睡了吧？关灯！”
这位老人几乎每晚都在我入睡后，才去休息。
黑暗中，进入了我童年的梦乡。
清晨，又是在她温和的喊声中，我起床上学。
年少时期孤独的我，期盼成了我生活的主题。盼着哪天放学回家，门上的锁不再挂着。
呵！家里有人。一种快感从心间流过。母亲、父亲终于能分别不定期地回家来了。
母亲回来，打扫卫生、清洗被褥、千叮万嘱，又赶车回农村了；父亲回来，做好够我吃几天的饭菜，陪着我吃一顿饱饭又回单位了。
快乐时光总是那样的短暂，只在指间停留片刻，就匆匆溜走。
假期，我到农村找母亲和弟弟。做完田间的农活，回到家里我把在学校里学到的歌曲大声地唱出，弟弟也跟着唱，而且唱得非常卖力，母亲开心地笑了。歌声、笑声飞出了那村庄里简洁的房舍……
中秋节，四合院里的两家人早早地就邀我晚上到他们家过节。我选择了到楼上的王奶奶家。他们老两口及两个孩子加上我，围着一张圆桌对着门外的月光，开始过节。桌上摆满食品，月饼、什糖、水果、板栗……我不明白，为何要在这一天晚上，家人聚在一起对着月光尽兴地说笑，美美地饱餐。主人一家对我热情，不分里外。我不时地左右转身接着两边送过来的食物，听着他们一家人不紧不慢地聊着家常以及楼下彭奶奶的那个大家庭中传出来的欢笑声。此刻，我丝毫感觉不到过节有什么好处！
透过楼道的那一扇窗，我盯着月亮狠狠地看。为何月要圆！月圆人团圆？不明白，真的不明白！
父亲、母亲，月光下，您们身处何方？
那晚，我睡在床上没有开灯。屋子里洒进了洁白的月光，温馨、明亮。她默默地注视着我，似乎轻轻地对我呢喃：“睡吧，我会陪在你身旁。”那月光温柔地拥着我渐入梦乡。
哦！大自然是美的！
心路漫漫（8）
想念父亲，我搭车到了地处郊区的父亲所在工厂。经人指引，我找到了一幢已很破旧的楼房。那楼内是一内走廊，若无灯光，漆黑一团。顺着楼道右边走到底，在最后一间，我敲开了门。果然是父亲！一套洗得发白还打了补丁的劳动布工作服穿在身上，罩在里边的依然是那件很旧的印有“奖”字的纯棉内衣；几根花白的头发有点零乱，曾经圆润的面廓似乎一下子拉长了、还布有皱纹；扶着门框显得粗糙的双手还留有未褪尽的工作时的气味，一双脚套在同样是洗得发白的劳动球鞋里。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散发着劳动气息。
这就是父亲，我打心眼里不希望的父亲的形象，可他地地道道的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看到我，眼光有些散乱。愣了片刻，急忙拉我进屋。
“以后可不许乱跑，不安全。”
屋里除了一张床、两个小凳子、一个保温瓶，几乎没有更多物件。还没吃午饭，父亲用一个小煤油炉煮面条，我到另一房间去接水。那里积满污水，走到水龙头前，要从一块块垫高的砖头上走过。提着满满的一桶水，小心翼翼地走出来，一个念头在我心中一闪：年过七旬的父亲每天这样用水，万一跌倒怎么办？我心一慌，天哪！赶紧把这念头止住，不敢再往下想。
饭毕，父亲催促我快回家，因下午开会他要向群众交待他的历史问题。我想，他是不想让我看见他低着头的形象！
去看父亲，就吃了一碗酱油面，还带回一份心酸。
小学四年级，母亲生病住医院。做完手术，父亲送来鸡汤。我到医院门口接过父亲熬好的鸡汤。他询问了母亲的病况，待我转身要走，“宝玉”，父亲叫着我小名，我回过头，看到父亲即将要迈出的右脚又慢慢地放回了原地，他欲言又止的样子使我感到困惑。“没什么”，他费力地摆摆手，“让你母亲好好休养。”但我从他的目光里看到了焦虑、期盼和无奈。父亲原地不动地目送我走向母亲所在的病房。
那时我不明白，父亲为何不上病房看望母亲。
“你爸爸呢？”
“还在医院门口。”
母亲捧着手中的鸡汤发了一阵呆，才低头慢慢咽下。
小学毕业，班主任通知每位同学交户口册按户籍分中学。我急得坐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我的户口在农村！
当年报名入学后不久，全家下放，我的户口随母亲一起下放到了农村。弟弟随户口所在地报名入学。他的小学和当地农村孩子一样，几乎在田间完成，农忙完了才进教室学会几个简单汉字。而我侥幸坐在昆明的学堂，但还是“黑人黑户”地出入学堂。
怎么办？“愁”上了心头！
傍晚，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学校找到班主任，艰难地吐出了真相。
她沉默片刻说：“我明白了。”
我顺利地跨入了中学。
读书期间，我最怕的是开家长座谈会。同学的父亲不是穿军装就是四个吊袋的中山装，且个个年富力强。我曾闭着眼睛梦想：如果父亲穿军装、如果父亲穿中山装——但睁开眼睛，活生生的父亲却永远总是着劳动布工作服的老人形象。
唉！父亲，年轻时你的精力投在何方？
初中时，一家人团聚了，但父亲也退休了。为了供我们姐弟读书，他不顾年迈体弱，早出晚归，仍然出去工作，每月多挣四十元钱以补贴家用。每天清晨，父亲早早就出门。目送着他微驼的背影渐渐远去，我的心也有点驼了。
记得有一次，我患急性肠炎住进医院急诊室。母亲上班，我只好让小伙伴陪我输液。忽然病房门口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