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汉朝二十四帝-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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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既阻碍了士人的仕进之路，也伤害了士人的忠正之心。于是他们面对现实，或消极隐遁，或积极抗争，从两个不同角度抒写自己的人生。
汉代金饼
隐逸避世这是逃避现实，明哲保身，也是不苟同，不愿合作。李固、杜乔被害后，其弟子郭亮、董班、杨匡一同归隐，“终身不仕”。延熹二年（159），桓帝征召安阳人魏桓，乡人劝他应召，他说：“干禄求进，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现在后宫数千人，能减少一人吗？马棚中有万匹马，能牵走一匹吗？皇帝身边近臣权豪众多，能去掉一个吗？”都答：“不能。”魏桓于是慨叹道：“既然如此，让我活着去，死了回来，有什么用呢！”于是隐逸不出。这反映了一部分士人的共同心理。
与世抗争官吏如李固、杜乔，学者如郭泰、贾彪，他们迎面直上，拯世救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些人在桓帝时期，虽然没有建立统一的组织，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目的，这就是要革除弊政；他们有着共同的追求，这就是要挽救王朝的命运。
对于前一种人，朝廷觉得很放心，有时资助他们一下，有时也拿来表彰表彰。
对于后一种人，汉桓帝采取了两种对待方式：
不理不睬。如永寿元年（155），司隶、冀州等地发生饥荒，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太学生刘陶上疏痛斥桓帝“妄假利器，委授国柄”，朱穆、李膺等人“履正清平，贞高绝俗”，“宜还本朝，挟辅王室”。但奏书上达后，并没有引起注意。延熹九年（166）太尉陈蕃上疏抨击宦官“肆行贪虐，奸媚左右”，为蒙冤的官员鸣不平，劝谏桓帝“割塞近习与政之源，引纳尚书朝省之士，简练清高，斥黜佞邪”，也没有被采纳。
不依不饶。延熹八年（165），陈蕃任太尉，李膺复职，二人均不满宦官执政。有人告发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贪残无道，张朔惧怕李膺威严，逃往洛阳，藏到哥哥家。李膺亲自带领吏卒到张让家搜查，在夹墙中搜出了张朔，投入狱中，把案子审理清楚，就把张朔杀了。张让向桓帝哭诉，桓帝立即召来李膺，责以“不先请便加诛”。李膺力争，桓帝知道张朔确实有罪，也就不便再追问了。但张让心中却增加了一分仇恨。由于李膺、陈蕃、王畅执政清廉，打击宦官的力度大，所以太学生都把他们当作榜样。当时太学之中传诵着这样的歌谣东汉朱雀羽人飞龙彩绘陶灯：“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延熹九年（166），河内方士张成，得知朝廷要公布大赦令，便纵容儿子去杀掉仇人。李膺接到报案，立即派人将凶手捉拿归案，这时朝廷赦免令也下来了。经审理，李膺了解事情真相后非常愤怒，一切查实后，立即处理了张成。张成平素与宦官交往密切，桓帝也让他算过卦。于是宦官让张成弟子牢修向桓帝上书，诬告李膺和太学生、名士往来频繁，结成朋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桓帝接到牢修的上书，非常生气，立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逮捕党人。
太尉陈蕃拒绝执行诏令，桓帝更加愤怒，便把李膺等人关进黄门北寺狱。这件案子所涉及的有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和陈寔（shì）、范滂等200多人。陈蕃因上书极谏，以“辟召非其人”之罪，被免官。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党锢之祸共发生了两次，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发生在汉灵帝时期。
当时因党人案件牵连被捕的，都是天下有名望的贤士。被捕的党人在狱中受尽折磨，他们的头颈、手、脚都被上了刑具，叫做“三木”，然后被蒙住头一个个拷打，在狱中关押了一年多。
永康元年（167），颍川人贾彪自告奋勇到洛阳为党人申冤，窦皇后的父亲窦武也上书请求释放党人。这时李膺在狱中以攻为守，故意招了一些宦官的子弟，说他们也是党人。这时宦官才害怕了，对桓帝说：“现在天时不正常，应该大赦天下了。”六月初八日，诏令改元，大赦天下。200多名党人全部释放归乡。但名字记在三府，禁锢终身，一辈子不准做官。
