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人群的生活方式-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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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重新选一个接班人。但是，这个愿望还没有完成，他就犯事儿了，他同冯季玲一起犯事儿了。直到犯事儿以后，他还以为冯季玲一是对他太痴情，二是个人野心太大，却万万没有想到，在经济上竟敢背着他搞那么大的名堂。他对专案组的人员说，那几笔款，都是冯季玲私自搞的，跟我没有一点关系。那是她的秘密账户，我根本不知道。想不到她侵吞了这么多公款，她的胃口太大了！
这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生产超产烟的问题更加严重了。他对审讯人员检讨说：“对于冯季玲的问题，我也有责任，问题确实很严重。真想不到她会这么贪婪。”
专案组需要的可不是这些，远远地不是这些！“你自己从中捞取了多少？！”他们严厉地问。
“我没有谋取任何好处。”他坚决地回答。
专案组人员不相信，4。6亿元违纪违法资金都哪里去了？他解释说，给职工搞福利了，用于再生产了，缴纳税金了……“我是否贪污受贿，全厂干部职工最清楚。”他很自信地说。在全厂干部职工眼里他是一个会经营管理的好厂长，不是败家子儿，不是穷了和尚、富了方丈的那种坏厂长。
难道这是真的吗？是真，还是假？李国庭居然给专案组画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风云突变专案组的秘密行动没有坚持多久。正如李国庭所预料的那样，很快就“露馅儿”了。“烟王”被押回省城，关在了看守所里。一切都按正规程序办。李国庭已被抓捕归案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的反响甚为强烈。
好戏果然迅速上演。李国庭的床头有人给放了500元钱。过了一段时间又放了1000元。能放钱，肯定也能交流信息。李国庭更加若无其事，有恃无恐了。
在张家口的查账工作也受到干扰。国税局让张家口烟厂补交税款，并且把银行账户给封了，还要查对一些年份的账目，说是经过了上级领导的同意。焦世谦马上在电话里把国税局的负责人批评了一顿，说烟厂的账全由专案组掌管，任何人不能插手。李国庭在的时候你们不及时收税，现在他成了犯罪嫌疑人，在查账的节骨眼儿上，你们倒来收税，这是什么意思？冻结银行账户，影响资金周转，影响生产，造成职工情绪不稳定，谁能负这个责任？我命令，必须立即解冻账户，撤走查账的人，否则后果自负！
“中国烟王”的命运沉浮第三章（9）
焦世谦很沉稳，这次他忍不住了。这通火发得很管用，账户解冻了，人撤走了。专案组的工作没有受干扰，没有被搅乱。王先治在上层也受到干扰。
他正在参加一个高层会议，出来解溲，一只手亲切地搭在他的肩膀上。他回头一看，是一位高官，年轻的高官。
“王书记，张家口烟厂是河北省的利税大户，没什么大问题，是不是就……”高官很严肃、很有分量地说，嘴却一直微笑着。孩儿的腮帮娘的肉，李国庭真有人心疼啊！
前面说过，王先治是个很谨慎、很规范的人，对上对下都很讲究礼数，绝不乱来，但是有一点，关键时刻，或者遇到突发情况，他往往就能自觉不自觉地打破一贯的风格，搞出一个不顾一切、大快人心、淋漓尽致的什么“创意”来。在“烟王”这个案子上，他已经前后搞过“秘密关押”和“固执握手”两项创意，现在他又要搞第三项了。
他很激动，他身不由己，他没有感觉到高官的微笑，更没有仔细想一下高官的话是一点毛病和破绽也没有的，以为人家是在给他的查案子制造阻力，是在干涉他的查案子，是在按住他的手不让他再干下去了，于是他就火了，想呐喊，想大声疾呼，想歇斯底里，想跳起来，但是他止住了，他忽然就有了新的创意，非常的美妙，四两拨千斤。
王先治特别心平气和地说：“这是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批示让查的。”也没有毛病，没有破绽。