永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汉桓帝刘志死于德阳前殿。第二天，窦太后临朝执政。桓帝荒淫了一辈子，却没留下一个子女。侍御史刘儵（shū）推举河间王刘开的曾孙刘宏继位，是为汉灵帝。
第三部分刘志个人小档案
姓名：刘志出生：阳嘉元年（132）
属相：猴卒年：永康元年（167）
享年：36岁谥号：桓皇帝
庙号：威宗年号：建和、和平、元嘉、永兴、永寿、延熹、永康
陵寝：宣陵父亲：刘翼
母亲：叄骰屎螅毫河ā⒌嗣汀Ⅰ济睢 �
子女：无继位人：汉灵帝刘宏
最得意：有幸成为皇帝最失意：未能真正掌权
最痛心：“贵人”闹事最擅长：依顺宦官
第三部分汉灵帝刘宏
建宁元年（168）——中平六年（189）
汉灵帝刘宏能登上皇帝位，是幸运的。
汉代绿釉弦纹壶
汉桓帝刘志虽然36岁而终，但身后并无子嗣，年轻的窦皇后（桓帝死后被尊为太后）及其父亲窦武，把继承人的年龄设定在少年段。刘宏的曾祖父是河间王刘开，父亲解渎亭侯刘苌与桓帝刘志是堂兄弟，刘宏是桓帝的亲堂侄，当时只有12岁。
刘宏能登上皇帝位，又是不幸的。
汉桓帝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外戚跃跃欲试地准备统理朝政，宦官虎视眈眈地觊觎着皇权，士人的不平之鸣，遍野的饥民之声，合奏成一曲悲哀的末世之歌。
汉桓帝永康元年（167），刘儵以光禄大夫身份与中常侍曹节带领中黄门、虎贲、羽林军一千多人，前往河间迎接刘宏。建宁元年（168）正月二十日，刘宏来到夏门亭，窦武亲自持节用青盖车把他迎入殿内。第二天，登基称帝，改元为“建宁”。
这样，刘宏便懵懵懂懂地由一个皇族旁支已经落魄了的亭侯子弟，摇身一变而为万乘之尊。
第三部分徘徊于外戚与宦官之间（1）
东汉自和帝刘肇登基后，迭出少年（包括幼儿）皇帝，他们不懂国家政务，因此造成了外戚和宦官轮番窃掌国柄的斗争局面。而且这种斗争有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汉灵帝时期也是如此。
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便不可阻遏地爆发了。一方以窦太后、窦武为首，另一方则以曹节、王甫为首。
灵帝即位后，由于年小，仍由窦太后执政，论功策勋，封窦武为闻喜侯；其子窦机为渭阳侯，位拜侍中；其兄子窦绍为鄠（hù）侯，迁步兵校尉；窦靖为西乡侯，位拜侍中，掌管羽林左骑。窦氏一家权倾朝廷内外，十分显贵。
窦太后临朝后，复用陈蕃，大小政事，均由陈蕃参与定夺。陈蕃与窦武又起用了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中受挫的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使之列于朝廷，参议政事。这赢得了许多士人的心，“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想望太平”。
灵帝即位后，宦官曹节被封为长安乡侯，暂时受到压制，但通过灵帝乳母赵娆（ｒáｏ）及太后的身边宫女，向太后献殷勤，取得了太后的信任。
陈蕃与窦武对此非常担忧。于是，密谋欲除去宦官，但太后一直犹豫不决，迫使陈、窦二人采取武力消灭宦官集团，但密奏事先被宦官得知，激起事变。
永康元年九月初七日，宦官就发动了宫廷政变。他们把灵帝骗出来持剑开路，关闭宫门，逼迫尚书起草诏令，任命王甫为黄门令；胁迫太后，夺取了玉玺，派人去逮捕窦武等人。窦武不受诏，与侄子窦绍边战边退到军中，召集数千人镇守都亭。陈蕃听说发生变乱，率属下官员及太学生80多人，手持兵器冲入承明门，与王甫军遭遇。陈蕃被逮捕，送到北寺狱。看守的宦官连踢带踹地骂陈蕃：“该死的老鬼，看你还能不能裁减我们的编制，削减我们的薪俸了！”当天便把陈蕃折磨而死。
天刚亮，王甫便带领虎贲羽林军，同包围将军府的不明就里的张奂军队会合。他们假传诏令，诬窦武反叛，引诱窦军投降。窦武与窦绍汉代带罩铜灯势单力薄，被重重包围，最后被迫自杀。随后，窦家宗亲、宾客以及姻亲，抓到的都被杀掉。又将窦太后迁入南宫，将窦武家属迁徙于日南。自公卿以下，凡是陈蕃、窦武举荐的，以及他们的门生、旧属，一律免官，永不录用。
宦官集团取得了宫廷政变的胜利。之后，灵帝被迫升任曹节为长乐卫尉，封育阳侯；升任王甫为中常侍。其他朱瑀、共普、张亮等6人封为列侯，11人封为关内侯。于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表气”。
熹平元年（172），窦太后的母亲病故，太后忧思成病，也于六月初十日在南宫云台去世。宦官们对窦氏积怨很深，竟用一辆简陋的车装着太后的尸体放在城南一个宅院中。几天之后，曹节、王甫打算用贵人的礼节为太后发丧，灵帝没有同意。曹节等又想把太后葬于别处，不和桓帝合葬。对此，灵帝也拿不定主意，于是诏令公卿会议讨论。会上，大家观望了很久，却都不愿意先说话。最后廷尉陈球说：“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临天下，宜配先帝，是无所疑。”宦官赵忠连讥带讽，威胁陈球，陈球却毫不畏惧，太尉李咸也表示支持。曹节、王甫则强调“窦氏罪恶”，力议其非。李咸再次上疏，认为“后尊号在身，亲尝称制，且援立圣明，光隆皇祚”，甚至说：“太后以陛下为子，陛下岂得不以太后为母！”这才使灵帝同意了“合葬宣陵”的主张。
太后葬礼之争是外戚与宦官这次较量的尾声。这样的事情尚且拿到公卿会议上讨论，可以看出灵帝的昏庸无能和无可奈何。廷议中赵忠、曹节、王甫与公卿同堂对簿，又用带有讥讽和恐吓的语气相争，可以看出宦官是何等的骄横霸道。
从这时开始，一直到灵帝死去的中平六年（189年），整个灵帝一朝，都在宦官势力垄断之中。
宦官集团的罪恶行径，概括起来，大致有这样三个方面：
制造了第二次“党锢之祸”从灵帝做上皇帝的那天起，他的深层心理就被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着。随着灵帝在阴谋和险恶四伏的宫廷中不断长大，这个阴影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厚重。渐渐地，他对皇位与皇权形成了一种异常敏感以至于脆弱的心理，总是恐惧有人图谋社稷，觊觎王位，侵夺皇权，就像他突然得到皇位那样，又在突然间丧失。
宦官们非常透彻地了解汉灵帝的这块心病，也总想利用他的这种心理，因而不断地营造“谋反”“叛逆”的气氛来吓唬灵帝。永康二年（164），曹节指使人奏请“诸勾党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宇、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请下州郡考治”。灵帝问道：“什么是勾党？”曹节等答道：“勾党就是党人。”灵帝又问：“党人做了什么恶而要杀他们？”答道：“他们相互勾结，图谋不轨。”灵帝问：“他们想做什么不轨的事呢？”答道：“想要夺权窃国。”灵帝这才奏准。宦官这样做的结果，一是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二是使灵帝更依赖于自己，三是消灭了敌对政治力量。
第二次党锢之祸就是这样发生的。
第三部分徘徊于外戚与宦官之间（2）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之后，李膺等虽然被罢官并终身禁官，但天下士大夫都一致推崇他们的操守而抨击朝廷，还给他们取了许多赞美的称号：称窦武、陈蕃、刘淑为“三君”，君是指被奉为一代之典范；称李膺、荀翌、杜密等人为“八俊”，俊是指为人之英杰；称郭泰、范滂、尹勋等人为“八顾”，顾是指能以自己的德行引导别人；称张俭、翟超等人为“八及”，及是指能引导别人追求典范；称度尚、张邈等人为“八厨”，厨是指能施财物救人危困。
外戚被诛除以后，党人清廉自守，在社会上威望极高，他们为陈蕃、窦武申冤，攻击时政，自然涉及到宦官的切身利益，因此遭到宦官的嫉恨，每拟诏书，总是重申“党人之禁”。
中常侍侯览对张俭尤其怨恨，他的老乡朱并是个奸邪小人，平时为张俭所唾弃，侯览便授意他诬陷张俭，朱并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24人“熹平石经”残石
互相别署称号，结成朋党，图谋社稷，而以张俭为领袖。诏令收捕张俭。永康二年十月，曹节也乘机奏捕、拷杀虞放、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妻子皆徙边。此外，借机报私怨和地方官滥捕牵连，以至死、徙、废、禁者又有六七百人。熹平元年（172），宦官又指使司隶校尉捕党人和太学诸生千余人。熹平五年（176）进一步下诏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族亲，都被免官禁锢。直到黄巾大起义爆发，党人的禁锢才被解除。
这就是历史上第二次“党锢之祸”。至此，贤能忠义进步势力遭到彻底打击。宦官们通过镇压，消除了与自己直接抗衡的力量，宦官专权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导致了社会的极端黑暗宦官是一个十分腐朽的政治集团。身体的残缺和社会的鄙视，使得他们具有卑劣的人格和极强的报复心理。因而当这个集团左右了皇帝，操持了朝政，总揽了大权之后，社会的极端黑暗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政治上，挟主专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宦官集团的独裁统治。只要对他们稍有不满，他们就诬告陷害，或流放禁锢，或罢官下狱，或杀身灭族，无所不用其极；在经济上，兼并土地，恨不得天下所有的良田美地、山林湖泽都占为己有，杀人越货，巧取豪夺，与强盗无异；在生活上，腐化糜烂，挥金如土。
他们还引导灵帝荒