他也张开嘴笑了笑，虽然他知道笑得很别扭。但是对方的笑容刹那间就收住了，像相声演员表演得那么快。
但是他不管这些，愤怒地拉上裤子拉链，继续开会去了。别看他瘦，剥掉皮浑身是胆！
王先治的痛快肯定是一时的，随之而来的干扰绝不会像笑容那样收住。专案组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李国庭的健康更加得到了保障。“两个基本点”过去只用了一个，现在更不需要用两个了，即非常地潇洒，却绝不糊涂。交代问题更不用指望了。不反过来审问专案组就是好事。你还别以为这是说着玩呢，一旦李国庭没事儿放出来，恢复功臣地位，专案组就该有好戏看了。王先治不接受拍肩膀的恩宠该当何罪？焦世谦一味地黑着脸穷追猛打到底是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他们真是顶着磨盘踩高跷———难上加难了。
李国庭哪有什么问题？完全的诬告陷害。这样的例子还少吗？你们可以说他的“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党代表、全国人大代表等荣誉都是骗来的，但全厂干部职工的眼睛也是能骗的吗？他们认为李国庭这个厂长当得不错，没有私搂，没有养肥自己，倒是给职工办了许多好事。他的办公室多么简朴啊！看看别的大企业厂长经理的办公室去！你们说他贪污受贿，我们没有看到。就专案组眼尖，就专案组看到了吗？那么你们倒拿出证据来啊！拿不出证据，只是查账查出了一笔数字，4。6亿，是挺邪乎的，但纸上谈兵，能让人信服吗？
李国庭的老伴也被“双规”了，而且更早，她也是党员。颇有点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的意思。刚宣布立案的1998年4月就把她找到了。她正在天津某医院做手术，乳腺上的问题。王登科找到了医院里。他是王宇的副手，大要案室副主任。此人最善于做具体工作，肯于跑腿，不怕麻烦。所以王宇就把“规人”和后勤这块工作交给了他。他完成得很出色。他“双规”了好多人。“双规”不是逮捕，态度既得严肃，又不能太严肃。他把握得很好。
他说齐红同志，省纪委找你了解一些李国庭的问题，马上跟我走吧！她说我刚做手术两天还没拆线呢。他说到宾馆里再拆线吧！就把她“规”到宾馆里来了。到第7天头上，王登科给她找来大夫拆了线。从此便一直“双规”着。李国庭根本就不怎么回家，什么事也不向她说，她也就交代不出什么来。但谁让你是“烟王”的妻子呢，委屈委屈吧！
齐红比李国庭小10来岁，在张家口市工业局生产计划科工作。老李被错划为“右派”，以及“文革”中挨整，她都始终坚信他是个好人，照顾他，侍候他，与他风雨同舟。那时候老李下放车间劳动，生活很苦，有了一个女儿，不想再要孩子了，但是据李国庭讲，由于“文革”，他摸不准她的例假规律了，掌握不住“安全期”了，所以才避孕失败，有了小儿子。那时他们都是很为国家着想的。
“改正”之后，李国庭当了工艺工程师，接着又当副厂长，再当厂长兼总工程师，一路攀升，权力越来越大，威信越来越高。全家过上了好日子。那时他们对好日子的理解比较单纯，不担惊受怕，有吃有喝有花有住，就很满足了。那时日子过得很踏实。两口子现在回忆起来，还十分留恋。齐红说，其实我们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主要羡慕的是人们能够平等相处，互相尊重人格，不要互相歧视。特别是老李当厂长以后，人们非常尊重老李，也对我很热情，我感到非常光荣。人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是因为老李对大家好。那时候他当厂长没有私心，以厂为家。为了抓好生产管理，他白天不回家，晚上也不回家。开始晚上不回家还给我打个电话告诉一声，后来也就顾不上告诉了，习惯了。家里这一摊子事，包括孩子的事，他一点也不管，全交给我了，但我也没有埋怨他，能让他安心为厂里做工作，也算我对国家做了一份贡献。他一心为公，不搞特殊，连国家奖给的几十万元奖金，都给了幼儿园。所以张家口烟厂才有那么大的发展，所以全厂职工才拥护他。如果他在70岁那年退下来时别想别的，也就什么事没有了。可是现在，麻烦了。
她在盼着麻烦过去。李国庭同样盼着。看来为时不远了。当时的形势就给人这么一种印象。尽管如此，焦世谦绝不相信李国庭没有贪污受贿的问题。智商高的人跟智商低的人，贪污受贿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前者让你看不见，后者让你一眼就看穿。李国庭是高智商作案，所以蒙骗了上下左右，蒙骗了广大职工。他是不会交代的。证据你又找不到。只是个超产烟的问题，该怎么办怎么办———就李国庭的地位和关系，恐怕只凭超产烟的问题是奈何他不得的，也就是说，该怎么办而不能怎么办。他就没事儿了。焦常委被逼到了悬崖上。
如果继续找不到证据，李国庭将被放掉，而且李国庭要是果真没有问题，他的固执可就成为大问题了，虽然他并不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但客观效果却是那样。这个错误他是犯不起的。焦世谦站在了悬崖上。 公爵王的作用焦世谦决定跳下悬崖，摔死拉倒。他让王炳森使用阎满常提供的炮弹。自从抓到李国庭以后，他加紧把阎满常供出的向李国庭行贿的事实进一步细化，这是惟一可做的最有效的工作。现在他觉得这颗炮弹打造得差不多了，决定向李国庭发射出去。不发射不行了，再拿不出他的事儿，凭什么一直拘留着？按照审讯的一般规律，专案组人员使用炮弹时总是一点一点地提示，让他自己说出来，因为当事人一旦发现已经掌握了他的事儿，就不敢再隐瞒了，就自己说，争取弄个好态度，但他又不知道你掌握了多少，他就尽量说全一点，其实你并没有掌握得很全，于是你就占了便宜。
专案组的人也想占李国庭的便宜，这个算盘可打错了。不仅没占便宜，连他们提示的他也不承认。
开始是一点一点地引导，某年某月某日，你是不是呼阎满常到你的住处？他说日子谁能记那么清，但是呼过是肯定的。呼他干什么？批点儿烟，给工厂搞些福利呗！没有向他要过钱吗？没有，绝对没有！
卡住了，态度非常坚决，就是没有，再怎么说也是没有。他不顺着杆儿爬。只得把提示具体化，怎么向阎满常要钱，要多少，阎满常怎么答应的，什么时间送来的，或者什么时间他亲自去取的。等专案组把阎满常交代的东西全说完了，倒净了，以为在事实面前、细节面前，他只有低头认输，不会再抵赖了，人总得要点脸面吧？
他却面不改色，心不跳，极为平静地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怎么会向阎满常要钱，我要钱有什么用？整个工厂都是我管理的，我退休了还能饿着我吗？
专案组的年轻人急了，说这是铁的事实，你怎么就不承认？他一笑说，铁的事实不行，得有证据。年轻人不再言语了，这是法律的基本常识：证据。焦世谦的脑袋“嗡”地一声。
急中生智，他想到了一部公爵王小轿车。这部轿车一直是“烟王”的“坐骑”，张司机开过，刘司机也开过。这部车是怎么来的呢？它不是张家口烟厂的公车，那么它是李国庭的私车吗？谁出钱给他买的？这个思路一打开，焦常委兴奋起来。可以从这里突破，这是一个缺口。
马上展开调查。很快有关公爵王轿车的来龙去脉就搞清楚了。1992年初，李国庭在河北宾馆吃饭，听宾馆经理说唐山城运会期间有一批外国捐赠的进口车要卖，比较便宜，他就通知张家口烟厂给河北宾馆汇去80万元，对经理说，宾馆买一部，给我也弄一部，要进口的。三天之后钱就汇到了。不久公爵王小轿车就买来了，李国庭很满意，但花的是账面上的公款，要想把车据为己有，就得跟公款不沾边，这得做点文章。
他先让河北宾馆于1993年8月把80万元还给了烟厂，其中给他买车的35万元他自然会补上的。他怎么补呢？他把阎满常叫到北京的某招待所，说我给你买一辆公爵王轿车吧。阎说我不要。但是过了不久，李国庭又把阎叫去，说车我给你买来了，咱们去看看吧。到院里一看，有一辆公爵王小轿车，司机是一个武警战士，车的牌照也是武警的，车里坐着李国庭的妻子。阎满常不说自明，这怎么能是给我买的呢？不过是让我出钱罢了。果然李国庭给他一个账号，让他往河北宾馆汇款35万元。所以这车不是给阎满常买的，他根本从未坐过，但款照汇不误。此后三四年的时间里，那个武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